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内搜索 

人才培养


古籍稿抄本鉴定 陈先行

来源:  

各位领导与同行:
  上午好!
  我十分感谢浙江(江苏)古籍保护中心与浙图(南图)能提供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与大家作交流。先说几句题外话。
  一、古籍普查与古籍保护工作需要人才,也能培育人才。现在图书馆古籍整理人才缺乏,海内外皆如此。人才虽少,工作还是要做,并且要做好,困难挺大,不能着急,但可以边做边培养年轻人。去年二月底,我在北京开会曾说过,如果这项工作不培养出一批人才,不能算成功,该事业也不可能持续发展。而该项工作并非有了钱就能做好,如果没有一种奉献的精神,也是不行的。一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从编纂至全部出版,整整化了十八年的时间,从主编到普通工作人员,没有拿过一分钱的稿酬,更没有什么津贴,不少人甚至未及看到成果已离开了人世。他们靠什么在工作,是一种事业心,一种奉献精神。我不是在说教,因为我们现在这项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是一场持久战,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才不会为一时的利益所趋动,不会在这项艰苦的工作中患得患失。而个人的才能,只有融入国家这样的大事业中方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体现自身价值。我们大家,尤其是年轻人,要抓住这难得的机遇。
  第二,版本学是一门应用科学,或者说是一门实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对有关版本目录的书籍,只能作学习参考,不能盲目迷信。举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为例,这部书大名鼎鼎,是学习版本知识的入门书,但他讲的有些版本自己并未经眼,而是根据清季各家藏书目录的材料分析归纳,结果就存在问题。譬如他在讲“宋本不如元本”条中举唐许浑《丁卯集》的例子,认为宋本收录许氏诗歌要比元本少很多。然而他不知道宋代至少有浙刻与蜀刻两个不同版本系统,他了解的宋本是浙刻本,而元本源出蜀刻本。类似问题还有,不一一例举。我更推崇傅增湘,他不仅经验丰富,学问做得也扎实,他的《藏园群书题记》对我们如何研究版本、评估版本价值很有启发。今天我来这里讲演,亦是赶鸭子上架,大家姑妄听之,当你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你会作出自己的判断,也会对我提出批评。所以,今天我们的交流只是开始,相信这种交流随着古籍普查工作的深入会继续。书囊无底,如果大家有机会经常交流心得,相互帮助,取长补短,那么我们的事业就有希望。


  稿本简述
  一、 稿本的种类
  稿本是诗文的原始文字记录。“稿”又作“稾”,亦作“藳”,古時候“稾”、“藳”同用,而“稿”则是“稾”的异体字。《史记•屈原列传》有云:“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则“稿”的含义之一即指文字作品的草稾,即未经修改厘定或正式发布(传抄或印行)之前的文本。但对稿本的认定,又非那么简单,因为一部著作发布后,仍有作者或他人再事修改的情况,这就要从实际出发,作出客观准确的鉴定。
  稿本的名目繁多,就其形成过程而言,大致可分为初稿、修改稿与定稿三种。
  初稿本是作者首次撰写的书稿,除极少有一气呵成不事修改者外,大都成草稿状态,信手写来,不拘法度,涂抺钩乙,随意为之,作者但求构思成文而已,至于文本之视觉效果则无暇顾及。因而阅览初稿本,即便作者是书法家,读者亦每有辨文识字不易之困难。如现藏澳门中央图书馆的《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旧为吴兴刘氏嘉业堂插架之物,主人刘承干曾请人整理誊录一过,今视其录本,与原稿文字颇有出入,经友人吴格教授费数年之功悉心校核,方始完善(2005年由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
  修改稿本是指经作者或其亲属、门生、友朋修订改写过的稿本。俗话说“三易其稿”,即一书(文)的成立,需经多次修改,因此修改稿本往往並非一种,只不过有的修改稿在发布之前有意毁弃,或在流传过程中亡佚,后人不得而见罢了。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为了整理辨析《水经注》各传本淆乱的数百条经文与注文,曾先后进行了七次校勘,也就是说有七种不同的稿本,相对首次校稿,其后六次皆可视为修改稿本,今上海图书馆所藏之稿题为“重校本”。
  对书稿的修改,通常是在对初稿重新誊录后的本子上进行的,但亦有直接在初稿本上进行修改者。现藏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五种翁方纲手稿,即《易附记》、《书附记》、《诗附记》、《礼记附记》、《春秋附记》,皆在初稿本上数事修改。如《易附记》历经嘉庆五年庚申、嘉庆八年癸亥、嘉庆十七年壬申、嘉庆二十年乙亥四次覆核修改,都有题署。《书附记》虽未注明修改年月,但观其目录,初稿仅以墨笔书其篇名葉数,修改时则以朱笔分其卷次,並增小序云:“读《尚书》舊积诸条,通加次第排订之,成一十四卷。愚以古文之真否,概不置辨。于前儒所谓错简脱乱者,则不敢以为然,是以宁多缺焉。嘉庆二年夏闰六月二十八日。”后又以朱笔旁注:“此小序写于首卷三行‘虞书’一行之前。抄写之式照《诗附记》。”则该稿至少两度修改后方始定稿。《诗附记》除有翁氏嘉庆元年与八年覆核题署外,卷首又有其题识云:“《诗附记》始自癸丑秋,至今嘉庆癸亥夏。温肄《十四经》,凡得《附记》粗具草稿七十二卷。更当日日虚衷研覈,无怠无怠。夏六月,方纲又识。”此题识告诉人们两点,一是《诗附记》草创于乾隆五十八年,历经修改后于嘉庆八年基本定稿;二是翁氏共撰诸经《附记》十四种凡七十二卷,总体上说,至嘉庆八年仍未修改完成。《礼记附记》有“癸亥五月七日覆核”、“丙寅七月五日覆核”题署,卷内凡于誊清时需作版式提示者,均以朱笔记注。《春秋附记》据其题署,于嘉庆六年辛酉、八年癸亥、十一年丙寅、十四年己巳及二十年乙亥先后覆核,並经两度厘订。此为在初稿本上进行修改的典型例子。
