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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缘与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研究

总27期

范并思

  【摘 要】 李小缘于1926—1927年间发表的三篇论文,研究了公共图书馆的基本性质与特征,以及公共图书馆立法等重要问题,是当时最重要的公共图书馆研究文献。李小缘是中国公共图书馆研究的先行者。

  【关键词】李小缘;公共图书馆;图书馆学史

  【Abstract】 Li Xiaoyuan was one of earliest librarian on public library in modern China. Li’s three papers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paper. Li had studied the characters and legislation of public library in 1920’s, and was a forerunner of research on the public library in China.

  【Key words】Li Xiaoyuan; Public library; Librarianship history

 

  近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受日本、英美公共图书馆影响而创建与发展。清末一批主张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将图书馆纳入了他们倡导向西方学习的内容。但是,这批知识分子毕竟不是熟悉图书馆专业的专家。早年学者介绍国外图书馆时,往往把西方图书馆与我国传统藏书楼混为一体,如我国早期倡导建设图书馆的郑观应、李端棻等都将西方图书馆与中国若干局部开放的藏书楼相提并论。即使到了清末民初,学者们也不大注意他们介绍与倡导的图书馆中,既有学校图书馆,也有公共图书馆。在孙毓修等人看来,只要有了对读者开放和新式管理这些“图书馆”的条件,就是现代图书馆了。清末于湖南、湖北等地建立的图书馆,可以说就是这种模糊图书馆理念的产物。当时的省立新式图书馆一般具备了“公立”特征,却不具备“公共”的特征。如有图书馆规定“不得携带僮仆幼孩”等,很难使人相信这样的图书馆是为普通民众服务的。图书馆普遍采取阅览卷的收费服务方式,也无法起到使普通民众利用图书馆的目的[1]。
  1917年以后,系统学习图书馆学的知识分子数量增多。他们对公共图书馆有了更多的认识,在文章中更加自觉地引用公共图书馆的理论与方法。如刘国钧1921年在《金陵光》发表《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2],文中虽未使用“公共图书馆”一词,但文章中“近代图书馆”基本是定位于公共图书馆。1923年,杨昭悊发表了《人民对于公共图书馆的权利义务》[3],刘国钧等人也发表了介绍美国公共图书馆的文章,这表明图书馆学界对公共图书馆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在当时大多数人眼里,仍然没有清晰理解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意义。直到1925年,梁启超先生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那篇著名的演说辞中,仍反对实施平民化的公共图书馆服务。梁先生以“群众图书馆”称呼“公共图书馆”,他说:“美国式的群众图书馆,我们虽不妨悬为将来之目的,但在今日若专向这条路发展,我敢说:他的成绩,只是和前清末年各地方所办的‘阅书报社’一样,白费钱,白费力,于社会文化无丝毫影响。”[4]对于当时的这种状况,孔敏中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国中所有图书馆,不外极简单或有名无实的某某公立图书馆,某某学校图书馆,与几个少数的私立图书馆两三种而已。至于目前急需的公共图书馆,‘儿童图书馆’,‘盲人图书馆’等的成立,不知何日方能实现;我们的图书馆事业和‘现代的图书馆’的标准,实在相关太远。”[5]
  1925年,美国图书馆协会派了美国图书馆协会会长鲍士伟(Arthur E. Bostiwich)来华调研。鲍士伟既是圣路易公共图书馆馆长,也是美国公共图书馆理论的主要研究者。鲍士伟在华演讲的最重要主题就是公共图书馆问题。从当时图书馆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的反响看,鲍士伟对于公共图书馆的关注,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注意。只有很少几位学人受到鲍士伟演讲的影响。这几人中,就有当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李小缘先生。


