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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大城市抢人逻辑:当农民工不再跨省

2018年第10期

  自去年以来,不少大城市纷纷降低落户门槛,大学本科、大专甚至中专学历的都可以落户。尤其是最近天津推出的“海河英才”人才行动计划,把“抢人大战”推向了高潮。加入抢人行列的多为省会城市甚至直辖市,集中了各种社会福利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资源,为何还要抢人呢?

大部分城市出现流动人口“净流出”

  看到这个标题,想必大家都会心生疑虑,这些年来中国的城镇化率水平都是以1%以上的速度在提高,简单测算,即城镇每年增加的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人。所谓常住人口,按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就是在一个地方呆的时间超过6个月。
  说实话,本人对于每年城镇的常住人口增加2000万也感到困惑:第一,2017年中国自然增长人口只有737万人,就算其中的70%增长落在城镇,那么,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也就是500多万;第二,按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进城农民工数量增加125万人;第三,据估计,2017年新增本科、大专等人数700万左右,按其中50%来自农村来计算,从农村进城的学生数量约为350万人。把上述城镇人口增加的三类主要方式加总,也不过975万人,还有1000万人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成为城镇的常住人口的呢?或许是由于市辖的农村行政区划改变,撤县设市或撤县设区,于是所在地有1000万人“农转非”。
  但从2015年开始的流动人口数量减少。所谓流动人口,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也就是说,人的居住地不在户籍所在的市辖区内,就叫流动人口。如户籍在上海崇明的农民,如果居住在上海的虹口区,就不算流动人口,但若居住在浙江,就算流动人口了。
  2015年流动人口减少400多万,2016-17年两年减少了300多万。流动人口2017的减少有两个路径,一个是流动人口回到老家了,另一个是流动人口在居住地落户了。
  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居多,从客流量的统计数据看,2017年全年的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客流量的加总出现了首次下降,2018年的春运客流量也出现了下降。
  也就是说,尽管人口总量还在增加,城市化率水平还在提高,但流动人口数量已经绝对减少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大部分城市的流动人口出现“净流出”的原因了。若对部分省市的常住人口中扣除自然增长人口后,观察到很多省份的大部分城市都出现了人口净减少。

大城市抢人逻辑当农民工不再跨省

  即便是人口流入量最大的广东省,在可获得的19个城市人口统计数据中,居然有11个城市的常住人口扣除自然增长人口后出现了负值,也就是人口净流出。而上海、北京和天津三大直辖市不仅出现人口净流出,而且常住人口数量也出现下降。
  连经济最发达的直辖市和GDP规模第一的省份下辖的城市都出现了人口净流出的问题,这就给不少省会城市带来了对未来人口流出的担忧,尽管迄今为止,大部分省会城市的人口还是净流入的。
  相信各省级政府不会对此熟视无睹,尤其是过去几年一度出现过常住人口数量减少的城市,如天津、西安等,一定会充分评估劳动人口,尤其是人才对于一个城市的劳动要素供给和消费拉动的意义。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披露,新增外出农民工主要在省内流动,省内流动农民工增量占外出农民工增量的96.4%。而2016年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农民工比上年减少79万人;2015年跨省流动农民工比上年减少122万人。
  从细分数据看,跨省流动的农民工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这与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相对偏年轻有关。
  但是,农民工老龄化问题已经日益突出。如“2017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9.7岁,比上年提高0.7岁。从年龄结构看,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2.4%,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的比重为21.3%,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自2014年以来比重提高呈加快态势。”外出农民工增速的下降,恐怕与人口老龄化相关,因为年纪越大,外出打工的动力就越不足。
  2017年,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4.3岁,与农民工的平均年龄相差5.4岁。
  此外,不同区域农民工薪酬差异的下降,也是导致跨省农民工数量下降的原因。如2017年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350元,比上年增加233元,增长7.5%,但在东部(3677元)和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只增长6.4%,西部和东部农民工的收入差异不足10%。
  收入差距的缩小,可能与农村可流出劳动力总量的减少有关,也与这些年来中西部地区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有关。
  研究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实现额占当年名义GDP比重超过85%的,绝大部分都属于中西部省份。例如,富士康原先都只在国内的东部沿海地区设厂,如今,富士康已经中西部地区的很多城市都设了厂。

摘编自2018年5月28日和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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