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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图书馆本质 体现图书馆本质(全文)

2006年4期

黄俊贵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摘 要】 论文从图书馆定义出发,探讨图书馆本质,进而对图书馆的相关称谓,以及对将图书馆政治化倾向、特定“图书馆精神”等问题,给予评述、质疑。
  【关键词】 图书馆定义; 图书馆本质; 图书馆精神

  【Abstract】 This paper comments and queries the definition of library, nature of library, and then the correlative appellation of library, along with the trend of library politics, specially designated “spirit of library”,etc.
    【Key words】 Definition of library; Nature of library; Spirit of library

1 对“图书馆”定义的厘定
  近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相当活跃,成果不少。其中,2001年6月,台湾大学胡述兆教授在台北《“中国图书馆学会”会报》发表“为图书馆构建一个新定义”一文,2003年,又在吉林省的《图书馆学研究》刊物转载,海峡两岸学者互相开展热烈讨论,从2001—2004年共发表了20多篇文章。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图书馆的基本问题,发动的新一轮学术行为。胡教授立足于资讯社会,网络化、数字化技术对图书馆的影响,提出了图书馆新定义。他认为,“图书馆是为资讯建立检索点,并为使用者提供服务的机构”。这里以四个关键词———资讯、检索点、服务、机构,作为定义的核心内容。
  我国近现代图书馆发展有一百多年历史,目前关于图书馆的定义也有100多种。胡教授针对过去的旧定义,认为“已经失去时宜,不符资讯社会的需要”,而求新求变,进而为他所提出的新定义求稳求定,试图以一个宽泛、普适,足以“永续存在”的新定义去揭示“资讯服务机制”。但胡教授的这个新定义没有揭示图书馆的本质,而过于考虑技术对图书馆影响的因素,把注意力集中在网络环境条件下建立检索点,忽视了图书馆知识教育、文化展示、文化娱乐、文化保存等职能。学界普遍认为,这个新定义又并不完善,不可能推广使用。可以说,从来没有哪一种机构像图书馆,虽然存在已经几千年,近现代图书馆也有百余年,却没有给它一个明确而统一的定义。这种现象不免使人产生无限的遐想,也有几分对图书馆学现状的不安。
  事物的定义有两种:一是限于反映事物现象的描述定义;二是揭示事物本质的逻辑定义。由于现象不断变化,人们难于掌握,描述定义是缺乏稳定性的。图书馆定义正是长期处于这种情况,因此难以取得共识。而逻辑定义与现象描述的定义不同,它能揭示事物本质,经得起时间考虑,即使现象千变万化,也万变不离其宗,始终为人们接受,得以推行。比如,“照相机”的定义是:“拍摄人物或景物影像的机器”,尽管19世纪发明照相机至今,照相技术一日千里,出现各种各样的照相机,这个定义一直没有变,并未不合时宜;“市场”的定义:“商品买卖的场所”,尽管从农村集贸市场到城市商店,从百货商店到超级市场,从古代、近代到现代,几千年市场的服务理念,服务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的定义仍然永葆青春,没有人提出异议。
  我们不能认为,图书馆定义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每个从业人员对图书馆的认识;关系到图书馆性质、职能的定位;关系到办馆思想、服务理念的形成;也关系到如何向读者宣传,如何引导社会利用图书馆。我们不可否认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在改变着图书馆的事实,但也不能因这些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引起图书馆工作方法及技术操作的变化,而模糊了图书馆本质的认识。图书馆的本质是什么,这是每个从业人员都必须明确回答的。图书馆本质是图书馆固有的基因,是决定图书馆性质、图书馆发展的根本属性。任何事物都在发展、变化。“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没有例外,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着。但对变化要作科学分析,变化有不同性质、不同规律,对本质的属性除了事物消亡以外,一般是相对稳定不容易改变的。也就是说,许多事物存在着相对不变的本质因素,与随时可变的现象因素。例如,人只要还活着,机体每天都处于运动、变化状态,则永远是人,不可能成为动物;又例如,古代、近代、现代的市场天天都在发展、变化,但始终是“商品买卖的场所”。这些定义都反映了相对不变的本质属性。我认为,透过图书馆各种变化现象看它的本质———图书馆以知识为根,以服务为本。图书馆的本质就是知识与服务,或者说,就是知识服务。
