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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爆发70周年的2007年，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摄影记者陈庆港的《真相：慰安妇调查纪实》一书。从山西到海南，从南京到武汉……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真相：慰安妇调查纪实》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表现了慰安妇群落的生活。她们的遭遇激起了人们对日本军国主义及战争的痛恨，并为她们一洒同情之泪。面对书中34位慰安妇的遭遇，我却无法将思想停留于此。掩卷深思，一个问题盘桓于心：慰安妇，除了日本兵，还有谁伤害了你？谁还在伤害着你？
陈庆港在前言《那年花开》里记载了一个叫侯二毛的女孩子的故事。13岁的侯二毛被许多日本兵蹂躏了几个月，父亲变卖家产将她赎了回来。怀了日本兵孩子，家人用木杠在她肚子上擀、赶驴拽着她在山路上颠……胎儿还是没有被打下来。母亲求村里的乡亲等孩子生出来，再……乡亲们说怎能让孽种见天日？！一剂烈药灌进侯二毛嘴里后，胎儿死在侯二毛肚里，侯二毛则死在被她挣扎时擂塌了的土炕上。村人请来铁匠打了三根七寸长的铁钉钉进侯二毛肚里，边钉边诅咒：不能让小鬼子的孽种出来祸害人，小鬼子永世不得翻身。
日军发动侵华战争期间，20万中国妇女被逼成为日军的性奴隶，她们共同的称呼是“慰安妇”。战争结束前，大部分慰安妇或遭日军杀戮，或被迫害后身亡。侯二毛没有等到日本投降就死在乡亲们“正义”之手上了，和她有同样身份的姐妹们的苦难并没有随着日本人的投降而结束。“日本妓”、“日本婆”、“进过炮楼的”、“日本婊子”及诸如此类的称谓仿佛一道咒语预言了她们经久不息的痛苦，也如一道藩篱将她们与常人隔离。雨天，侯冬娥摔倒在村口，因为嫌她“不干净”，没人肯扶她起来。陈金玉听到过这样的嘲讽：以前干过那样的事，干吗不干脆嫁给日本人。60多年来，她们既不能得到日本政府的赔偿，也难以被自己的一些同胞赦免，“不清不白活了一辈子”。身体遭受了重创，一些慰安妇无法得到婚姻、或者不能生育。实在无法活下去，有个武汉的老人卧轨自杀了。
因为受不了村里人的议论、辱骂和仇恨，陈亚扁、林亚金只好躲到山里住。建国后，“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的陈亚扁被政府找回来，在山沟里住了几十年的林亚金1998年才搬到村里。一些“慰安妇”以深居简出躲避刺痛的目光，更多的人选择了缄默，还有些人隐姓埋名过活。如果承认向亲人的倾诉可以缓解痛苦和压力，“慰安妇”保持沉默、独自承担、让过去的事“烂在我的肚子里”的选择里又透露了怎样的无奈，她们的沉默里又鼓胀着多少复杂的内容。沉默，固然是不希望自己的经历“污染”亲人，但其中是不是也有对外界包括自己亲人的不信任。
慰安妇是婚姻市场上的“廉价”者，只能与残疾人、离婚者、鳏者、贫者、丑者、老者匹配。一些慰安妇的婚姻生活凄凉坎坷，有的只好多次改嫁。为了赢得婚姻，有的不得不隐瞒过去的经历。尹玉林、符美菊的丈夫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妻子做过“日本娼”的事，出于无奈自保的沉默使她们觉得对不起死去的丈夫，从而背负上沉重的心理负担。有的慰安妇不能生育，被弃，成了她们难以避免的命运。婚前被占领了的女性身体遭遇贬值，不是丈夫种子的生育更受到理直气壮的诅咒。不忍心溺死“日本种”的女儿，蒲阿白的恻隐之心并没有庇护到孩子。孩子长大后，同龄人骂她、打她，使她身上留下了后遗症。最终，去井边打水时，病情发作的女儿掉进了井里。韦绍兰62岁的儿子罗善学是迄今为止第一个被公开的慰安妇生下的日本兵后代，“日本仔”的身份使他一辈子蒙辱，父亲对他也不如其他孩子好。受此连累、至今还是单身的他，现在被小辈叫做“日本爹”、“日本爷”。
不洁的慰安妇得不到家人、族人、村民的赦免，也同样受到民族、国家的谴责。文革中，幸存的慰安妇几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林亚金成了政治运动的批斗对象；袁竹林被居委会强行吊销户口本和购粮证、没收住房后逼往北大荒建设兵团呆了整整17年；伍来春在每一次运动中都被点名批判，文革期间被划到地富反坏分子行列；南二朴被判两年刑役出于后因为经不起精神和病痛折磨，于1964年上吊自尽。
铺天盖地的歧视使慰安妇自觉地认同了自己的罪身，也为自己影响了家人而自责。陈庆港采访尹玉林时，老人烧好了水却叫来儿子给他递水，因为怕他嫌弃。除了显性、短暂（这里仅谈实在的物理时间而不涉及心理时间）的战争伤害，慰安妇遭受着更隐蔽、长久的伤害也来自可怕的男权文化和大众心理对女性身份及价值角色的认定。失贞、不育，这些针对女性的道德禁忌并没有因为战争而结束，公众乃至她们自己以道德的名义持久地惩罚受污女性的罪孽。面对她们的悲剧，作为她们同胞的我们都该反思：谁还在伤害着她们？
什么时候，慰安妇不作为特别的问题被提及，就是中国乃至亚洲的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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