  听了鲍士伟多场演讲后,李小缘先生写下了《对鲍士伟博士来华之感想与希望》。这篇文章主要介绍鲍士伟来华演讲的内容,包括鲍士伟所说办公共图书馆相关的八件事。文章于鲍士伟先生离开中国前,发表在梁启超先生创办的《晨报副刊》上。尽管是介绍,李小缘先生却注意到了公共图书馆的许多实质性特征。例如,公共图书馆的重要特征是免费服务,在该文“成人教育问题”一节中,李小缘先生写到:“公共图书馆,是减少不识字之武器。图书馆为人民之自由学校免费学校,或者叫他人民大学也可以的。”[6]这段话,是新图书馆运动期间很少见到的提及图书馆“免费”的文字。
  或许受到鲍士伟博士来华演讲公共图书馆启发,或许是在投身“新图书馆运动”中更多地了解了中国图书馆事业,次年,李小缘先生的公共图书馆研究横空出世。与其他学者将公共图书馆与其它近现代图书馆混在一起讨论不同,李小缘看准的是图书馆学的核心———公共图书馆问题,旗帜鲜明地道出了公共图书馆的真谛。他在很短的时间里接连发表《藏书楼与公共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之组织》、《全国图书馆计划书》等公共图书馆研究论文,这三篇论文都发表在当时最重要的图书馆学学术刊物《图书馆学季刊》上。
  上述三篇论文中最先发表的是《藏书楼与公共图书馆》,它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公共图书馆研究论文。《空谷余音》对《藏书楼与公共图书馆》的评语是:“本文也许可称得上是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对公共图书馆思想进行最为系统的研究论文,它同时也是当时对藏书楼思想进行最为激烈批评的论文,连一批建立于清末民初的‘公共图书馆’,也被当作官办藏书楼,成为李小缘先生严厉批评的对象。李先生的学识、理论视野与理论勇气,在本文中得到充分表现。”[7]
  此前批判旧式藏书楼的言论并不少,但李小缘先生对于旧式藏书楼的批判,矛头甚至指向了清末建立的公立图书馆。李小缘先生断言“吾国向无公共图书馆”,而江苏的两所省立图书馆则被当作藏书楼予以批判:图书馆办在深山而非闹市,读者是“骚人名士”而非普通大众,读者人数“一年三百六十天还不知道有没有三百六十个读者进大门”,管理制度是“书籍一本也不准借出”,“大门口挂着虎头牌‘书籍重地,闲人免进’”,图书馆管理人员是“官”,他们与读者的关系是官民关系[8]。李小缘先生列了一个表,表明了他认可的公共图书馆与藏书楼的区别(见表1)。
  这些看法,在当时的文献中是极为少见的。
  平民化是公共图书馆的重要特征,新图书馆运动时期的理论家一般都能够注意到面向大众的无区别服务问题,李小缘先生也不例外。李小缘先生认为:“图书馆的书是动的,是要流通的。不是藏着落灰摆空架子的。书是可借出图书馆回家用的。他们如要用‘虎头牌’一定写着‘欢迎读者’。人人皆有资格为读者。皮匠、铁匠、小工、瓦匠、木工、学生、住家的、有钱的、无钱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没有界限,一齐欢迎”。“图书馆的书因为要流通,所以要建在极热闹交通极便利的通衢大街上。并在各处设分馆以期普及”[9]。
  在另一篇文章《全国图书馆计划书》中,李小缘先生再一次清晰表达了他对于公共图书馆的认识:“然其真正革命精神之图书馆,不仅搜集保存而已,主要职志,在能使民众———无论男女老幼,皆得享其利益,或为参考,或为课外研究,或为欣赏消费之资。总之,古之藏书楼重在保存,公共图书馆重在普利民众,流通致用,以普遍为原则,以致用为目的,以提高生活为归宿,皆所以启民智,伸民权,以利民生者也……苟能一日打破旧式思想之藏书楼,使能公开群众,无论男女老幼,无等弟,无阶级,举凡学生、工人、农夫、行政家、商人、军人等,皆能识字读书,享受图书馆之利益,则方可谓图书馆之真正革命,之真正彻底改造,之真正彻底建设也。”[10]
  此外,还有两个对于公共图书馆极为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公共图书馆的免费服务和立法问题,在新图书馆运动期间也是很少为人关注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也受到李小缘先生的关注。
  公共图书馆要实现面向普通大众无区别服务的目的,必须实施免费服务。爱德华兹将现代公共图书馆称为“免费公共图书馆”,表明了免费问题对于公共图书馆的极端重要性。只是由于19世纪后期公共图书馆的免费理念普及,人们才将公共图书馆前的免费一词去掉。从这一标准看,清末民初建立的公立图书馆采用的“阅览券”做法,实际上使图书馆只能为少数精英服务。收费的门槛对于当时普通劳动者,实际上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门槛。但1925年以前的理论家不知是没有察觉还有意回避,在论著中很少正面讨论免费服务的问题。只有马宗荣先生讨论“现世图书馆的特征”时,将“机会的均等”作为第一特征,论及“现世的图书馆,多以公立为本,其费用概由公家设法筹出供给,对于阅者概不收费。”[11]李小缘先生在鲍士伟先生访华时就注意到公共图书馆的免费服务问题。在《公共图书馆之组织》一文中,李小缘先生再次讨论了“免费”这一当时极少为人关注的问题:“公共图书馆乃人之公共产生,人人得而管理之,扶助其经济使之进行顺利。尤要者公共地方人民得不出资而利用之,是以物主之义而名图书馆者。”[12]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李小缘先生将免费(“人民得不出资而利用之”)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
  除了免费服务外,另一个当时为人忽略的公共图书馆问题是立法问题。李小缘也是最早关注立法问题的图书馆学家,他在1926年的《公共图书馆之组织》一文中说,公共图书馆建设“首必有法律上之根据,或受法律之许可。关于设立图书馆之规定,多载在各城各省各国之典章宪法”,“既有法律根据,图书馆从而基始”。李小缘还对中国人不重视立法的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关于立法的作用,李谈到了管理体制入法的问题,也谈到了经济,“经济之来源及其筹备方法,皆载在法律”[13]。公共图书馆的“法律保障”是西方近代公共图书馆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而我国早年图书馆学家对这一点的认识总体上说是欠缺的,李小缘对立法问题的关注是非常难得的[14]。