  图书馆的定义可以概括为“图书馆是开展文献知识组织与服务的文化教育机构”。这里有四个关键点:文献知识、组织、服务、文化教育机构。作为核心内容,“文献知识”有两层意思,一是首先明确它作为图书馆的工作对象,不是一般泛论的信息,而是在信息、知识、智慧各层次中最核心的部分———知识,也不是一般泛指的知识(如头脑中的知识),而是存在于文献元中的客观知识;二是把定义锁定于文献知识的目的,在于排除泛化的网络信息知识,更主要的是申明如此表述,可以贯通古今,古代、近代自不待言,是清一色的文献,现实与未来发展仍然是以文献知识为主体。这是符合实际的:其一,图书馆将长期以纸质文献为主,如果以网络信息为主,将弱化纸质文献,传统图书馆的地位不但将产生动摇,最后甚至落入“消亡论”。其二,图书馆上网的信息大部分产生于文献知识,图书馆下载的网上信息也主要原生于文献知识。正如我们目前所用的各种期刊论文的网络版、“超星”或“书生之家”的各种图书资料的网络版,即使是各个出版社上网的图书网络版,也是先有印刷版,或同时存在网络版与印刷版。纯粹的网络版信息是不稳定的,无保存价值,不可能成为图书馆的主体资源。其三,用“文献知识组织”的表述可以区别出版、发行部门,更可以区别各种媒体部门,揭示出图书馆本质的特殊性。即出版社制作生产文献,各种传媒部门处理、传播各类信息,都不是“文献知识组织”。有必要说明,许多学者对图书馆的“知识”运作有各种不同的提法。有的提“知识的聚集与传递”,有的提“知识集合”,有的提“知识管理”。其实,“聚集”、“传递”、“集合”都属于“组织”的范畴;“管理”似乎概念内涵与外延都过于宽泛,而“传递”不一定就是服务。因此,以“知识组织”来涵盖“聚集、传递、集合”,把“服务”突显出来,更能彰显图书馆的本质,符合社会要求。当然这些属于我的一家之言,只作为抛砖引玉,旨在提供一个话题,让大家开拓思路,逐步完善图书馆的定义。
2 对“图书馆”称谓的审视
  应该指出,图书馆是一个社会实体,并非一般的物理空间,这是它作为“文化教育机构”存在的前提。目前广泛流传着各种热闹非凡的图书馆称谓。诸如,电子图书馆、虚拟图书馆、网上图书馆、全球图书馆、无墙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等等,这些都不具备社会实体的条件仅仅是一个虚拟的信息系统,或者说是一种技术。当今,“图书馆”一词在社会上存在泛化现象,许多地方都称“图书馆”,这是受英文“library”原意的影响,因它另有“库”、“聚集体”的意思,往往在不同地方也作为“程序库”、“文库”、“丛书”、“收集”等等,不一定就是作为实体存在的“图书馆”。这种一词多意,或者词汇借用、引用的类似情况还有“阅读”,它也变得宽泛无边,几乎与“感觉”、“认知”等同起来。这种词意扩大的现象要以社会共认为前提。中国人该提高民族文化的自信心,须更多地捍卫自己的话语权,而不必完全以外国语语言去改变自己,甚至去规范专业术语,使社会读者无所适从。
  现有人将“数字图书馆”作为图书馆的一种新形念、新类型,作为今后图书馆的发展方向,这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美国图书馆学家兰开斯特(F.W.Lancaster)的“图书馆消亡论”。1982年,他曾预言,在下一个20年,纸质图书馆将消亡,将由纯粹的电子介质的信息社会所替代。我国不少图书馆学家在宣传数字化是一个方向,而且提倡全面实行馆藏数字化;一些图书馆也以实际步骤从事馆藏数字化计划,表现出对网络与数字化相当迷恋,甚至达到了狂热。而完全忽视了社会阅读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脱离了社会信息资源仍然以纸质文献为主流的现实,与此同时也就放松了大量传统的、基本的借阅服务。2004年,广东宣传媒体有“将图书馆几百万册藏书搬回家去”的报道,着力反映广东图书馆数字、网络化成绩。其实,这种宣传对图书馆事业发展是有害无益的。
  我们必须正视当前网络环境的信息系统存在的三个“失”的现象:一是馆藏特色消失。各图书馆上网信息区别不大,形成同构化,多为数据商行销的图书或期刊数据库,图书馆自建的特色馆藏数据库甚少;二是读者流失。鉴于网络信息庞大,传递速度快、共享性好,造成传统图书馆的读者分流散失,特别是图书馆原来的用户也属数据商的直接客户,而且由于数据商以市场操作营销,比图书馆更具有优势,然而他们所获取的有用信息量并不一定很多;三是检索优势丧失。检索网络的海量信息不允许过多的中间环节,传统手工只能适应线性结构化文本,不适合网状的非结构化的超文本图像、声音等,这就使图书馆失去了昔日文献检索的优势。应该说,在网络条件下这些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网络与数字技术都是社会公共的,图书馆对网络信息发展没有管理与控制权,对于网络及数字化技术也只好被动适应,而无法改变。可以说,当前图书馆没有完全适应网络化、数字化的运作规律。我们应该坚定这样的理念:图书馆服务的优势不在网络,首先要深化传统服务的改革,把读者吸引到图书馆来,将图书馆的特色资源送到网络去,把网上咨询开展起来,使图书馆在网络时代生根、开花、结果。