  此外,作者对其著作之修改不仅在誊录本或初稿本上进行,也有该书印行之后在印本上继续作批校修改者,皆应视为修改稿本。复举翁方纲《春秋附记》为例,翁氏曾先将此稿中的卷六《春秋分年系传表》刻印单行,但印行之后又在刻本上修改,並在目录中注云:“独此一卷有刻板,然内有添入处。如再刷印一本,仍照添入。已有刷样一本,已添入矣。”其添入之文,在“僖公二十四年”条末(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此刻本之底稿,即翁氏定稿所录刻本,恐无此添入文字),详见《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兹不赘录。再举章太炎《訄书》为例,该书光绪二十五年在苏州刻印后,章氏在刻本上曾数次修改,上图即藏有其修改並重订目录之本。光緒三十年重新出版铅印本,而在宣统二年,他于日本又在铅印本上作大量增删,最后连书名亦予更改,题为《检论》(此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定稿本,是指最终修改完成的稿本,通常经过重新写定,书面整洁,而不是草稿面目。但有的修改稿本因已修改完成,实际上亦是定稿本,或者说是最初的定稿本,而重新写定之本只是其副本。这种情况就比较复杂,需通过与初稿本、其他修改稿本或者写定副本甚至印本的校勘比对之后才能确定。经重新写定的副本称为清稿本,又称誊清稿本。誊清稿本一般请门人录写,也有作者自己书写。有的定稿本为了付刻,直接用宋体或楷体写在雕版格式的纸上(多为红格纸),以便给刻工粘在木板上雕刻付印,这也属于誊清稿本的一种形式,但因其功用,专称为写样本或写样待刻稿本。按理,如经雕刻,写样本当不存在,现之所以有写样本流传于世,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该写样不符要求而弃用,二是该书因故未刻或未及刊刻。不过,翻刻本亦须写样,如果有这种写样本流传,须作考订分析予以辨别,因为这种写样本不属稿本之列。
  虽然稿本有初稿、修改稿与定稿之分,但曩昔各家公私书目却每以“手稿本”、“稿本”、“清稿本”等名称著录之(即全文皆为作者亲笔书写者称“手稿本”,由他人誊录复经作者亲笔修改者称“稿本”,全文为他人誊录者则称“清稿本”或“誊清稿本”。如果由作者亲自誊录,当然亦称“手稿本”)。这主要因为编目者囿于客观条件,难以对各稿本进行深入的校核辨识,只能就其形态予以客观著录。再者,一般传统目录的著录要求较简略,只需著录对版本鉴定的结果便可,如果欲对稿本的形成过程与相互间的内在联系作进一步揭示,唯有通过考辨,以撰写书志的方式才能做到,而这又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因为客观上往往不具备条件。
  二、稿本的价值
  评判稿本的价值,如同评判其他版本一样,不出文物价值与文献价值两个方面,当然也要结合稿本固有的特点。假如从广义上说各类写本都是孤本的话,稿本就更显可贵,因为它是一书不同版本的祖本。至于名人手稿,其书迹往往便是艺术珍品,其文物价值是不言而喻的。那么稿本是否历来一直受到人们珍惜呵护呢?我们先检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该书目著录各种版本约五万七千余部,而收录的稿本不足四千部。在这批为数寥寥的稿本中,明代中期以前的稿本更极稀见,大都为明代后期及清代的稿本。于是人们意识到保存稿本要比保存其他版本困难,因其流传稀少,所以更可珍贵。结果是客观存在的,但原因何在呢?似乎没人认真思考过。我认为,除了天灾人祸等相同原因造成古籍损毁之外,当古籍版本学尚未形成与成熟,尤其当人们对古籍版本的文物价值尚未充分认识之前,稿本其实並未受到特别重视,似乎一旦该书刻印流布,稿本的作用也就随之消亡,不必刻意保存。这是明中期以前流传稀见极为重要的原因,並非妄加揣测,其他古籍版本的保存与流传也有类似情况。在明初,宋元刻本並不珍贵,等到流传稀少,藏书家才奉若至宝,由于印本总比稿本量多,故客观上稿本流传更少。即使国图藏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鑑》残稿,很可能是作为书法作品而得以保存的。因为在清代以前的藏书目录中几乎没有稿本的著录,而在书画目录中,却有早至元代以前的手稿,说明当时人们注重的是名家的书法。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尚能收录近四千部明末及清代的稿本,即这批稿本尚能流传至今,主要原因也是在它们显现出文物价值,或者说是后人认识到其文物价值(当然也包括文献价值,尤其是未经刊刻的稿本)之后才得以保存下来的。从这一现象也可说明版本学的形成在明中期以后,清代则进入较为成熟的时期,而版本学的重要功用之一就是评估版本的文物价值。明乎此,一个具有前瞻意识的古籍版本爱好者,是不会对稿本(包括近当代有价值的稿本或名人手稿)轻忽而放弃任何收藏机会的。
  稿本尽管形态、名目不一,但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无传抄、刊刻可能带来的讹误,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在评判稿本的文献价值时,人们习惯将稿本分为未刻稿与已刻稿(确切地说当为未印稿与已印稿)两部分来讨论,重点则放在已刻稿本上,因为未刻稿本无论形成与内容,是真正意义上的孤本,其版本价值是人所共知的。而对于已刻稿本的文献价值,则有被忽略的情况,似乎一经刻印或抄写流传,该稿本仅存文物价值而已。其实不然。因为第一,稿本的钩乙增删面貌,刻印本或传抄本往往不得而见,只有通过原稿,方可识得作者著书为学之历程。前文所言章太炎从《訄书》到《检论》的数种修改稿至为典型,无疑是研究其思想的重要资料。又如上图藏有清代学者沈大成(1700—1771)的《学福斋诗文集》稿本,与沈氏去世后刻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五十七卷本《学福斋诗文集》相比较,此稿本篇帙不全,卷次亦不相连属,计存诗卷十二至十六前半(以上题名《百一诗钞》),卷十九至二十一前半、二十五后半至二十六、三十一至三十五(以上题名《竹西诗钞》);存文卷五、十至十四,当非最终定稿,但皆经作者亲笔修改校订,或选或删,或选而未刻,或删而复收,字勘句酌,极为慎重,从中可以获知他对自己诗文的评判,並可了解他在生前对该书的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删去的文字中,有《项贡甫画梅短歌》七古一首,中有句云:“我闻冬心老狂客,一幅一缣索画直。岂知皆出兄手中,可怜赝鼎无人识。”沈氏自注道:“金寿门在日,常倩兄画梅而自署其上。”金寿门即“扬州八怪”之一金农,号冬心,画梅冠绝一时。