  在我国图书馆学的早年,理论家们较多关注的,一是分类编目、读者工作,以及目录学校仇学等涉及图书馆实际操作的问题,二是图书馆的定义、性质,以及图书馆学的内容体系等学科建设问题。而这两类问题,李小缘先生均涉及不多。尽管李小缘先生偶尔也有参考工作或图书馆建筑的作品,但在杜定友、刘国钧等人的光芒下,这些研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在我国以往图书馆学基础的教科书中,李小缘先生并非一位很受人关注的人物。
  2002—2004年期间,我为完成教育部的一个课题,再次一篇篇阅读20世纪那些大家们的作品。与以往的阅读略有不同的是,由于我同时也在研究中国公共图书馆问题,因此,在阅读中对于涉及公共图书馆的文献,有了更多的关注。而李小缘先生的几篇公共图书馆研究的文献,在当时的图书馆学文献中,显得特别的耀眼。从今天的角度看,李小缘的某些议论也许是可以商榷的。但毫无疑问,李小缘先生的见识是独树一帜的,他的勇气在图书馆学界也是无人能及的。当时我认为,李小缘先生1926—1927年期间的公共图书馆研究,是20世纪图书馆学的最重要理论遗产,它比之同一时期更受后人关注的新型分类法的创建或图书馆要素说的讨论,不会有丝毫的逊色。
  非常遗憾的是,在1927年发表了《全国图书馆计划书》后,李小缘先生也放弃了这种研究。其中的原因,我始终无从得之。更加遗憾的是,1949年以后,国际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问世,公共图书馆的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国内,新中国的成立使公共图书馆面临大发展的机遇,公共图书馆事业亟待公共图书馆理论的有力指导。而在这个中国图书馆学最需要研究公共图书馆的时候,李小缘先生没有重拾他早年的研究。这一研究的中断,使中国图书馆人对于以《公共图书馆宣言》为代表的公共图书馆精神的认识,推迟至上世纪90年代后期。
  李小缘先生的精神,是公共图书馆先行者的精神,是批判者的精神,今天的图书馆人,仍需要继续这种精神。

 

 

参考文献

1 范并思.图书馆精神的历史缺失.新世纪图书馆,2004(6)
2 刘国钧.近代图书馆之性质与功用.金陵光,1921,12(2)
3 杨昭悊.人民对于公共图书馆的权利义务.晨报副刊,1923-3-20.
4 梁启超.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1(1)
5 孔敏中.“现代图书馆”的意义.晨报副刊,1925-6-2.
6 李小缘.对鲍士伟博士来华之感想与希望.晨报副刊,1925-6-4.
7 中国图书馆学会.百年文萃———空谷余音.中国城市出版社,2005.
8、9 李小缘.藏书楼与公共图书馆.图书馆学季刊,1926,1(4)
10 李小缘.全国图书馆计划书.图书馆学季刊,1927,2(2)
11 马宗荣.现代图书馆研究.学艺杂志,1924,5(9~10)
12、13 李小缘.公共图书馆之组织.图书馆学季刊,1926,1(4)
14 范并思.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作者信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教授,系主任,邮编:200062。收稿日期:2007-04-04。)编校:方 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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