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时候，父亲在部队工作，时南时北，回家次数有限，给我们姐弟的唯一补偿就是定期邮寄回来的大包小包的“小人书”—连环画，父亲擅长国画，颇具审美眼光，他选的连环画，绘画水平、印刷质量当属上乘，其中不少还是那时少见的彩色版本，内容多为孩子们痴迷的童话寓言、民间故事，这些精美的“小人书”，是我能炫耀与人的最大财产，可以说，“小人书”就是我学龄前的启蒙书，记忆中的童年时光大多以珍藏几抽屉的“小人书”为伴。
上学后，喜欢上《儿童文学》、《少年文艺》，往往从页首读到页末，期期不拉，至今还记得与同学好友并排坐在教室里头挨头同看一本《少年文艺》的情景。随着年龄增大，阅读范围越来越广，读的书也越来越厚了。
文化大革命中，大批特批“封、资、修”，叫嚷“知识越多越反动”，老师们无法上课，学生们也无心读书，领导和老师都靠边站了，图书馆、办公室，被各派战斗队占据。我所属的派别占用的是以前只对教师开放的资料室，柜中藏书丰富，看那些书名就有点深奥难懂。当时正处于全民“高烧”时期，对这里的藏书我们根本无暇顾及，就是有空儿，也不会翻动那些所谓的“毒草”。待“高烧”渐退、运动后期，百无聊赖时无意中打开资料室的书橱，竟然发现有三十年代竖排版的《鲁迅全集》，当时，鲁迅先生是那些“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的“四人帮”手中的一张“虎皮”。其他书或封存或焚毁，鲁迅的书可以光明正大地看而不必有什么顾虑，一套厚厚的《鲁迅全集》，既好看又耐看（虽然其中晦涩、艰深处我未必全懂），却籍此打发掉我许多空虚无聊的日子。佩服鲁迅的犀利与尖刻，从此写起文章来，也似乎有了点儿鲁迅笔法。
上山下乡运动，将批判“封、资、修” 的狂热者抛到了边疆农村的底层，我们成为“读书无用论”的活典型，是啊，读了十多年的书，每天干的却是简单的体力劳动。此时，除了上级要求读的毛主席著作，其他书我基本不读了，干活太累，也没时间读。浑浑噩噩过了没几年，也许是因为听到推荐上大学消息，也许是意识到大脑退化的危机，一些远见卓识者重新翻起了课本，开始为那渺茫的希望提前热身，知青中捧书者忽然多了起来。本来就酷爱读书的我故态复萌，只是许多书籍已葬身于“浩劫”，又身处偏僻荒蛮地，好书难觅。听说一些老版书重新再版，师部机关经常有卖，大家纷纷托原先同在团报道组，后来调到师部宣传科的一个同学买书，她荣幸地成为我们的“红色买办”，每次一买就是一大包，一次她托人捎书来并附一信，信上说：“......宣传科几个知青买书最多，大家笑称，买书不要命，买书确实是一大笔开销，但一见就想买，不但给自己买，还买给同学朋友，有的人买书太多，连饭钱都没有了，一时成为笑谈。没办法，该买的还是要买，这是必需的东西，不读书，我们就一无所知了。” 如今，这些书仍然矗立在我家的书架上，虽然他们装帧不怎么精美，已略显破旧，但是，从库尔滨到哈尔滨再到南京，从北到南，随我辗转几千里，在我的藏书中算得上“历史悠久”的元老了。
我读书最多最集中的是78—82年上大学期间，既当学生就要以书为伴了，除了必读的专业书，还读了不少中外名著，学校图书馆虽然收藏丰富，但复本不多，许多孤本书只能在阅览室里读，不许外借。白天有课，光靠晚上两个小时的开馆时间怎么能读完那么多喜欢的好书呢？同宿舍的几个女同学冥思苦想，与图书管理员猛套近乎，征得他们同意，晚上闭馆时我们以学生证做抵押，将书带回宿舍，晚上开夜车看，第二天一大早开馆时，再把书还回阅览室。一个人不可能整夜不睡，碰到大家都想看的好书，往往要排出先后次序，你前半夜看，我后半夜读，人睡书不闲，就这样，大学期间，图书馆的有代表性的长篇巨著被我们看了个够。
如今，看书、买书的渠道增多了，许多新书，在第一时间可以在网上阅读，通过网络书店购买，但是，我还会时不时地逛书店买，跑图书馆借。曾经与学生争论过未来纸质书籍能否消亡的问题，有学生讲，自己好久不买书了，习惯在网上看，纸质书籍消亡只是迟早的问题，我不以为然。网上选书尚可，读短篇还马马虎虎，读那些篇幅长的大部头，怎么可能?！尤其如我这样习惯躺着看书的“恶习难改”者，难道能把电脑搬到床前？即便是笔记本电脑，长时间捧在手上胳膊会发麻，盯着显示屏看久了会眼花颈疼，哪有抱本自己喜欢的书，卧床细读、悠哉游哉的那份闲适惬意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