其所著《画梅题记》一书中有关于弟子项均追随他学诗作画的记载,並赞誉项均画梅“小心作瘦枝,尽萧闲之能”,为师得意之情跃然。则项贡甫应当就是项均。学生为师代笔,似乎寻常,但每流于传闻,捕风捉影,真如沈氏凿凿言诸诗文者却也少见。然而虑及朋友情谊,沈大成终究不愿此事显于世而一笔予以删削。金农画梅之作世人奉若珍宝,可以想象,曾经上当受骗而花了冤枉钱之人有不知几何,若不是此部稿本得以幸存,那么这段有趣的艺林掌故或许至今不为人所知。则稿本之珍贵,于此可见一斑。第二,一书虽已抄写或刻印流传,但作者再事修改整理而未及重新刊刻,这种稿本则可补通行本的不足。如清臧庸《韩诗遗说》一书,传世抄本及刻本皆源出未校正前之旧稿,而上图所藏的稿本,正是其后来重校厘定之本。这部稿本是应阮元高足朱为弼求赐此书抄本而重加修订的。其题跋云:“此庸旧辑本。嘉庆己巳三月,晤嘉善朱椒堂驾部于杭州抚署,索钞此册寄都中。余假归里门,为校正数事,命奴子潘寿写以诒之,余为复勘。时四月十九日,用中记于常州岳园。”将该稿与通行本作比勘,知臧氏此次对旧辑本的校正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在体例上(包括格式行文等)作了调整;其次是纠正了原本的衍夺讹误;最重要的是在内容上进行了补充,如《权舆》“於我乎,夏屋渠渠”句,《韩传》“殷商屋而夏门也”,刻本则无此条,而是将“殷商屋而夏门也”列入《诸书引韩诗未详所属者十七条》内。今检此稿,未详所出者仅十六条,因知此条属臧氏后来考出者。可见这部稿本比现存的抄本与刻本来得精确完备。第三,稿本可纠正刻本之舛误。如清沈钦韩《两汉书疏证》,虽然已有光緒间浙江书局刻本通行,且浙局刻书于校勘一事素有较好口碑,孰料该书错得离奇,竟然将《后汉书》中的缺卷,谬以《艺文志》羼入。而沈氏《两汉书疏证》的稿本今仍存于世,如果将它们汇集整理出版,则浙江书局本可以废置。第四,某些内容印本未收,稿本可作补充。所谓印本未收,既非指作者自己删削,也不是如臧庸《韩诗遗说》稿本那样后来又作校正,而是指其内容原本固有,但事出有因,刻印时未予收入。如清焦循《忆书》手稿,凡一百三十余条,赵之谦刻入《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时删去了十条专门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文字。赵氏十分钦佩焦循,本人也是愤世嫉俗之士,他删去这些内容肯定有难言苦衷。但对读者而言,一旦知道稿本还藏在上海图书馆,那么对刻本是不会感到满足的。又如清林则徐《粵海即事诗》,稿本录诗十八首,撰于鸦片战争时期琦善所主和局失败广州被围时,编刻林氏《云左山房诗钞》者恐触时忌,未予收录,则后来重辑林氏诗集者,可据此稿本补入。如此种种,都说明已刻稿本同样值得珍视。第五,稿本经他人任意删改,导致文意失实。惟赖原稿,才能了解作者真实思想。如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自述,刻印本即出于曾国藩的删定,以资料可靠程度而言,无疑以原稿为佳。又如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二十八卷手稿本,记事自咸丰四年春至同治二年三月,生前曾被其表弟山阴陈寿祺(字珊士)借读,业经涂改,李氏气愤之极,于壬集封面题曰:“是书为珊士借去,中被墨涴甚多”,“文之佳恶吾自荷之,何劳他人饶舌”;並言“剜补以后,日记更不假人”。然其去世后,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此稿时,又经蔡元培删改,或许蔡氏出于善意,但终非李氏原来思想。今该稿藏上海图书馆,蔡氏删改之粘签亦保留在上,其文献价值自然要高于影印本。
  附带说一下,书信亦是手稿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书信称名或异,如帖、启 、笺、移、简、牍、书、札等。其文字长者可累数百言,短者仅单辞词组,有的述事阐幽;有的宣情吐臆,旨虽专于辞达,语则可以观文。至于其书法,信手写来,自然天成,气韵生动,姿态万状,鉴赏家、收藏家们珍之若美珠文玉。
  历代学者皆注重书信的学术价值,先秦两汉之史传每有采摭,魏晋六朝的别集、总集则独辟类目。迨至两宋,或一人之手札单刻别行,或众人之尺牍荟萃发布。自是而后,书信代有专刻,其于研究文学、历史与社会、个人,起着其它史料不可替代的作用。
  尽管如此,前人于传世书信手稿的研究与整理成果有限,今人在此学术领域有着广阔驰骋空间,大可作为。即从文献学角度而言,书信同其它稿本相类似,亦存在不同版本。明人叶向高自序其《后纶扉尺牍》有言:“余生平尺牍皆焚其稿,惟前次在纶扉有关系时政者间存之,以附于奏草之后。”又曰:“检诸尺牍,凡属寒暄,悉投水火。所余无几,乃政地之艰难,疆事之得失,大较可见。他日尚论者,亦或有考焉。”可见古人写信有留存底稿的情况,以待将来刊刻别集之用。这种底稿相对对方所收之信件当属另一稿本。其面貌有的是草稿,乃所发信件之初稿;有的书写颇规正,则是所发信件之录副。而当其书信公开发表时,文字又会因人事或辞章等各种因素有所改动,人们只要检览上图所藏明末侯峒曾、岐曾兄弟尺牍手稿,即可略知古人书信之原件、留存底稿与印本的内容往往存在异同。因而书信存在着不同版本,具有不同的文献价值。对此,以往文献家们很少关注。
  当然,对传世书信欲作广泛深入的研究,编制专题目录是首要而最基础的工作。不可否认,书信因其为零简散札,较之其它稿本更不易收集保存,而许多收藏家往往又是将书信作为书法艺术作品加以收藏。因此,历来私藏之家几乎没有以书信为专题的收藏目录,而公藏之家亦未对所藏书信作过全面的整理。诚然旧物日益难得,但事实上当今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已拥有大量明、淸、近代藏品,若能有计划有规模地进行整理,摸淸家底,编成专目(馆藏目录乃至各馆联合目录),对书信本身及相关学术领域的深入研究,其所产生的影响与帮助将是无可估量的。
  三、 稿本的鉴定