  与“图书馆消亡论”一样,“图书馆并存论”也是不可苟同的。今颇为盛行“复合图书馆”的称谓,对于“复合”有各种不同理解:表示传统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复合;表示各种信息技术共溶;表示各类信息资源互补;表示各种服务集成;表示各种功能兼备等等。既然数字图书馆是一个虚拟的信息系统、一种技术,而不是一个机构实体,怎能与图书馆复合?既然“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就必然不断吸入社会进步成果,利用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承接各种不同的信息载体。众所周知,图书馆从藏书楼脱胎出来之后,就同其他文化、教育、传媒一样都先后利用过照相缩微、静电复印、音像技术、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数字化技术等,也相应形成各类不同载体信息。它们都在复合许多新技术,复合各种信息载体,复合不同功能,复合各种服务,可谓“海纳百川,馆容世界”,但还未见有“复合出版社”、“复合学校”、“复合电视台”等等。“复合图书馆”实在令人费解,是缺乏科学性的名称。
  也许有人认为,图书馆如何称谓无关宗旨,关键在怎样做。其实不完全如此,名称问题往往反映出一种办馆理念、职业思潮。当前不应该忽视人们的注意力、兴奋点都在网络化、数字化;全国各类型图书馆都在想方设法筹款,买设备,匆忙上数字化建设项目实现“共享”,甚至连没有网络条件的地区、数年没有购书的图书馆也要求“跨越式发展”,并错误地认为“可以没钱买书,不能没钱搞网络化、数字化”;一些业务基础相当差、管理比较纷乱的图书馆也要“一步到位”地建立数字图书馆。据文化部周和平副部长在“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程”工作座谈会的讲话称:2002年全国733个公共图书馆没有购书费,占总数的27.2%;县级图书馆人均藏书量仅有0.1册。另据有关材料调查,2003年全国534个县级图书馆没有购书费,2004年扩大至720个,占32.5%;由于藏书匮乏,传统服务被冷落了。同时也由于图书馆尚存在服务结构守旧,千馆一面,以知识组织方式设立专业馆员开展服务的高校图书馆不足20所,公共图书馆则未有所见;服务低效,服务管理纷乱,损害读者阅读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等等;就总体而言,读者进馆率、办证率、外借率都较低,就连以OPAC公共图书馆目录为基础的馆际互借也难以开展。足见,“复合图书馆”实际“复合”的重点只在数字化,而削弱了传统服务。似乎不搞网络化、数字化就是落后,就没有“脸面”。这些弊病是不容忽视的。
  “复合图书馆”是英国人苏顿(S.Suton)于1996年提出的,它没有什么理论价值亦无多大现实意义,在西方世界对它并不以为然,至今没有广泛使用这一概念,而我们不少同仁却热衷有加,反复撰文炒作,极力为其作解释、添注脚是没有必要的。与其如此,不如进而探求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的图书馆实质及其体现,如何处理好网络与传统服务的关系。我国图书馆同人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由于“复合”概念不清,在人们狂热追求新技术的情况下,对各种复合因素不可能等量齐观,在实践中都以主要力量去发展数字化资源,强化数字图书馆工作,而淡化了印刷型文献资源及各种传统的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
  20多年来,我国图书馆面对着市场经济与网络化、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不少同人认为,当前对图书馆发展方向难以找到北,这大概与对国内外图书馆发展形势的分析不够,对一些新的理论、概念,特别是“泊来品”研究不深有直接关系。
  图书馆应该从社会科学技术进步中明确自身的定位,不断充实知识本质内涵,不断体现知识本质的形象。图书馆就是知识载体、文明象征,这不是自封的,也不需要哪个行政领导部门授予“文明图书馆”招牌。不少图书馆在大门挂了这块招牌,这反而给社会有“否定之肯定”的反效果。关于图书馆的知识载体本质,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有所论述,英国有一位科学家说:“战争可以毁灭工厂、城市、学校、农村,只要保留了图书馆就保存了知识,保护了文明,就可以再造一个世界”。可见,图书馆总是与时俱进,跟随社会发展繁荣,同各种技术相随相伴,成为社会文明载体,并为时代服务的。
3 对将图书馆政治化的评述
