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图概况 | 馆内游览 | 网上资源 | 馆藏资源 | 活动通告 | 论坛 | 支持我们 | 返回主页
 年  期
首页 > 组织机构与出版物 > 新世纪图书馆 > 专稿

组织机构 读者信箱

  

信息时代的三个阅读问题

2006年6期

王余光

  在我的心目中,常熟是一个藏书家辈出、书香色彩非常浓厚的城市。虽然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上,常熟可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城市,但在中国文化的版图上,常熟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据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记载,常熟籍藏书家的人数仅次于苏州、杭州两地,名列全国第三。有人统计,在明清人才最多的城市中,常熟排名第六;在明清科举中出状元最多的城市中,常熟排名第七。所以常熟理工学院的同学们在这样一个有着深厚文化渊源、令我们梦寐以求的历史文化名城里读书,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啊!
1 荧屏泛功用化与专业细小化对阅读的冲击
  我自己是搞中国古典文献的,也涉及到图书的出版、流传、收藏与阅读研究。“信息时代的阅读”这个话题今天已经倍受重视。早在10年前,即1995年的时候,我曾和我指导的研究生在《光明日报》上做过笔谈,讨论在信息时代、在荧屏时代,读书可能受到的冲击。从我这十几年的感受、学者的著作及国外的资料可以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荧屏(包括电视、电脑等)的普及和功能广泛化,人们对一些严肃、有深度的书籍越来越淡漠,越来越远离。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譬如,现在的一些大学生经常晚上不睡觉,在网络上游逛到很晚,聊QQ,根本无心去学习。把过多的时间花费在这上面,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结果就是他们很难进行较强的逻辑思维,甚至连语言表述也比较有困难。因为在QQ上、在网上,人们的思维往往是片断的和“闪烁”的。比如,QQ上的聊天往往是单独的对话,一句话往往就只说半句话。这样一来,就养成了一种不良的表达习惯乃至思维习惯。在网络上,人们的阅读也很难深入。比如说,你要在网络上阅读一篇文章,但与此同时,广告一个接着一个弹出来吸引你的眼球,涣散你的注意力。这个问题也是很严重的啊!我平时跟北大的本科生、研究生对话,就发现某些学生怎么老说‘半句话’呢?老是从一个主题快速跳跃转移到另外一个主题,很难集中深入地跟你交流。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时代病、电脑病,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我记得五年前曾流行过一本书———《第一次亲密接触》。我让学生借这本书给我看,发现里面用的都是一些网络上的语言,我几乎很难读懂它。为什么他用汉语写的文字我都很难读懂呢?作为一名教师,我经常跟我的学生接触。很多人认为,人们应能很准确地运用母语,应能很系统地进行逻辑性的思维,不管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在从事学业和科研时都很重要。
  现代教育的发展,特别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使得专业分得非常细,就拿人文学科方面的来说,把中文、历史、哲学的东西分得很细,学生的专业很窄。如搞先秦史的,就只读先秦的书,这是很不够的。太细的专业造成学生知识面太窄,学术视野不足,以后就可能缺少发展的前途。近五年以来,高等教育界对这个问题逐渐敏感起来。大家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培养本科生,要淡化他们的专业,扩大他们的知识面,让他们有一个非常宽阔的视野。刚才曹培根主任跟我讲,常熟理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是把历史、中文结合在一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办学模式。北大近五年来也不再按专业招生了,而是按学科招生,以后还有可能按大文科来招生。我在北大开了一门面向全校的“中国名著导读”普通选修课,对象是各个专业的学生。每次我去上课的时候,座位都被坐得满满的,让我很欣慰,这反映了跨专业学习、阅读的优势。
2 经典的阅读与中国文化的传承
  荧屏的冲击和教育专业过窄这两个问题对我们提出了一个思考:我们是否缺少深度的阅读、缺少对严肃作品的阅读?有数据表明,中国人读书的热情和个人藏书的数量都在不断地下降。我觉得这个下降的趋势跟刚才讲的两种现象是有关系的。也正因为下降,我们要重视它。现在有很多学者呼吁让大学生们看一些经典的读物。其实这个呼吁也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