  鉴定稿本比鉴定印本难度大。首先,一书之稿本虽可能有初稿、修改稿、定稿数种存在。但每种面目各自不同,都为单一的版本品种,皆可视为孤本,况且很少有各种稿本都完善保存至今者,那么相较印本,客观上便缺乏鉴定参证资料。其次,稿本的书面风格虽然每含时代气息,但又极具个性化,不似印本能大致总结出规律性的现象与特征。再者,稿本与抄本之间亦存在不易区分的情况,如经誊清的稿本,若无编著者的标记(专用稿纸、钤印等)或手迹,很容易与抄本混淆;而一些较为冷门的抄本,因其书罕见流传,亦往往会被误定为稿本。鉴定稿本的要点在于确定该书出于那个时代、何人之手(简单判断是否稿本,並不太困难,尤其是初稿或修改稿,卷面每有涂改、钩乙、粘签、剪贴等特征),其真伪如何,以及该稿本的性质与价值。关于判断稿本的性质与价值,我们可以借助校勘等手段,而鉴定其真伪,则往往要依仗字迹的比对。与鉴定抄本、批校本相通,尽管鉴定稿本也可采取如同鉴定印本之法,即通过纸张、讳字、钤印等因素识别,但要断定其出自何人之手(包括正文与题跋),倘若没有字迹比对,是很难把握的。因此,鉴定稿本(包括抄本、批校本),除了需要一定的书法修养之外(鉴定印本也如是),更强调实践经验,书本知识至多是入门的参考。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理念,我们在2000年编纂出版了《中国古籍稿抄校本图录》一书。毋容讳言,此书收入品种有限,亟待充实完善,但我们很高兴看到该书出版后,其资料已被人们广泛借鉴取用。当然,图书馆、博物馆所收藏的尺牍、题跋以及相关的影印文献皆可作为鉴定手迹的参考比对资料,应尽可能加以利用。
  对有些个案,须作考证才能判定是否为稿本的情况,因其特殊性,这里无法一一例举。兹专就我在编目实践中遇到对稿本的认识与鉴定问题,因其具有共性,则不避繁琐,举例提出,求教同行,以供大家参考。
  一、 有该书作者批校题跋者应作稿本例
  有的书虽然是抄本或刻本,但有作者亲笔批校题跋者应视作稿本,然而这样的稿本往往被编目者忽略,其版本价值未被充分揭示。如上海图书馆所藏清吴骞撰《观复堂藏书总目》一卷《分目》一卷《拜经楼分拨总记》一卷,有吴骞手书题跋,亦仅著录为“吴氏拜经楼抄本”,实际上是吴骞的稿本。再如上图所藏清钱仪吉撰《庐江钱氏艺文略》,虽然是嘉庆十三年刻本,但上有钱氏亲笔批语,亦应定为稿本。或许编目者不识钱氏笔迹,抑或不以为是稿本,遂使此本长期置于普通本书库。又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清黄丕烈撰《求古居宋本书目》一卷,系黄氏家抄,复经黄丕烈手校並题跋,当为稿本,却著录为“清嘉庆十七年黄氏求古居抄本”。
  二、誊清稿本误作抄本例
  有的同行将誊清稿本归入抄本之列,似有其道理。但我认为其价值与抄本不能同日而语,拟以区分为妥。如中国国图书馆所藏清祁寯藻辑《甘肃查办全集》不分卷,有祁氏手书题款,著录为“清抄本”,颇疑此本实为誊清稿本。
  而更多情况是,编目者不知为誊清稿本,误以为是抄本。如上海图书馆所藏清凌廷堪撰《礼经释例》十三卷(缺卷十一至十三),原以抄本著录,检览其本,虽无凌氏手迹,亦无其印章,但用版心下镌“校礼堂”兰格稿纸抄写,校礼堂即凌氏室名,因而该本当定为誊清稿本。又如上图所藏清阮芝生撰《春秋传说从长》十二卷,原著录为清抄本。是书乃芝生读《春秋》心得,前存翁方纲序,谓“传说从长”者,盖芝生谦不敢自任也。该本卷内有墨笔删正批校,多出翁氏之手,则此当为誊清稿本复呈翁方纲阅正者。或因翁氏之序文系请人誊录,所钤印章之印色又欠佳,编目者失察,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亦未收录。再如《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著录清抄本焦循《邗记》六卷,间有勾乙改正之处,並钤有“焦循学”、“里堂草稿”印章,实为誊清稿本,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失收。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二卷与六卷稿本各一部,疑皆为早于上图藏本之初稿或修改稿本,可互校异同。
  三、批校本实为稿本例
  有的批校本作为刻本之底本,应作稿本观。如上海图书馆所藏清抄本《三朝北盟会编》,曾经吴城、江声、朱文藻、彭元瑞等先后校勘,称善于该书诸传本;又尝作《四库》底本,馆臣竄易删削面目宛然。光緒三十一年,许涵度藩蜀时即据以刻印流传,则此本应视为稿本而非寻常抄本或批校本。二十多年前,上图曾拟印馆藏稿本丛书,顾廷龙先生即将此本列为首选。又如上图所藏明冯梦祯校本《三国志》(存《魏志》卷一至二、六至八),虽然校于元刻明嘉靖南监修本之上,但恰是冯氏于万历二十四年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时校刻《三国志》的底本,相对万历新刻本(此本甚有影响),该冯氏校本当然应视作稿本。
  此外,又有看似批校本,实为批校者自成一书的情况,这种批校本即为稿本。如上图所藏清陈鳣所撰《恒言广证》六卷,写于嘉庆十年刻本钱大昕纂《恒言录》之上。陈氏于钱氏各条皆有补证,楷书于天头,又于原本引书篇第及讹误之处亦注改在行间,卷末有跋文一篇,因纸敝损蚀,其秉笔之意及从事之年均不可晓。顾廷龙先生因检羊復礼所刻陈氏《简庄文钞续编》,中有《恒言广证叙》一篇,遂校读两文,发觉构造虽异,大旨则同;《叙》云“疏记上下,积而成帙”,知当别有誊录之本,改定跋文为序,以冠诸首;而光绪十四年羊氏刻《简庄文钞》跋文中又有“《恒言广证》六卷,旧为吴氏竹初山房所藏,今亦存亡莫卜”之语,顾先生因据以考定此本正是陈氏《恒言广证》稿本。不过,要将类似本子定为稿本须慎重,如果不通过考订,缺乏依据,即使批校满卷,也不能轻率下稿本的结论。
  四、编辑稿本误作抄本例
  有不少编辑稿本,尤其是经后人整理,整理者实为副作者(或称第二责任者)的辑稿,往往为人们所忽略。譬如清人鲍廷博曾两度校辑元代邓文原《巴西邓先生文集》一书,其初次校辑事毕,曾誊录分赠友朋,今上海图书馆收藏,却被人认为是伪造之本。而上图又藏有鲍氏嘉庆十七年再度校辑之本,其《补遗》一卷中,《跋欧阳率更子奇帖》、《跋唐临十七帖》、《跋米南宫书》、《与本斋书》、《跋鲜于伯机遗墨》、《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师吴公听松风像赞》、《跋颜鲁公书朱巨川诰》、《四书通序》等篇,为初次校辑本所无,而《四书通序》一篇为鲍氏亲笔抄写。由于此本辑稿的存在,证明了第一次辑本的不伪,然而这部辑稿同样仅被《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清鲍氏知不足斋抄本”。又如清江藩所撰《尔雅小笺》,草创于乾隆四十三年,原名《尔雅正字》,道光元年重订,厘为三卷,易名《尔雅小笺》。道光十一年江氏去世,由汪熹孙重新整理为二卷,未及付梓,后费念慈据汪氏整理本传抄,並于光緒十九年借予徐乃昌刊刻,那么上图收藏的这部有汪熹孙跋与费念慈等题识的“清抄本”,实为汪氏辑稿(顺便提及,徐氏刻本有初印与后印之别,上图藏有初印本,经徐氏手校,现所传印入《鄦斋丛书》之本,多为徐氏校改后印本,后印本与汪氏辑本有文字异同)。再如南京图书馆所藏清吴曾英《覆瓿丛谈》二卷,系缪朝荃的辑稿,不仅有缪氏校跋,又是缪氏辑刻《东仓书库丛刻初编》之底本,但仍被著录为“清光绪五年缪氏纫兰庵抄本”。