  最近在研究“图书馆精神”的具有代表性著作中,“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时代辩护”(范并思.《中国图书馆学报》,2004,2)试图站在时代前沿,回顾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历史演化,并以国际图书馆学者的理论,以及公共图书馆服务的理想境界,审视中国公共图书馆发展,进行全面论述,提出了不少可资思辩的观点,为同人开拓思路,深化研究大有好处。但该文浓墨重彩地论述公共图书馆的实质是“保障社会信息公平的机构/制度”,是“社会民主政治的保障”,这一观点似与唯物史观理论相悖。众所周知,图书馆属于文化,是上层建筑,它永远依辅于经济、政治。决定保障社会信息公平、民主的机构与制度当然是经济与政治,而不是别的因素。图书馆发展历史表明,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不可凌驾于经济、政治之上,它作为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只能发挥“齿轮”、“螺丝钉”作用,没有能力去保障社会信息公平、民主。其实,作者的这些观点并非原创,而是对《民主文化的武器库》(美国S.H.Ditzion,1947)的转述,并加以推崇为“第一次将公共图书馆职能与对社会底层人士的人文关怀联系在一起,深刻提示了公共图书馆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关系”。为了强调作者的认识更推介了美国谢拉的论文“公共图书馆基础”(1949)以及美国库加的著作《公共图书馆与政治作用》(1949),同样明确了对公共图书馆与社会民主进程的认识。众所周知,图书馆属于社会形态,具有鲜明的社会性,美国作为民主国家必然要着重阐述它对于社会民主的作用,是可以理解的。而我国对公共图书馆的表述定位于“社会教育机构”,较之前者更具内涵,富有包容性,不是局限于或突显于“民主武器”。于此表明我国图书馆学理论是成熟的,我们不该不加分析,将某些外国学者的理论视为“经典”,着力加以注释、宣扬。即使《公共图书馆宣言》认为“公共图书馆是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民主社会保障之一”,同样具有一定片面性,这些欧美图书馆学者的理论,仅反映了西方文化特点。我们认为,公共图书馆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产物,又全面作用于社会的工具,而不该将它局限于“政治”。
  图书馆无疑是一个机构(社会教育的),但作为一个制度(信息公平、民主的)就令人费解了。所谓制度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程。制度可以包括国家、行业、机构层面。既可以指一般的工作制度、学习制度,也可以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体系。例如,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诚然,公共图书馆可以通过国家制度的安排表现出来,但不是“制度”本身,而是贯彻执行制度的社会教育机构、文化设施。
  “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时代辩护”的“时代辩护”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颠倒了文化与经济、政治关系,似乎要图书馆去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武器”,积极参与社会民主改革。其实,这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该属图书馆的任务。值得引起图书馆同人关注的是范先生的观点,得到一些学人的赞许,其中重要者有“继承与弘扬公共图书馆精神,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张勇等.《图书馆》,2005.1)、“论范并思的公共图书馆原理”(崔红娟.《图书馆》,2005.1),但这两篇文章同样没有回答什么是“公共图书馆精神”,他们完全赞同范先生的公共图书馆思想,认为公共图书馆的核心功能是“社会公平制度”,但没有对范先生理论给予更加充实的数据佐证,或者更有力的说理支持。他们在否定图书馆长期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同时,批评20世纪中国图书馆只是作为“社会教育机构”,长期缺位于“平等”、“自由”、“未能发挥民主政治工具的作用”。其实,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是永恒的。图书馆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必然要为经济、政治、文化服务,社会公认其具有社会文献信息整序、传递职能,开发智力,进行社会教育职能,保存人类文化遗产职能,以及满足社会文化娱乐消遣职能,而作者们完全将图书馆政治化了,遂由“阶级斗争工具”、改换为“民主政治的工具”,这是违背我国公共图书馆长期实行的社会职能,不利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
4 对特定“图书馆精神”的质疑