  从大的角度来讲,阅读往往关系到民族文化的问题。因为民族文化思想往往是要通过阅读来传承的。举个例子,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学生们在清华念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到美国留学。同学们在留学前请当时在清华任教的梁启超先生开列一个国学书目。梁启超便给他们开了个“书单子”,而且就为什么要阅读传统经典提出了两层意见。一是作为中国学人,就有必要读一些中国传统经典。一个中国科学家与一个外国科学家,区别不在“科学”,而在“文化”。二是大家不仅需要阅读必要的经典,对那些“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和“有益身心的格言”还需要“熟读成诵”。不只是梁启超,很多学者都在这个问题上发表过自己的观点。比如说,朱自清教授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就写过一本小书,叫《经典常谈》。这是我每次上《中国名著导读》课时都要开的第一本参考书。这样的一本书,中学生就应该读了,但是很多大学生还没有读过,所以我要求他们去读。
  由此可见,80多年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已经意识到中国文化受西方文化冲击的问题,担心中国人走向世界时会忘掉民族的文化。中国文化如何继续的问题,在当时就已经是很重大的问题了,一直持续到现在仍然存在,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矛盾更尖锐、更危急。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更加消极地对待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会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必承担如此沉重的历史责任。但如果我们每个读书人都不承担这样的历史责任,那么这个文化将会中断以至彻底消退。我自己在想,我们青少年现在喜欢的东西,都不是中国自己的东西,他们喜欢吃的快餐是肯德基,他们喜欢看外国的大片,他们喜欢玩外国的电脑游戏。这就是一种文化上的“消退”。
  越来越缺少深度的阅读,越来越缺少对中国传统经典的阅读,是80多年来知识分子非常担忧的问题。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好,各国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也好,都提出要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因此,我们强调阅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书籍就具有更大的必要性。况且,要改变荧屏时代、专业狭小对读书的冲击,深度阅读也就越来越重要。不仅是我个人,很多学者也都持这种态度。2002年我在“北大论坛”上做过一个类似主题的讲座,呼吁大家要加强深度阅读,加强对中国传统经典的阅读。
3 推荐书目与读物选择
  如果我们认可在荧屏时代需要深度阅读,扩大知识面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去阅读什么?几年前,北大60多位教授聚集在一起,开了一个书目,叫《北京大学学生必读书目》。后来我在学生中做了一个调查,问大家知道这些书目吗?结果没有多少人知道。由此可见,读书是一件很个性化的事情,不可能由谁来强迫你。像北大那样一个有着宽松环境的学校,更不可能强迫任何人去读书,尤其是那些课程以外的阅读。据我了解,中国很多大学,比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苏州大学,都推荐过这样的书目,只是影响的程度不同。有的学校把它作为必修课,比如武汉大学,也就是说,学校推荐的书学生必须看,看了才能得到学分。这样用带有强制性的手段逼迫学生去看,我认为效果并不是很好。
但是有些学生对学校开出来的这些书目也提出了疑问,“我为什么要读这些书目里开出的书呢?”这也是个相当突出的问题。
  据我了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早在20世纪初就开设了这样的课程,教学内容就是人类数千年传承下来的经典著作。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创设的“文学人文”必修课,提供的是一个欧洲文学名著的标准选目;“当代文明”必修课,则提供了一个哲学和社会理论名著选目。但是,近年来,这些课程也受到挑战。挑战的学生问,“我为什么要读这些书呢?”
  大家知道,美国的大学里,学生的来源是非常复杂的,而学校所选的这些书大都是从古希腊到基督教文明期间所形成的著作。我是个华人,如果在美国上学,我就要问老师,你为什么让我读这些书呢?为什么不让我读《论语》呢?诸如此类的问题,构成了很大的矛盾。在中国同样如此。比如说我讲“中国名著导读”,有些留学生也会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就跟他们说,我讲授的课程是关于中国名著的,你要么接受要么不接受。但学生们在课堂上也还会提出这样的质疑:“在中国名著里,你为什么讲这本书而不讲那本书呢?”