  上述种种分明是稿本而却以抄本、校本对待的现象,在学术界较为普遍,说明迄今为止版本之学尚未被人们熟悉与掌握,因而版本尤其是稿本的价值也未被充分认识与研究利用。这里再举人所共晓的《四库全书》为例。尽管当代已有不少人将《四库》作为专门之学来研究,暸解到七部《四库全书》存在着各种差异,因此在引用《四库》本时,倘若不注明引用那一阁本,会引起岐义,被人笑话。但当今有多少人识到这七部阁本实际上都是不同的稿本呢?而当人们热衷于影印现存的几部《四库全书》乃至编印《四库存目丛书》等,又有谁能不惟商业利益,甘愿下苦功夫搜集、鉴别现存《四库》底本,不惜代价将之汇集出版以嘉惠学林呢?须知许多《四库》底本(如上图所藏《三朝北盟会编》之类)亦都是实际意义上的稿本,其文献价值远非《四库》本所能替代的。
抄本简述
  一、抄本的名目
  在雕版印刷发明之前,图书主要以抄写流传,其载体先是竹木简与帛素,随着纸的发明,尤其是植物纤维出现以后,人们便开始利用纸作为书写材料。但在东汉时,简和素依然的书籍的主要材料。即使到了魏晋时代,纸书渐多,但官府公牍仍以简为主。直到东晋末年,桓玄下令“古者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见太平御览》卷605),纸才成为普通的书籍材料。而在东汉至南北朝期间,历史、思想、文化、科学诸领域著作层出不穷,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流行又产生出许多新学问、新知识,书籍的数量大大超迈前代。这些书皆写于纸上,由于原材料与抄写都很便利,因而书籍的生产、流传、收藏也较为容易,不仅使政府藏书大为充实,同时也出现了众多的私人藏书家。据史籍记载,南北朝时书籍已趋于商品化了,不仅有书店,还有专门以抄书为业的行当。特别是在那佛教盛行的时代,一些重要的佛教经典社会需求面广量大,代抄佛经随即成为热门营生。这种风气一直沿续至唐五代。按理,宋本除刊刻当代人著作或许出自稿本者外,凡刊刻五代以前著作大多源于抄本。但我们现在所能见到唐五代以前的抄本,以佛经居多,文史、语言、艺术等类古籍颇为鲜见。
  宋代雕版印刷既盛行,从而刻本取代抄本成为图书流传的主要形式,但抄本並未因此消亡。因为传世书籍众多,有些书出于某种原因无法刊刻;或者人们因不获刻本而需通过抄录以补充藏书或配残本之缺;或者有的书出于特殊需要编纂,如帝王实录及出于个人治学所用的节本、汇编本,只要抄写便足敷使用;而《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这样的鸿篇巨帙,官方也无力付梓;也有纯粹出于爱好玩赏而抄写;种种因素,使得抄本依然成为图书流传不可或缺的形式。可见,在印刷术已流行的时代,抄本的并行流传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印本的不足。
  有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现象,即流传至今的宋元抄本极少,而明清抄本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的抄本数量很大。仅就《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而言,其总共收录善本古籍5万6千余部,其中抄本(主要是明清抄本)有1万7千余部,居总数近三分之一,数量之多可见一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宋元旧本到了明代日见稀少,为使流传,藏书家、学问家争相传抄,毕竟翻刻费时费财,而抄录则容易许多,至少能起到为古籍续命的作用。此外,明代刻书追求形式与数量而不讲究校勘质量成为恶习。陆容《菽园杂记》指出当时刻书之滥,“今士习浮靡,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上官多以馈送往来,动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亦繁”。所谓官吏用以应酬馈赠之书,即俗称“书帕本”,往往追求时效,不顾质量,衍夺讹误,所在多是,后人遂有“明人刻书而书亡”的批评。这也是明代尤其是明中后期藏书家抄写图书风气大开的重要因素。由于宋元旧本难觅,当时有的名家抄本转眼亦成为孤本秘籍。清代藏书家仍然保持着抄写稀见旧本的风气,为适应乾嘉时代整理古籍的需要,有的刻本包括丛书本(如《知不足斋丛书》),不少是据抄本翻刻。那么我们重视抄本,重视对抄本的研究应当不言而喻的。但事实上並非如此。以明代版本研究为例,许多版本学者更为关注的是明代的印本,由于明代的印刷品不仅数量前所未有,各朝代与官私坊刻皆有各自特点,再加上活字、套印术的发展,饾版、拱花术的发明,可供研究的内容极为丰富。而论及明代抄本,专家们往往轻描淡写,未予深入研究。其实,明代抄本大有研究之处,且不论其文献价值,即就众藏书名家的抄本而言,那一家不是特色鲜明,风格独具。何况还有很多具有重要版本价值的抄本至今未详其出处,需作个案考证。前辈冀淑英先生曾写过《关于穴研斋抄本》一文(见陈红彦所编《冀淑英文集》),如大家拜读过,相信会对明抄本的认识与研究有所启迪。因此我认为,如果不对与印本同样活色生香的抄本作深入研究而谈版本学,至少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在这方面,有许多事情要做,需要大家下苦功夫。
  历来公私藏家著录抄本的名目繁多,兹就常见的“写本”、“精抄本”、“影抄本”、“旧抄本”四种作相关阐述。
  先说“写本”。昔人每将写本与稿本、抄本相区别,如唐五代以前的抄本(尤其是流传众多的佛经卷子本)、明清两代官修书抄本及出自名家之手的抄本等,皆以“写本”称之,並见诸书目著录。其中也有一种情况,即对稿本(主要指誊清稿本)抑或抄本未能加以辨别定夺时,版本目录家们每每权以较为模糊的“写本”著录之。这种说法与著录虽然至今仍在沿用,但从学术角度而言,尚欠严谨规范。相对印本,无论是稿本还是什么形式、时代的抄本,都应当归类于写本。当然,如果从实际出发,对各公私目录的著录有所了解,或者说这样的著录已约定俗成,不影响我们对版本的判断,那么“写本”这种名称就有广义与狭义两种涵义了。
  再说“精抄本”。这个名称可从形式与文章内容两方面解释。从形式而言,纸墨讲究(包括用纸风格独特)、书艺精妙(或抄写工整不苟)的抄本,人们每视为精抄,如官家与著名藏书家的抄本。又因为藏家重视,插架珍庋,钤印题识,流传有绪,复为之生色。从文字内容而言,经三复校正,令文字无讹、内容勿缺之抄本,相对普通传抄之本,自然堪称精抄。不过,要从文字内容评价抄本之精粗,需觅他本费时费力校勘,並非一时所能获知,故编目者往往是从形式上予以认定,这种认定对于专门学问家、文献的使用者而言可能会起误导作用,因为他们的“精抄”理念往往与编目者不完全一致,他们主要是从文字内容角度理解抄本之精粗,所以我们在编目时要慎用“精抄”这个名称。