  近年来讲“图书馆精神”的文章颇多,但多数属于泛论,缺乏对概念的界定与学术的论证。图书馆精神是与图书馆事业发展相随相伴的,它可以从事业及人员的几个不同层面表现出来:(1)表现在长期以来图书馆各种意识现象中处于深沉而稳定的方面,是人们心理意识作为内核,起支柱作用的东西;(2)表现在图书馆事业不同发展时期具有明显时代特征,呈现阶段性的思想、理念;(3)表现在图书馆事业或图书馆工作某一方面必须具备的意识、精神。以上各种表现都是社会精神在图书馆的反映。讲“图书馆”首先应该明确精神主体(是事业精神,还是职业精神;是图书馆精神,还是公共图书馆精神)、精神状态(是积极的精神,还是消极的精神)、精神内涵(是什么精神内容)。任何积极的事业(或职业)精神作为社会文明的组成部分,总是一个恢弘而深沉的,属于一个复杂的多面体,采取简单的规定、归纳都是不恰当的。迄今为止尚没有某一事业(或职业)精神的归纳广为社会接受。比如,“救死扶伤,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一度被认为是医务工作精神。其实,“救死扶伤”是医务人员的本职工作,“革命的人道主义”政治性太强,“人道主义”又过于空泛,现在一些医院己彰显为“视患者为亲人”作为医务人员精神。本业内同人提出“为人找书,为书找人”是图书馆精神,这纯属图书馆工作内容,全然没有精神的反映。可见,刻意去归纳、总结某一事业精神不仅没有必要,也是不可能广为人们认同的。这是因为各事业精神的共性要大于个性,其精神的表述都大同小异,甚至属于“放之四海而皆准”。
  图书馆需要积极向上的精神,各行各业同样需要,这种精神具有普遍性,对于图书馆并没有多少特殊性。比如:爱国,这是每个公民的天职;爱书,每个知识分子、读书人都要爱书,没有文化的人,必须学文化,更要爱书;爱人是生活在世上的底线,不爱人就谈不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爱读者,出版发行部门以及宣传媒体都要爱读者;爱馆,这似乎有自己职业的特点,其实也无新意,各行各业都必须爱自己的事业,师生要爱学校,医务人员要爱医院、售货员要爱商店……,再说,爱馆不仅是本行业人要爱馆,就是所有读者、全体公民都要爱图书馆,一如大家都要爱学校、爱医院、爱商店一样,否则,求学无门,衣食难求,健康堪忧。
  图书馆需要积极向上的精神,作为事业发展要求,除了中国图书馆学会己制定有职业道德准则,如果某馆长进而提出要爱国、爱人、爱读者、爱馆、爱书,或者提出发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等等,确实值得称道,属于注重职业素质教育,善于管理的表现。但这不等于需要刻意去科学概括抽象出一种特定的“图书馆精神”,并研究它的体系结构与基本内容。鉴于社会精神具有普遍适用性,实在难以量身打造出一个特定的“图书馆精神”,因为这涉及学科内容的学术规范问题,直至目前尚未发现“××(机构名称)精神”或“××(事业名称)精神"的先例,故特定的“图书馆精神”不可能作为学术创新,载入史册。
  目前,对图书馆精神的提法颇多,诸如:(1)特定含义的“图书馆精神”;(2)一般论述的“图书馆精神”(可能有其特定内容所指,只是尚未明言);(3)专指的“公共图书馆精神”(亦没有具体明确其中精神内容);(4)泛指的(下转第11页)(上接第6页)“图书馆的精神”,即指图书馆需要的各种精神,完全没有特定含义。在以上这些提法中,有几种现象很值得注意:(1)忽视图书馆精神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必然存在,主张“重续图书馆精神”,未能明确“图书馆精神”的实际意义,却认为“当前最缺乏的是图书馆精神”;(2)无视20世纪以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变化,以个别部门、局部地区在读者服务工作中的存在问题,夸大为“整体非理性”、“朝着一个错误方向发展”,进而提出“开展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3)以“图书馆精神”涵盖图书馆的一切,强调“精神”而忽视图书馆发展政策及其管理等等。其实,精神不可能独立存在,它总是寓于各个事物之中,而且某一事物的方针、政策、原则、道德都可以包括精神,体现精神。因此,不应该以“图书馆精神”去涵盖所有问题。与其如此,不如研究图书馆发展的某一个方面,例如,就图书馆管理、图书馆服务等等,结合实际去探讨它们的思想、理念、精神,要远比泛论“图书馆精神”更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胡述兆,王梅玲.图书馆新定义.台北:台湾图书馆学会,2003.
2 范并思.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时代辩护.中国图书馆学报,2004(2)

 

(作者信息:原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邮编:510110。收稿日期:2006-04-28。)
编校:彭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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