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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耕望先生作为一代史学大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著述，其对于古代政治制度史、交通史、历史地理的研究具有其独到的见解，最近我在阅读先生《治史经验谈》及其著作论文选集的基础上，融合自己接触历史学、学习历史的一些体会，简要地写出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一
严耕望先生认为“为要专精，就必须有相当的博通”，因为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学，其研究的对象既然是人类在过去所发生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活动，历史是“过去的政治”，那么，从事历史学的学习和研究，就不能够仅仅关注历史事件本身，仅满足于在某年某月某日在那里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该历史事件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等等一些仅围绕“历史”其本身而进行的思考，而作为一名专业的历史学习者及史学工作者而言，历史本身就“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非有相当的博通，就不可能专而能精”“治史最为吃力”，那么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如鸦片战争，就不能够仅仅局限于这件史实本身，还要从当时东西方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当时的世界近代化发展的趋势，英国和中国的贸易及其外交政策，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士大夫阶层的心理，英国议会和中国朝廷内部的分歧等等许多种维度去展开一些深入的思考，而不仅仅把它仅仅作为一种单一的历史事件来进行考量，也就是严先生所说的既要有“历史本身的旁通”也要有“史学以外的博通”，而且我们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就其本质而言应该是互通的，而不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学科，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我们的学习和研究站在一个较全面的角度去综合思考我们的问题，从而使自己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如先生主张“诗史互证”,从事古代史学研究，经、史、子、集都应该拿来进行参考，且在他的论述中也多引用唐诗中的材料，从文献中去找寻蛛丝马迹，辨明真伪，严先生举例制度史中对官衔的考证来纠正日本学者对敦煌文书的误读，《通鉴》材料中对于“都督府”及“府兵”的错误理解，都充分说明了治史必须要有一个十分严谨的态度，要对某一专门的知识要有充分到位的理解和认知，才能使得自己的论述和观点经得住推敲，否则甚至会发生常识性的错误。对于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的我们而言，就某一方面的“专”的研究，是离不开自己的广泛的涉猎的，近现代所发生的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都是极有深度的课题，且前人的著作已颇丰，如何在理解和真正掌握前人的成果基础之上继续去有所发现，没有很长时间的积累和思考显然是很难达到的，历史的学习必须要做到扎实，要坚持长期的积累和思考。
钱穆先生说：“我们读书人，立志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的学者”，这是极高的学术境界。严先生在撰述《唐仆尚丞郎表》的过程中，发现了两《唐书》的若干问题，曾经有意仿王谦之之于两《汉书》对二书作重新校注，同时又因搜录了若干“唐史人文地理”的材料而想就此深入，两难之下，求教于宾四先生，钱先生意在后者：“把一生精力专注于史籍的补罅考订，工作实太枯燥，心灵也将僵滞，失去活泼生机，不如讲人文地理，可从多方面看问题，发挥自己的心得”，于是便有了《唐代交通图考》的创写。
二
先生认为“历史的演进是不断的，前后有连贯性的”“人类社会的一切仍是上下连贯，并无突然的差异”，书中举出了“唐代节度使制度”“市镇制度”等来说明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是相互存在联系，某项制度的产生不是突发的，而是有着其自己的历史发展的渊源，所以我们在历史学习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历史本身的前后的联系，要理顺历史发展的脉络，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精力有限，几乎不能对全部的历史都作出一番研究，事实上也是不必要的，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只能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集中于某个时代，某些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历史研究就是孤立的，翻开任何一部有影响的史学论著，对其所要论述的问题追根溯源，研究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要对传统的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的争论要有一定的理解，义和团运动必须要深刻考察民间秘密社会的形成过程，思考甲