  所谓“影抄本”,又称“影写本”,系用薄而细洁白纸覆盖在原本之上,按照原本样式,一丝不苟地将文字、版匡、栏线、鱼尾乃至刻工等影描下来,力求保持原本面目,乃有“下真迹一等”之誉。影抄本主要是指影抄宋元本,由于宋元本稀见,甚至后来失传,影抄本绵延一线之传,故为世人所珍重。这是明代抄本中的一朵奇葩,清代藏书家亦仿而效之。在明代及清初的影抄本中,要数常熟毛晋汲古阁的影抄本最为精美,无论纸墨与写工质量均属上乘,传世品种相对也多。因此,清代孙从添《藏书纪要》、官方的《天禄琳琅书目》乃至当今学术界许多学者都认为影抄本为毛晋所发明,“毛抄”也成了影抄本的代名词。但这样的认识並不确切。检览毛晋之子毛扆所编《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李卫公文集》下注“史臣纪家影宋抄本”;《徂徕文集》下注“宋板影抄,周石安收藏”;《祖龙学文集》下注“影宋板旧抄”;而在《杜工部集》下毛扆称,“先君当年借得宋板,影抄一部,谓扆曰:‘世行杜集几十种,必以此为祖,乃王原叔本也。’”可见该目所著录的大多是收得前人的影宋抄本,只有当时底本难得的自家所抄,才予著录,影抄自家收藏之本则不予著录,否则难称“秘本”。从理论上说,早在毛晋之前的明代正嘉间既行影刻宋元本之风,那么其时必定也有影抄之本,只不过缺少实物佐证罢了。但也並非没有蛛丝马迹可寻。根据钱曾《读书敏求记》、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等文献记载,明正德间有苏州藏书家柳佥字大中者,曾摹写宋本唐人诗数十种(见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而上海图书馆藏有柳氏手抄宋刻书棚本《渑水燕谈录》,其版式行款一依宋本,虽不若毛抄精当,但目录后“临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刊行”那条刊记抄写得却也神似,黄丕烈题跋明确指出,观其行款及避讳处,当是宋本影写者。在没有更早资料发现的情况下,可以说柳氏是开了影抄风气之先。在毛晋之后,较为著名的当推钱曾述古堂影抄本,其质量可与毛氏比肩。至于徐乾学传是楼、鲍廷博知不足斋、黄丕烈士礼居等虽也承袭遗风,但精工终不及毛氏。关于“毛抄”我还想多说几句。影抄本除非底本漫漶莫识,一般很少出现误字,但有的毛抄却有许多白粉填改之处,譬如宁波天一阁所藏的《集韻》便是如此。大家千万别误解成这是抄工笔误的改正,而是后人(可能就是毛家)根据别本校改所致,问题是这种校改往往不作任何说明,使人摸不着头脑,以致读者忽略误解。因此,遇到这种情况,得好好研究琢磨,搞清其校改的来龙去脉。
  至于“旧抄本”的名称,为过去藏书家所习用。大凡对不详年代的抄本,约抄于乾嘉以前者通称“旧抄”,在鉴定著录上并不严谨。与之相对,抄于晚清者称“近抄”,抄于辛亥革命以后者称“新抄”。这与金石界著录碑帖拓本相仿。不过,如果能确定为明代或清代某朝抄本,即直接著录之,如果约略知道抄于雍正以前,则著录为“清初抄本”。虽然现在编目著录已不用“旧抄”这个较为含混的名称,但我们了解了这种情况,就可以在利用旧时藏书目录时较好地理解与把握有关信息,以作出恰当的判断。
  二、抄本的价值
  后世藏书家之所以重视抄本,亦仍然离不开版本的两重性。其一是文物价值。由于历史原因,宋元以前的抄本保存至今者已稀如星凤。诸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律藏初分》(抄本西凉建初年间)、上海图书馆所藏《維摩诘经》(抄于北魏神龟元年)、故宫博物院所藏唐吴彩鸾抄本《刊谬补缺切韻》、上图所藏宋葛长庚抄本《华阳隐居真诰》等,藏家无不视为镇库之宝。而出于名家抄写,其书法辅以精妙纸墨,自然亦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我国的书法艺术堪称国粹,人们出于对书法的喜爱,从某种角度讲,亦是雕版印刷发明之后抄本依然流行、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唐五代以前的抄本,那怕出于抄胥之手,书法都极富艺术感,并具有不同时代崇尚的书法特点。可以想象,倘若粗劣的雕版印刷品,是难以取代抄本被人们所接受的。宋代刻书之所以在写、刻、印三方面刻意讲究,涌现出不少精品,多少也是受到抄本挑战的结果。要改变人们的习惯,须有充分的影响力。因此,诸如明姚绶抄本《斗南老人诗集》(天津图书馆藏)、吴宽抄本《明太祖文》、祝允明抄本《夷坚丁志》、俞弁抄本《剡溪诗话》、清查昇抄本《八代诗揆》、缪曰藻抄本《续书谱》、郑燮抄本《宝颜堂订正丙丁龟鉴》、陆时化抄本《江邨销夏录》、纪昀抄本《御制题明世子朱载堉琴谱》等,皆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其二是文献价值,即评估抄本之精粗、价值之高低,更注重其版本的文字内容。如何判断呢?大致有这样三种情况应当注意把握。
  第一,该书是否刻印过?如果没有印本只有抄本,而且抄本亦属稀见,那么抄本的价值就很显著了。譬如,清内府四色抄本《进瓜记》(藏上图),这部明代传奇(作者王昆玉,生卒不详)当初是专供太上皇帝乾隆看戏时用的一个抄写副本,既未刊刻,也不会抄第二部。历史上有些古籍是出于类似特殊需要而编纂,只要抄写就足敷应用,本不为了流传,而一旦抄写之本不传,其文献亦随之亡佚,古往今来,这种令人扼腕的事情发生很多,而这部《进瓜记》能得以流传至今,真属幸运无比,倍见珍贵。
  第二,原书虽曾刻印,但印本现在是否存世?如果印本已亡佚,仅赖抄本流传,或者印本已残缺而抄本完全,那么抄本同样十分宝贵。譬如明姚咨抄本《春秋五论》(藏国图),该书是宋代温陵人吕大圭的著作,旧时有宋元刻本的记录,但人间罕有流传。据姚氏跋语,这个本子是他从“故编修王尧衢懋中家藏本”抄得,而王家的那部抄本早已失传,惟赖姚氏这部抄本留存该书面目。这部书曾经范氏天一阁收藏,历经四百多年,虽早从天一阁散出,尚能安然无恙,别说孤本堪可宝爱,就是吕大圭在九原之下也会作揖不止。又如明内府抄本《三国志》(藏上图)六十五卷全帙,其所据底本是元大德十年(1306)池州路儒学刻本,旧时宁波天一阁曾藏有一部,今已不知所在。检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元大德本仅存六卷残本(分藏国图、上图),那么这部明代皇家抄本乃现存保留元本旧貌最早的本子,弥足矜贵。再如清浙江归安藏书家严元照(1773——1817)抄本《仪礼要义》(藏上图),亦十分著名。在严氏藏书中,最为显赫的就是宋刻本《仪礼要义》五十卷。