  在20世纪50年代,北京图书馆开了一个《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这个书目是经过郭沫若、俞平伯、何其芳等人审定的,具有权威性。但是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个书目似乎没有公布,一直到70年代末的时候才在杂志上公布。当时读书的风气很浓,大家都很喜欢这个书目。其实这是一个很差的书目,它列举了中国古代重要著作20种,但受制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里面连《论语》这样的书都没有。我自己长期坚持一个观点,假如有一个外国人问我,“我只想读一本中国书,你能告诉我要读哪一本?”我就会告诉他读《论语》。我对这样的一个书目抵触很大,但当时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反叛精神,我们不问“这个书目,我们为什么要阅读它?”。
  随着时代的推移,这种现象已经过去了。但开始凸现出这样一个问题:“或许我可以接受你提倡的深度阅读和经典阅读,但是我们读什么?我为什么要读你说的那本书?”这是一个“抗争”,它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阅读一方面是一种社会现象,带有倾向性;另一方面,阅读又很个性化,一个人喜欢的书并不一定为另外一个人所喜欢。这两种现象都是普遍存在的。我自己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尊重学生的个性化选择;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从社会的角度、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个性化的选择,在宿舍里同学们要看什么就看什么,我们讨论的是社会化的大众阅读。
  我曾在武汉大学执教过,武大的书目我是参与了的,但我对这个书目不满意。书目里有朱熹的《四书集注》,却没有《论语》和《孟子》,有些人认为《四书集注》和《论语》、《孟子》是一回事。对于清华大学的书目,我在很多公开场合也批评过。它里面收了一本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却未选《资治通鉴》。我当时就不解,我如果没有看过《资治通鉴》,怎么能看懂《读通鉴论》呢?
  我们有权质疑,因为阅读问题是个人的一种权利,但这种权利经常被剥夺。比如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天天背着一个小红包,里面放着的就是《毛主席语录》。当时只能读这一本,没有别的可读,不可能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来选择自己的读物。我上大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北大图书馆有一个“禁书阅览室”,甚至像《教父》这样的书当时都是被禁的。
  今天,我们就要捍卫我们这个自由选择读物的权利,自由选择我们所喜爱读的书的权利。同学们想一想,你们的这个权利是非常有限的,你们从开始识字读书起,有多少权利选择过自己喜欢阅读的书?你们很少有这样的权利。为什么?因为你们阅读的时间,阅读的材料都被老师所规定了,被你们的教材、教辅书所“规定”了。老师给你开的参考书,你读不读?不读的话,这门课就甭想“及格”了。大学时期还好,中学生的时候就较痛苦了。
  另一方面,你们受时尚的影响、约束。一本书大家读过,你作为一名年轻人没有读过,你会觉得很尴尬,不得不把时间花在它上面,比如说某些流行无聊的书。但实际上,这些书你自己认为是没有价值读的。这就不“自由”了。今天学校强调我们要扩大阅读面,进行严肃阅读,给我们一个书目。但这个书目并不一定是合理的,甚至好多书目是完全不合理的。我刚才所举的武大的书目、清华的书目、50年代北京图书馆的书目都是有疏漏的。
  还有一个世界性的倾向,推荐书目都注重人文知识,而忽略科学精神。我举个例子,在哈佛大学,有两个学生当时也碰到了如何选择读物这样的问题。他们采访了哈佛大学113位教授,请教他们该读哪些方面的书,然后把这些书汇总起来,编成一本《哈佛大学113位教授推荐最有影响的书》。其中有一位物理学的教授,叫谢尔登·格拉肖,是得过诺贝尔奖的,他拒绝开书目。他拒绝的原因是,我喜欢的并不一定是学生喜欢的,我喜欢的你们又看不懂。因为他搞的是高深物理学方面的研究。然后这个教授大发牢骚,他觉得文科的教授喜欢给学生开推荐书目,而且嘲笑理工科的人没文化,就懂得一点技术。这非常不公平。
  我在报纸上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有搞《红楼梦》研究的人说,如果你没看过《红楼梦》,就不配说自己“是中国的一个学人”。那我要问,在曹雪芹之前,中国就没有学人了吗?那么,搞鲁迅研究的人也可以说,假如你不看鲁迅的书,简直就不配是中国的一个学者。那我要问,鲁迅要是不出生的话,中国一个学者也没了啊?这么说,如果我把《红楼梦》都研究透了,把《鲁迅全集》都读完了,就可以成为一个中国学人了。我才不相信这个鬼话,但是我们年轻的学生们却常常容易相信这些话。
  所以,关于阅读什么书籍,我们没有一个“经典的”标准。我自己虽然在课余也搞这方面的研究,有一些论证,但也只是“一家之言”,无非是启发大家的思考。
  同学们,在目前的状态下,可遵循自己的兴趣来寻找自己的读物,不必盲目地听从某些专家的所言,要按照自己的愿望,既广泛而又深入地阅读。

编校:方 玮

苏ICP备05016133 版权所有©南京市成贤街66号南京图书馆 建议分辨率 1024*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