午战争，自然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这个历史事件的本身，至少应该从明治维新，洋务运动等问题来考察，这也真正地告诉我们，做历史的学习和研究，必须要做到“瞻前顾后,勾肩搭背”，这也应该是对一名治史者的基本的要求，也就是严先生所讲到的“每一个时代的事例几乎都要牵涉到上一个时代，不了解上一个时代如何可以”，先生专攻古代史，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之间的联系是一以贯之的，很多历史问题的解决要到上一个朝代去探寻其渊源，中国思想史中如儒学的研究就其本身而言，即经历了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学、汉代的儒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以及现代新儒学等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儒学本身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大多数近现代历史人物他们的性格、思想、行为、态度等多于儒学的熏陶是不可分的，我们研究思想史，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必须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要有一个比较透彻的理解，否则就无异于缘木求鱼，很难去探寻问题的内在本质的。
三
严先生说“我所谓作‘面’的研究，就是研究问题，目标要大些，范围要广些，也就是大题目，里面包括许多小的问题”，这也就是说，我们做某一方面的研究，现选择一个方面，确定一个主题，接下来我们围绕这要展开论述的问题，把这个题目分成一些子课题，围绕着这些课题再去展开我们对它们的研究，某一段时间要集中我们的精力就某一个专门问题去搜寻资料，展开论述，我觉得先生的这一说法对我是很有启发的，我过去在写文章的时候，没有太注意这个方面，如要写某个人物，总是先去综合地看各种各样的关于他的传记和论文，读完全部后再结合自己的思考来动笔写作，但是感到彼此冲突和矛盾的地方较多，越读越累，对于有些问题仍然存在较大的疑惑，百思不得其解，而先生的做法便较容易地去发现材料之间的彼此联系，且易吸引研究者对于所研究的问题进入深层次的思考，我们要使自己的成果具有一种永久性的价值，正如先生所言，不能够上下古今，东一点，西一点，分散开来，作孤立的研究，既浪费时间，又使得各反面都不能得到深入，很难使他人信服，这也就是所谓“术业有专攻”，对于我们进入研究生阶段而言，在已经系统地学习了历史学专业基础的前提条件下，我们就得在老师的指导下，确定自己的主要兴趣方面，围绕这样的点来学习与之相关的内容，收集相关的材料，利用有关的档案，以及在平时思考中可以得出的对于某些问题的理解和感悟都可以融入到自己围绕着这样的面所展开的网状思维中，我们亦可以从他人的著述中去寻找对于自己的一些有益的成分，如汪荣祖所著《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全书围绕郭嵩焘的生活背景和社会背景，按照其个人的经历和活动，将全书分为若干个章节，每一部分既独立成体，而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因果联系，读完全书，可使得我们对于人物有了一个全面的、立体的了解和认知，著者以郭嵩焘的奏折、文稿、诗集，以及几乎完整的日记为实证研究的基础，然后尽情叙述其人其事，以呈现其风貌及其时代，读完此书，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当中华大地仍然笼罩在锁国心态之中的时候，有一个人极力想要使自己的国家走向世界，但在不断的挫折下失败了，他没能亲眼看到中国走向世界。
关于史料证据的选择问题，先生说“概括叙述性的证据，价值高，但慎防夸张，例证性的证据，价值较低，但若有极多同样例子，他的价值就增高，不要忽略反面证据”，我在阅读近现代史的著作和论文时，发现很多著者是和严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的，而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过程中，我们指导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各种政治现象纷繁复杂，各种政治势力此起彼伏，他们的观点和记叙有时往往是互相对立甚至是根本矛盾的，这就需要我们充分地占有史料，经过反复的比较和鉴别，最终来得出自己的结论，比如杨天石的关于中山舰事件的论文中，其必然运用了各方来源的史料和当事人的口述史料，进行综合比较，反复推敲，而形成自己的观点，同时，我觉得在我们近代史的研究中不要太过于民族化、情绪化，西方及港台学者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研究其广度和深度应在我们之上，而对于一些近代以来的历史人物，我们也不应该因其人而废其文，恰恰相反，很多历史当事人的作品是可以给我们的学习带来很多启发的，曾经读过陈公博的《苦笑录》，我觉得其应该是一本有用的历史参考材料。
至于论题的选择，提出“最好多做具体问题，少讲抽象问题。研究具体问题，用可靠史料，下深刻功夫，一定能获得可观的成绩，但抽象问题，虽然同样用可靠史料，同样下深刻功夫，但所获成绩就不一定能站得住脚，也就不易成为大家都能接受的定论”这条意见对我们来说是很受用的，当我们费了好大的功夫去着力涉及一些抽象问题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去空谈一些“主义”看起来是比较容易的，但要真正地深入进去，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所得出的结论也未必能够令他人信服，所以，还不如从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入手，通过对于具体问题的剖析，有目的地去收集史料，扎扎实实地去做事情，这样才能的到处令人满意的结论，我们以后做硕士论文的论题选择，基本上也要遵循这样的方向，在网络上查阅过04级学长的硕士论文《1956年一级教授的评定》，像这样的论题就很具体，而这篇论文的写作风格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对于检查论著目录，对于前人已经取得很好成绩的小论题，我们就应该不必再继续深入了，因为前人已经在上面做足了功夫，而对于大的问题，严先生认为如果是从基本的材料入手，下细密的功夫，保证会有突出前人的成就，我们平时没有听说过而知识在诸如期刊网上面查到的一些文章，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已经有人在这个题目上出了成果，而放弃自己的努力，即便围绕着一样的论题，就像书中所说的一样，只要我们能够努力下功夫，努力地积累和收集材料，在更深的层面上去挖掘，那么就会得到超过前人的成果。