这部宋本是他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变卖家藏古籍,共花了二十六万钱购得,那年他只有十八岁,遭到众人嗤笑。但世上毕竟有知音,校勘家顾千里在为张敦仁校刻《仪礼注疏》时,即据此宋本补北宋景德本《仪礼疏》之缺,並称之为“天地间第一等至宝”。但严氏是个穷书生,为了维持生计,他清楚这样的重宝迟早要归他人,于是先后手抄了两部。之后各家抄本,皆从严氏手抄本辗转传抄而来。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任事《仪礼》的徐养原所用的本子,也是从严氏抄得。果然,严氏后来出于无奈,将宋本卖给了阮元,转归皇室。如今这部宋本不可踪迹,而他的两部手抄本总算幸运地流传下来,不过藏在南京图书馆的那部,在清末流入丁氏八千楼时已残存十二卷,只有上图这部严氏第一次手抄本保存完整,而且递经卢文弨、徐养原、顾千里校勘,其价值可与宋本同等看待。
  第三,抄本与刻本在文字上有否异同?如果抄本祖述原本,文字无讹,而刻本属辗转翻刻、校勘不慎甚至经过删改,则抄本可校补刻本的不足。如宋王闢之所著《渑水燕谈录》,明商濬刻《稗海》本仅录二百八十五条,缺失或删节殊甚,而前面讲到的明柳佥抄本则有三百余条,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条数差近。又如明杨慎所著《均藻》,乾隆时四川罗江人李调元曾刻入《函海》予以通行。但校以上图2000年购入的翁氏藏书中的清初抄本,发现文字颇有出入,知此书在流传抄写过程中已失旧观,而这部清初抄本是迄今该书所存最早的一个本子,不失为校勘此书的一个重要版本。
  此外,抄本与印本、抄本与抄本之间,若版本源流不同,也值得重视。如清杭州人吴焯(1676——1733)绣谷亭抄本《玉照堂词钞》,虽然只收了宋张镃词作十五首,但其中《风入松咏栀子花》、《菩萨蛮咏素馨花》、《蓦山溪咏苿莉花》三首为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本(凡收七十六首,附《南湖集》卷十)所无,其他各首与鲍刻本也都有文字异同,可知两本非同出一源,而绣谷亭本在先,自有其文献与校勘价值。
  借此机会,我想对如何评价明清藏书家的抄本发几句议论。一般而言,明清著名藏书家的抄本都被视为重要善本,大家翻检一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便可知道。因为以传统的眼光看待,这些抄本皆具有文物与文献价值,至少两者居其一。可能在客观上不是每部抄本都善,但我们要知道,这种传统观念的产生並非形而上学,而是建立在这些藏书家固有的品牌效应基础之上。六十多年前,顾廷龙、潘景郑两先生鉴于识别稿、抄、校本之困难,曾着手编纂相关图录,以供人们借鉴,后来因借书不易而中辍,转为编纂《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在顾老去世的前一年即1997年,他知道我正按他的意愿着手编纂《中国古籍稿抄校本图录》,勉励之余,送我一包旧照片以作留念。打开一看,是数十幅稿、抄、校本书影,照片虽已泛黄,却包含两老当年的心血,十分珍贵。我问老人家为何未编纂成书,他说得不到明清名家如杨氏七桧山房之类抄本作书影,缺乏代表性。可见藏书名家的抄本在老辈心目中的价值与地位。后来我在编纂过程中作过一些校勘比对,发现名家抄本确实非同寻常。如检览馆藏明杨仪七桧山房抄本《支遁集》,了解到东晋支遁(字道林)和尚的诗文原本早已失传,现在人们所能看到的传本,以此杨氏抄本为最早,成了后来抄本与刻本的祖本。难怪莫棠在题跋中激动地说,“此盖吴下最古最著之抄本也,无意遇之,欣赏曷已!”
   事实上在清代,学术界对明清藏书家的抄本作过较为客观的评价。如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就有如下说法:
  “吴宽、柳佥、吴岫、太仓王元美、昆山叶文庄、连山陈氏、嘉兴项子京、虞山赵清常、洞庭叶石君诸家抄本俱好而多,但要完全校正、题跋者方为珍重。王雅宜、文待诏、陆师道、徐髯翁、祝京兆、沈石田、王质、王穉登、史鉴、邢参、杨仪、杨循吉、彭年、陈眉公、李日华、顾元庆、都穆、俞贞木、董文敏、赵凡夫、文三桥、湖州沈氏、宁波范氏、吴氏、金陵焦氏、桑悦、孙西川,皆有抄本甚精。新抄冯巳苍、冯定远、毛子晋、马人伯、陆敕先、钱遵王、毛斧季各家,俱从好底本抄录。”
  “余见叶石君抄本,校对精详,可称尽美。钱遵王抄录书籍,装饰虽华,固不及汲古阁之多而且精、石君之校而备矣。”
  “明人抄本,各家美恶不一,然必有用之书,或有不同寻常之处,亦皆录而藏之。然须细心绎,乃知其美也。吴匏庵抄本用红印格,其手书者佳。吴岫、孙岫抄用绿印格,甚有奇书,惜不多见。叶文庄公抄本用绿、墨二色格,校对有跋者少,未对草率者多;间有无刻本者亦精。”
  孙氏是康乾间人,所以仅就明代及清初藏书家的抄本进行评判,他从数量多、抄写精、底本好、内容全、校勘精、有题跋以及无刻本流传等多角度揭示了名家抄本的特点,对有些抄写草率、疏于校勘者亦进行批评。总体而言,对所例举的名家抄本的价值是予以肯定的。无论褒与贬,关键在于,他对这些抄本都摸过、研究过,並告诫人们,“须细心绎,乃知其美”。
  但我注意到有些学者没有摸过书就率意评论。如有一本为学生讲古籍版本的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明代“藏书家除名书法家钱谷的抄本字写得好之外,大多数字都写得不好,甚至极差。如茶梦斋抄本相传是姚舜咨的手迹,也同样抄得不好”。类似的话在其他版本学著作中也看到过。姚咨的字写得好与否,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黄丕烈说姚氏手抄本“可称三绝”(见《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谈助》);常熟瞿氏说姚氏书法“古雅可爱”(见《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南唐书》),而你说他极差,眼光不一,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这种说法是“相传”,即道听途说而来,那就不太严肃了。这不禁使人要问:你究竟经眼过几部明抄本?是否识得姚咨手迹?就说茶梦斋抄本吧,並非皆姚咨手抄,有的是出于门人之手,也有同一部由姚咨与门人分别写的情况(譬如上图藏《诗集传名物钞音释》,卷前吴师道序为姚咨手抄,正文系门人所抄)。如果不把客观情况搞清楚便妄加评论,是会闹出笑话的。而自己没有经验,将别人的著述东抄西湊编成教材为学生讲课,岂不是误人子弟?
