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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增德、丁东编纂，北京十月出版社出版的六卷本《世纪学人自述》辑入了20世纪中国学术上垂范当代的两百名社科学者的自述。所选学者生于1888年—1936年间，以生辰为序，分为六卷。这些学者的治学领域，涉及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诸多方面。自述中，学者们回溯自己与世纪同行的人生经历，历数甘苦备尝的治学道路。这部自述是一部关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演进史及学术发展史。自述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2000年经修订结集出版。通过他们的自述可以窥见这些学者的治学态度、精神、方法和取得的成就。对于继承前人学术品格，提高认知判断能力，医治当下学界浮躁之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遭受了被称之为“千百年未有之巨变”鸦片战争，国门洞开，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华帝国的大门，一系列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从一个完整封闭的封建农耕社会一步一步沦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期间，政治斗争风起云涌。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混战、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百年风云激荡，数代人杰辈出。他们当中不仅有为民请命、舍生取义、不惜流血牺牲的仁人志士，还有一批坚守信念、追求学术，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为已任的学人，他们创造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新高峰。他们当中既有像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垣、吕思勉、陈寅恪、胡适、钱穆等学贯中西、学识淹博的大师，又有一大批学有专长，在文、史、哲方面独领风骚的人物：像中陈中凡、顾颉刚、冯友兰、朱东润、郭绍虞、于省吾、夏承焘、姜亮夫、侯外庐、蔡尚思、陆宗达、张舜徽、谭其骧、周祖谟、谢国桢……等学人，通过他们的自述，可一睹其为学术的一生的风采。
在风云变幻，社会动荡，经济凋蔽，民生多艰的社会环境下，是什么因素使他们能在各的自学术领域，作出后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其中必有原因。
一、 基础扎实，学风朴素
记诵上下过苦功夫。这些学人，从发蒙就受到传统教育的严格的训练。大部分幼童五六岁时从记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入手，对传统文化略有所知，进而背诵《四书》、《五经》，受到“修身、齐家、平国、治天下”思想的熏陶。继而由塾师开讲古书，打下初步传统文化基础。北大著名中国古代经济史专家赵廼抟教授说：“从5岁起，父亲教我识字，并读《三字经》、《四书》等。在家乡就学一直到十五岁。”著名史学家周传儒：“自幼聪慧，五岁入私塾，读诸杂字书，如《三字经》、《四字经》、《百家姓》、《增广》、《孝经》、《龙文鞭影》。六岁上小学，平常仍然读经，初小三年，高小四年，已读完‘四书五经’，均能倒背，读上句，答下句。南北朝骈文，唐宋明清古文，如《古文观止》所载数百篇，亦能背诵。”更有一个极端的例子，词学大师夏承焘自认；“我是一个天资很低的人，但我想，必须勤奋。因此，一部《十三经》，除了《尔雅》以外，我都一卷一卷地背过。记得有一次，背得太疲倦了，从椅子上直扑向地面。”这种记诵功夫是当时学子所必备。
写作经过严格训练。经过发蒙教育，学生有了一定的古文基础，随着年龄增长，见识渐宽，幼年所背古书的内容也逐渐有所理解。此时塾师才讲授古文，教学生开笔写作文。学者陈科美说，私塾读了八年，“前五年先是死记硬背，到第六年才有讲学先生开讲，指导作对联、写日记、做文章，打开了我的思路，使我应用过去死记硬背的丰富内容，写出条理通顺的短篇作文”。文史专家詹瑛也谈到自己发蒙“以后才学习‘四书’、《诗经》、《左传》，逐步开讲，又《唐宋八大家古文》，《古文释义》以及策、论、议，甚至八股文。从十岁起，开始作文言文，并学着对对子，准备作诗”。郝树侯先生对塾师作文之法印象深刻，老师要求“作文必须合乎体裁；作文必须切题，题外的空泛话最好不说或者少说；错别字必须根绝，初犯者指正，再犯者、三犯者严厉批评甚至处罚；最后是誊卷子字迹工整”。
