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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既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千百年来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史鼻祖，文章大宗”这些评语大家也都耳熟能详。的确，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这部煌煌巨著，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多年的历史，它的史料价值和认识价值，它对后世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分的。然而，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时代产物的文化成果，必然会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必然会受到当时社会统治思想的影响而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史记》当不能例外。因此，我以为对《史记》作历史的辩证的分析也很有必要。
司马迁撰述《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成一家之言”。这表明他并不满足于做一个宫廷史官，并非仅仅是要写成一部史书，而是要“借史的形式”（梁启超语）阐述自己的哲学观和历史观。这种不凡的抱负和求索的精神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我们发现司马迁的“一家之言”似乎并未超出前人和时代的认识水平。他的“究天人之际”，明显受到父辈学者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认为“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相类相通，上天能通过祥瑞或灾异来干预人事，人的行为善性也能感应上天。这些哲学理念在《史记》各种体例的篇章中都有所体现，在《天官书》中则有更充分的发挥。他的 “通古今之变”也没有突破前人历史循环论的藩篱。其历史观如“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平准书》），是孔子“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孔子世家》）的重复，又如说历史是由“忠”而“敬”、由“敬”而“文”，再由“文”复“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高祖本纪》），似可看作是董仲舒的 “黑、白、赤三统”（《春秋繁露》）循环历史观的翻版。而无论是“天人感应”说，还是历史循环论，在今天看来，都属于唯心史观的范畴，都不是对宇宙人生、历史发展演变的正确解释。
古今学人都认同《史记》是司马迁的“忧愤”之作。明人王鏊说得最为明白：“太史公《伯夷》《屈原》传，时出议论，其亦自发其感愤之意也夫。”（《震泽长语? 文章》）。司马迁也自称：“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自序》）可以说，司马迁用他那支如椽之笔为包括自己在内的历代正直之士的悲剧命运申诉不平，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的不公和统治者的昏庸无道，其进步性和批判意义不容抹煞。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司马迁所抒发的大多仍是封建士大夫的怀才不遇、命蹇道穷，“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屈原列传》）一类的“孤愤”之音，所诉求的也仍是“君明臣忠”的封建治世理想，缺乏一种对真正的人性觉醒、人格独立和个体生命价值的呼唤和张扬。《淮阴侯列传》有云：“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前人有以此为“史公微文”，理由是“淮阴之愚，必不至此也。”（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其着眼点是在为韩信“畔逆”辩诬，但我要追问的是，即使韩信真是谋反，难道就应罪及妻孥，其 “宗族”被“夷灭”就是天经地义（“宜”）的吗？一句“夷灭宗族，不亦宜乎？”竟出自饱受李陵之祸冤屈的史公之口，我不禁感到深深的困惑和悲哀，中国文化中漠视个体生命价值的传统是多么的强大和根深蒂固啊！
对《史记》作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并非要苛求古人。揭示出《史记》存在的局限性，也并不影响《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应有地位。毕竟，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代表了他那个时代乃至整个封建时代史学的最高成就。相反，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神化、圣化古人，都不是对待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和方法，只有用现代的眼光和意识，与古人平等地对话，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对待《史记》当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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