四
关于“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傅斯年先生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历史学的研究必然离不开史料的收集和引用，那么在人人都以看到的史料当中如何去提炼出自己的独到的见解，不落俗套，这也反映出治史者的功力，中国的传统史学可以说是相当发达的，二十四史就是一个巨大的宝库，诚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一者悠久，二者无间断，三者详密”“罗马如于一室中悬巨灯，光耀四壁；秦、汉则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互映；故罗马碎其巨灯，全室即暗，秦、汉则灯不俱坏，光不全绝。因此罗马民族震烁于一时，而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 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必须要对“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不会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钱先生的《国史大纲》，其实他的根据就是二十四史，而他能把二十四史的基本精髓浓缩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并且其中还包含了许多自己的独到的见解，至今读来仍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坚持用史料说话，“正史、政书及地理书之外，子、集、金石、简牍、类书、杂著等，诸凡当世或稍后有关之材料无不旁搜掇拾，取供考订” ，不仅如此其对佛藏 、笔记、稗官野史也颇为留意。而又尤重正史，所谓“治中国史，正史仍为最重要之史料”，精读耕望先生诸作，可见其对历朝正史特别关注，如《两汉太守刺史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唐仆尚丞郎表》，几乎大都使用正史材料，在世风纷纷唯新材料是求、慨叹可见史料发掘殆尽、不屑于精读正史的当代，这一做法无疑具有极佳的拨乱作用。在研究过程中耕望先生不但近乎完美地做到了地毯式搜罗材料，他对选题的研究情况也是了如指掌，耕望先生《唐仆尚丞郎表?序》中短短几行字就把唐代中央行政制度研究情况的大概清楚地做了交待，“未入其门，先闻其声”，这使得研究者在一开始就对该书的研究价值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虽然现在的学术著作和论文都有“学史回顾”的要求，而与之相较，眼光大抵狭隘许多，而在具体的考证过程中，又厘订和纠查出两《唐书》和既往研究中的几千条错误 ，这样已经不是被动的接受和采用材料，而是辨正地考索史料，在更高层面理解史料，从而在坚实和灵活两个方面全面挖掘出可见史料的价值。
雷海宗先生的《上古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一文中，其提出的观点也正是在综合各种史料的基础上能够提炼并生发出自己的观点和理解，而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融汇了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的毕生的解读，其所涉及的近代史史料也是人所共知的，但他确也能在其中有许多新的理解和发现，言他人所未言，自成一体，使得读者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有了一个全面的认知，而不落入俗套，对于我们的学习自然是很有启发的。
严先生还告诉我们要“慎做概括性的结论”，因为历史本身的发展是十分复杂的，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某一个事件或者评价某一个历史人物，自然就会对其有不同的认识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大的区别就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本身和人所存在的社会，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其实任何的观点和结论都是相对的，比如说中国近现代史的演变和发展的过程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发展和冲突，是一个“新陈代谢”的变化的过程，政治领域由传统的专制集权逐渐走向民主共和，其所发生的原因，产生的结果和影响我们怎么可以用单一的话语体系去进行解释，经济领域自近代国门被迫打开，国家被动地走向世界，以及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带来的被迫开埠的沿海港口城市走向近代化的过程，许多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等等，我们又如何可能有一个被视为 “真理”的“完全令人”信服的全部解释，在这些方面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提出不少有益的见解，很值得我们这些历史学习者去认真地在学习和专研的过程中去认真地体会和思考，从而把他们的见解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