一个人从五六岁到十四五岁，正是记忆力最强的年龄，在这个年龄段进行记诵和写作训练，打牢基础，对今后阅读古书，作学问很有好处。
二． 刻苦钻研，治学严谨。
这些学者在少年时期打下了扎实基础，进入青年，或经名师指点，或继承家学，或刻苦自学，清楚了治学门径，再加之自身勤奋，知识得到拓展，眼光渐开，读书范围更广，经、史、子、集无所不涉。对传统典籍做过系统、全面、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学有所得，见别人所未见。对如何治学，亦有独到之处。
1、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著名文史学家朱东润说：“学习的敌人是速成，速成的结果必然是不成。”强调学习态度必须端正。詹剑锋也说过：“做学问，要有踏实、虚心、有恒和勇敢的态度。学问浩如烟海，每个人的所知，只是太仓一粟。”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回忆20世纪30年代从顾颉刚先生学习，协助顾先生编写《中国疆域沿革史》，该书出版后，“他派人送我一幅墨宝：“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 以此存心，然后乃有事业可言。”从此谨记在心，一辈子踏踏实实做学问，不敢有半点虚假。正因如此，这些学人才能不为外界所动，持之以恒，一心向学。
2、卓有成效的治学方法。由于各人的研究领域、学习环境、工作条件、人性秉赋的不同，治学方法也有所不同，但在各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
读书须知门径：从事中国古籍研究，一定要知道读书门径，否则，事倍功半。著名史学家张舜徽谈到如何读书时说：“他（父亲）一生很重视张之洞的《輶轩语》、《书目答问》，认为是读书的指路牌。《书目答问》中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我对此段话深信不疑。我认为做学问，应循序渐进，不可躐进，不可急躁。过去学者们称文字、声韵、训诂之学称为小学，当我对小学稍具有基础后才开始研究经学。”史学家缪钺也说：“我父亲说，目录之学是治学的门径，教我先看《书目答问》，然后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两部书常放置案头，经常翻检。在一个暑假中，我曾按照《书目答问》的体例，将家中藏书编了一本书目，……了解许多古书作者的身世、版本流传、书的内容体例及其长短得失。”大部分自述者都谈到了熟知读书门径的重要性。
基础典籍必贯通。进行中国古籍的研究，须知读书有次第，有步骤，像《说文》|、《十三经》等基础典籍必须贯通，打牢基础。
古文字学家商承祚提出古文字研究要在基础上下功夫，曾说早年读书期间，“我一面学习，一面把罗（振玉）先生考释的甲骨文字按《说文》次序重新加以编排，并为补入异体字，如自己心得体会，则写成按语附于各字之后。”为研究甲骨文打下坚实基础。研究古籍不仅要懂得金甲之文，还要通《说文》，韩愈曾说“读书须识字”，否则读书无从下手。这些都是读书做学问的不二之门。
著名文字学家陆宗达说：“季刚先生开始要我读《说文解字》。他的办法独到：首先要连点三部《段注》，他对我们说：‘一不要求全点对，二不要求都读懂，三不要求全记住。’头一部规定两个月时间，点完了，他看也不看，也不回答问题。搁在一边，让我再买一部来点，这样点完了三部。有开始不懂的的问题自然而然懂了。”
《楚辞》及敦煌学专家姜亮夫：“他们（老师）特别强调要在《诗》、《书》、《荀子》、《史记》、《说文》、《广韵》这些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书上下功夫。”没有这些基础书做底子，文史研究就难以深入。
读书必广博。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不从整体上把握文化源流，很难在某个领域有所成就，正如这些学人所倡导的治学要“由博返约”，他们治学经历就是最好的明证。
词学大家夏承焘说：“我在严州第九中学任教，学校有一个藏书间，里头尽是古书，尤其是其中有涵芬楼影印‘二十四史’，浙局渌园丛书。在严州得此书，如获一宝藏。我就在此扎扎实实地看了几年书。”
张舜徽也谈到，在长沙中学任教期间“涉览所及，以史部诸书为多，既精读了《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又通读了《资治通鉴》正续编，复发愿欲于三十五岁前读完全史‘二十四史’。自唐以上诸史，遍施丹黄，悉加圈点；唐以下诸史，也仔细涉猎一过。前后十年，才把这部3259卷的大书——‘二十四史’通读了一遍”。年轻时下大力气广泛博览，使他们成为一代通才。
搜集材料必广泛：广泛收集材料是研究的必备条件，对这些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归纳、整理，才能得出接近正确的结论。
中国近代经济史专家汤象龙曾说：“史学工作者最重要的责任是收集资料，这种资料工作虽是一种不成名而费力费时的工作，但是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工作，不做这种基本工作，中国社会经济史将永无写成的日子。”
台湾知名学者周法高也说：“谈到治学方法，我个人向来有一个脾气，无论研究哪个问题，总尽量将有关资料搜集齐备，而且资料越丰富越好。然后再加以分析、归纳、整理，做一种结账式的研究。先将前人说法罗列，说明它的贡献，遇到前人有说法不妥的地方，经过深思研判后再下自己的案语。读者看了我的书，也等于同时参考了许多相关的资料或书籍。”从中可以看一代学人认真严谨的治学精神。
选材必存真。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指出：“注意用科学方法研究古史，王国维提出的古史研究必须用地下资料和典籍互相参证的 ‘二重证据法’，…在我看来，地下资料和先秦典籍两者还应该有主辅之别，即以地下资料为主，典籍为辅，才能得出真正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和其他考古资料是原封未动的最可靠的资料，这和辗转传讹不尽可据的典籍记载是有主辅之别的。”
资深教育家罗炳之教授提出了“博学、深思，存疑、求证”的观点。他认为“博学，首先是搜集材料。深思，将所集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深思熟虑，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揭示其规律性。存疑，不盲从，不武断，实事求是。求证，科学研究重在验证，‘无征不信’。古代韩非说得好：‘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这些都渗透着实是求是的精神。
持论必有据。著名清史专家谢国桢指出历史研究要“论从史出”。“掌握了足够而可靠的资料和论据，然后才能得出符合客观事实的结论。……对史料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得出正确的结论，才可能提供给史学界探讨。积累了许多的专题研究，然后才能写出不是陈陈相因，抄撮成书的作品。”
论著必精准。文史研究成果要经得起检验，就必须下笔精准，言之有物，不可任意臆测。张维华教授谈到陈垣先生治学：“…中国史部的书那么多，从何处入手，他就是从《二十二史札记》这部书入手的。他曾对我们说：某一些史学家名闻一时，但他下笔三行必有错处。可见他在治史的功夫上是何等严谨。”
著名方志专家方国瑜说，当年“《纳西象形文字谱》稿初成，携之到苏州谒章太炎先生求教，并以云南地方史请教于李印泉先生。他们指出：我所论界务之文多空洞，应该亲自去边境调查。并指出，研究地方史，不亲自调查地方的历史乃至各种情况，是很难有所建树的。二老的指教使我受到很大的启迪。”
从上面点滴自述中，可以窥见大师门严谨的治学方法和朴实的治学理念。
三、 身处逆境，矢志不渝
这些世纪学人，在漫长的治学生涯中，许多人面对逆境，秉持理想信念，坚守学术良知，以信心、毅力、勇气和坚韧战胜困境，取得辉煌。从他们身上展现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追求，对传承中华文明的自觉意识和崇高的历史史命感，成为克服困境不竭的精神动力。
著名中国思想史专家蔡尚思曾回忆早年因生活贫困：“只好东来南京入住国学图书馆，决定把馆藏所有文集读完。有人摇摇头说：‘古来尚无此种读书的人，何况在今天？’……我于是自誓：每天至少用功十六七个小时，虽有眼疾胃病，终不顾及，以为我的用功必须每天等于普通人的二三天。”终于把南京国学图书馆内有关藏书读了一遍，抄录大量史料，为今后思想史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徐中玉先生被错划右派。他说：“二十多年来，包括十年内乱时期，只要有可能，我就尽量利用时间，回到已停顿了多时的整理研究古代文艺家创作经验这条道路上来。读书上千种，手抄卡片数万张。牛棚归来，也未敢放松。”这就叫矢志不渝。
复旦大学教授钱剑夫建国后因历史问题受牵连，五十年代中在一所私立中学任教，生活极端困难。当时“妻子蒋兰没有正式工作，只是义务做一些扫盲工作，我连降三级后，只有七十四元，扣除教育贷款和房租水电后，每天只能吃一样小菜，但是我不以为苦，没有灰心丧气，也毫无怨尤。……我的办法是重读《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晋书》，并及先秦诸子和《十三经》”，分类整理抄录，编成“长编”，“……取名为《汉制丛考》共二百一十卷，凡数百万言。” “那时我全四口只住一个十平米的假三层上面，什么都卖光了，只剩下一张床和一堆破书，我就打地铺睡在地上，又恐怕妨碍她们的睡觉，只好在下半夜三时起身，挤在一个由过道搭成的橱里抄写，然后再按时上班去打扫厕所，刻印蜡纸，并忍受无端的侮辱和欺凌。”贫困只能激起他坚持不懈的努力。