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渐渐突破了传统的“范式”的约束，我们有更多的可能接触到很多对于历史史实的不同的理解，其解读的角度也是全新的，虽然我们不能全盘接受有的观点，但是也会给我们提供出一些有益的启发和思考，袁伟时先生的《帝国落日》透过对晚清社会的全新的解读，在某些方面还原了历史的史实，而不拘泥于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束缚，显然作者的思考虽与主流的宣传不符，但是对于像我们以历史学为专业的人来说，也是具有重要的参考性质的，我们专业学习历史，就要用一种相对全面的思维去思考历史的问题，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利用现在的时间充分在积累史料上面下功夫，充分地阅读报刊、杂志以及档案材料等第一手的资料，这样才不会在问题的研究方面只是说空话，同时也要有自己的独立的思考，将历史资料融入自己的独立的理解和认知，在自己的阅历不断增长的前提下面，对历史本身的认识也会逐渐地有新的解读。
五
严先生认要尽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的史料，少用后期改编过的史料，因为史料每经改编一次，价值就减低一次，因为一方面史料改编绝不能完全保存原始资料的内容，同时，先生还认为任何一个史家，无论他怎样客观，他写历史著作，总不免要受自己时代观念的影响，所以对于原始材料的理解也会发生偏差，在隋唐史中，两唐书中能够利用的材料就不要去引《资治通鉴》，因为两唐书显然用的是第一手的资料，是最接近于历史的相对客观的素材，同时对于转引的史料必须要检查原书，这一方面是出自对于学术严谨的要求，同时也反映出治史者的严肃的态度。关于引用材料的方式，认为“通论性的文章当以作者自己转述为主，尽可能少引材料，除非原材料极其重要而且原文本极其简要不繁，这样可使行文简练，使读者易于领受。至于专门研究性论文，则相反的以录引原料为原则，自己转述只做辅助，而且只限于不太重要处”“将原料插入正文中，务须注意上下文意脉络的连贯”作为转述的材料对于材料本身的理解不能发生错误，这是著者长时期的学术积累所谈到的很有价值的一条治史经验，对于我们刚刚步入历史的研究阶段的学生来说，在以后自己的作文过程当中，引述材料自然是一项基本的内容，尤其是要避免大段地引用他人的材料，利用他人的素材来充实自己的观点。严先生主张“无孔不入”，就是说在建立自己的论点时，要从各方面尽可能的找出有说服力的证据和理由，来证明或加强自己的论点，当发现史料或他人论点有矛盾或不合常理处，尤其是个好的孔隙，可以钻进去作一番探寻，所谓“有缝必弥”者，就是说对于已经建立了的论点，还要看看这个论点与所用证据是否还有漏洞，我读茅海建先生所著的《戊戌变法史事考》，作者用了五年的时间对于戊戌变法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中下层官员与民众对变法的建策，张之洞调京主持朝政与机会错失，光绪帝的对外观念，日本政府的观察与反映等原有的材料、档案、证据详细地进行补证与修正，对新的观点的展开论证，作者对这一史实所做的工作十分细致入微，读完全书，我们感到作者在全书中对于“史实的重建”所下的功力是十分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我们在以后做论文的时候，也是要求用这样的严谨的态度去对待每一条史料，使得我们的文章能够走到没有明显的漏洞和缺憾，这也是我们在三年的研究生学习过程中所必须要掌握的一项重要的能力。
在《论文的撰写与改订》一节中，作者认为文章初稿写成之后一定要改，必要时且要不怕麻烦，不惜大改，因为初稿本身还存在着很多的漏洞和不完善的地方，为当初的构思和写作的过程中所疏漏，所以在初稿完成后不久就要马上审核补充，以期能够对已经完成的材料加以完善，而这样的一条意见对于我们以后的论文写作也是很有教益的，历史学习本身就需要长期的积累，任何人都不可指望在短期内使自己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而是越学习越发现自己的不足，越发现自己以前的浅薄，像严先生这样的史学大师都要对自己的论文要做反复的修改、论证，作为我们这样年青的历史学习者来说，更不应该有畏难的情绪，必须要坚持长期的积累和思考，不怕犯错误，持之以恒方可会有自己的心得，阅读严耕望先生的论文选集，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他治学态度的严谨，单从其未文章所做注释之详尽已足以令我们敬佩不已，而这与现在所呈现出的普遍的浮躁的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治史经验谈》的最后一篇《生活、修养与治学之关系》，虽然讲的并非是学术问题，但是说出了治学的一些真理，就像严耕望所说“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对于学术工作影响极大”，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我想也是长期埋头从事学术工作的人的共同的心声，要有“板凳甘做十年冷”的精神，就像严先生最后所说的，成为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须要真能做到：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我们年青人要真正做到这点，需要去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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