除了政治上的困顿外，贫困、疾病也常常困扰着他们。韩国磐先生曾谈到：“1958年以来，被造化小儿侮弄，先则发生痔疮，大量出血，胃下重，肝肿大等病。继则慢性肝炎，肠炎等。拖了很长时间，由于组织上关心，1962年养了一年整。十年内乱，进行《隋唐五代史》的修订工作，可修订工作还没有未完成，1975年，又患了食道癌，动了大手术，闯过生死关。”从1958年起，到1976年，先后出版了《北朝经济度试探》、《南朝经济试探》、《魏晋南北朝史讲义》，又出版了《隋唐五代史纲》，在克服了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后，达到他“一定要有专攻”的目的，成为隋唐史方面研究专家。这些学人就是这样，以其超乎常人的惊人毅力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用生命书写了自己的学术人生。
四、 卓然成家、成就蜚然
这些世纪学人，为传承学术，光大文明，备偿艰辛，奉献终生，他们或博览群籍，开宗立派；或钻研精深，卓然成家；或教书育人，火尽薪传，为中国学术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如顾颉刚先生开创“古史辨”学派，开一代“新史学”研究之风。曾在《禹贡》学社随其学习、工作的弟子有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积二十余年之功编成的八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蜚声海内外，广受瞩目。
北大著名教授赵廼抟从事经济史研究，“一直搞了二十多年。披阅我国数以万卷的汗牛充栋的古籍，编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大型资料工具书，书初稿六百万字，起名《披沙录》。取其披阅万卷，沙里陶金的意思。后压缩至四百万字，分为五卷出版。”文史专家诸祖耿“晚年完成一百多万字的《战国策集注汇考》。”前后费时近四十年。
唐圭璋先生年幼时家境贫寒，志不辍学，刻苦自励，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完成《全宋词》、于七十年代完成《全金元词》等鸿篇巨制，终成一代词学大家。
还有明清史专家谢国桢，积十数年之功，先后“写成《晚明史籍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明代社会经济史选编》以及《两汉社会生活概述》。”
文史专家罗君惕“1973年3月，《探原》一稿全部脱稿，约230万字，引用书籍见八百二十种，共七十五大册，重四十余斤，历四十年。”
著名音韵、语言学家周祖谟“解放后除了《广韵校本》重印外，又印行了《方言校笺》、《洛阳伽蓝校释》、《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与罗常培先生合著》，《问学集》、《广韵四声字表》、《唐五代韵书集存》、《尔雅》校笺等书。为汉语研究方面权威。
又如徐中玉先生上世纪80年代在右派问题得到改正，重返讲坛后，由他主编的《大学语文》成为高校文理科一年级新生必修课教材。他还表示要“和五位研究生继续整理研究古代作家的艺术经验。先系统地搜集材料，再分专题整理，然后进行研究，写出论文。积累了材料已达两百多万字。预计三年内可超过一千万字。然后再在里面精选取一部分付印。”
台湾著名学者周法高积数十年之功，编“《金文诂林》等三套工具书共二十二本，五百万字，在台湾和大陆广为流传，更销行到日本。它逐渐受到重视”。上述论及的只其中一小部分，凡举在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然已蔚为大观。
进入二十一世纪，这些学人渐渐离我们而去，但他们创造的业绩，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他手中得以发扬光大、延续。一个人的生命可以结束，但精神不能终结，一个民族可以新陈代谢，但文化不能中断。这些世纪学人是祖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脊梁。正如先秦史研究专家陈奇猷先生经四十余年不懈努力，先后撰成《韩非子集释》、《吕氏春秋校释》后，一位学者在给他的一封中所说的那样：“弟谓此书出版，意味着乾嘉以来中国校勘学之复兴。不但为中国学术界、中华民族增光，亦可为近世学者之典范，使承学之士知道高深的科学，是从艰苦的调查中得来的，没有便宜的路，欺世盗名是不行的。”也许这也是对那一代学人的最好评价，也是今天读此书得到的一些启示吧。
（本文引文均引自《世纪学人自述》，未注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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