  三、抄本的鉴定
  我在讲稿本的时候已说过,鉴定写本(即稿、抄、校本)比鉴定印本要难,是因为难在写本个性突出,少有规律可寻,所以更强调实践经验,在实践中琢磨,取得认知。纸上谈兵对初学者而言,会有云里雾里的感觉。姑且根据自己的经验谈一下有关明清抄本的鉴定。
  1、书法字体。时代有时代的风气,个人有个人的特点。抄本的代风气其实与刻本有相似之处。如明代前期承继元代流行赵孟頫书体遗风;明代中期仿宋刻本的字体,在明抄本中亦时有出现;而万历写刻本的字体实际上就是明末书法风气的反映(当然亦有异同变化),抄本亦每如是。而清代的抄本尤其是精抄本,其字体与康、雍、乾三朝的写刻本多同,即所谓“馆阁体”。所以从书法的时代风气鉴别明清抄本可借助刻本进行比较,只是刻本经过施刀,字体不那么自然。这是就一般抄本大致而言。但是对富于个性化的抄本如名家手抄本的鉴定,那就要下大功夫,逐家进行辨识,虽然诸如明代吴门书派对地域抄本书法有所影响,但即便苏州地区的各家抄本也是不一样的。因此除了抄本本身之外,还要借助其他墨迹资料(如书作、题跋、尺牍等及其相关影印文献)熟悉名家手迹。我看到不少有关版本学的书讲到抄本的书体,都说明抄本字体飘逸、书法自然,清抄本工整秀丽、书写规矩。我也说过这样抽象的话。但如果不懂点书法,难以体会。不要说看抄本,即便看到刻本也会指鹿为马。顾廷龙先生在教授我们学习版本鉴定时多次告诫,鉴定版本以稿抄校本为最难,要多看名家手迹,同时又要练习书法,以熟悉各时代的书法风气。並说自己所以习书唐以前写经之体,就是为了鉴定现存各时代手写经卷的需要。很惭愧,我没能做到顾老的要求,总以缺乏艺术细胞原谅自己。但在多看手迹这一点上我作过努力。譬如台湾央图出版的《善本题跋真迹》,我置于案头经常翻阅,很有帮助。确实,如不重视各家手迹,即使精于鉴定的版本专家也会失误,不用说初学者了。譬如上图所藏清钱氏潜研堂抄本《中兴馆阁录》,其中《续录》卷一、卷七监修国史官至著作郎前半部分及卷八前半部实为钱大昕手抄,又经黄丕烈手校,而杨守敬居然疏忽错过。其题跋云:“忆此书前年(1884)在上海醉六堂书店余曾见之,以索价稍昂未购。当时匆匆阅过,实不知为竹汀手抄、荛圃手校之本也。今为顾卿所得,出以示余,如寐初觉,始叹‘伯乐一过冀北遂无良马’未易言也。”余嘉锡则说:“鉴藏书籍,于前人抄校之本,苟不识其手迹,而第检所著目录、题跋以为据,未有不失之交臂者。”两位前辈就辨认手迹的不易与重要,讲了这番发自内心、实事求事的话,使我深受教益。
  2、纸张。即便在明清两代,纸张的名目也很多,但就其用纸质地而言,不外乎棉纸与竹纸两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白棉纸抄本,大都为明抄,但在明末,不乏用竹纸抄书者。这与刻印本用纸情况是一样的,如嘉隆间白棉纸印本颇为常见,而万历以后印本则竹纸居多。清代有所谓毛边纸、毛太纸、开化纸(亦称桃花纸)、开化榜纸、连史纸等名目,实际上都属竹纸类,只不过制作工艺有精粗罢了。区别棉纸与竹纸並不太难,而不能忽略的是,明清两代藏书家往往有各自专门抄书用纸,我们应当熟悉,这对鉴定抄本很有帮助。在此不避烦琐,将一批藏书家专用纸的特征列表附录。需作说明的是,虽然这个表格可用以鉴定抄本的参考,但如一味凭信,恐亦有误,因为藏书家的专用抄稿纸也有借用或赠送之例;而要仿冒也就是翻雕一块木板的事情,十分容易。所以除了细心辨认外,还要结合书体风格、印章等方面综合鉴别。
  3、印章。通过印章不仅可以了解藏书源流,更可大致鉴定抄本的时代乃至谁家所抄。譬如钤有明代人的印章,该本至少不会抄在清代;而影抄本钤有毛晋父子常用的印章,多半便是毛抄了。借助印章鉴定版本,有两点需把握,但並不容易:一是识读印文。虽然印文大多用小篆,但也有用金文,或者出现並不规则的变体、省体,参考书虽有《说文解字》、《六书通》及各种金文字典等,但需要下功夫,要留意揣摩明清时代的篆刻艺术风格,並结合相关藏书家、校勘家及专门学问家的生平文献资料予以认定。二是能够辨别伪印。常见加盖伪印的情况有:在新抄本上加盖前人印章以冒充旧抄本;在抄本上加盖作者的印章以冒充稿本;在过录批校题跋本上加盖批校题跋者的印章以冒充真迹。这些加盖的印章绝大多数是伪刻的;也有个别虽是真印,但它是后人觅得后加盖的,与原书的实际情况不符。这种伪印虽然大多制作拙劣,材料甚至是木质的,所用印泥亦差,但对于接触古籍不多,对一般著名藏书家、校勘家、学者的手迹、印章不熟悉的人而言是较难辨识的,这也是稿抄校本比刻本更难鉴别的因素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注意研究历代各种公私印章的式样、印文的风格、钤印的规律以及印泥的质量与颜色。尤其对著名藏书家、校勘家与学者的印章要熟悉,因为作伪者往往利用伪造名家印章牟利。大家可以结合工作实际,多翻阅各种印谱,将各种书影、印谱中的印章与书目中所记录的印章相互比较、印证,将已知的真、伪印章进行比对,有助于提高印章的辨识能力(但要注意,有的藏书家印谱系经描润,与实物有差异,不能以之为准)。当然,这要有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与经验的积累。对初学者来说,向行家、前辈请教,往往能及时解决眼前面临的问题,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不过说老实话,我也有印文不识的情况)。必须指出,印章只是鉴定版本的一个旁证,也有旧抄本(或旧刻本)盖有伪章的,这就不能因为印章伪而否定书的本身价值。因此,要对原书本身作全面分析,这是在鉴定版本中是始终不能忽略的。
  4、讳字。利用避讳字鉴定抄本,主要留意清代尤其是康、雍、乾三朝,明代抄本避讳不严。譬如清代避康熙帝玄烨讳、乾隆帝弘历讳,人们即以“玄”字是否缺笔或改为“元”字、“弘”字是否缺笔或改为“宏”字来判断该本是抄在清初抑或之后、是旧抄还是新抄。不过也要注意两种情况:一是影抄本往往保留原本的讳字,如“玄”字,宋代亦避讳。二是有的抄本原本“玄”、“弘”字缺笔,后人为冒充旧抄,添上所缺之笔,这就需要根据书法、黑色仔细辨认。
  5、题识跋语。有的抄本卷末有抄书者题识,交待了抄写的时间、地点、抄写者姓名乃至底本来源,这是鉴别抄本的直接依据。也有的抄本经同时人或后人题跋,对抄本的相关情况也有介绍,鉴定並不困难。但这同样有一个书体字迹的认定问题,前面已讲过,不再赘言。
  最后再谈一点体会。二十多年前我在主持编制上图普通古籍目录时,顾老曾要求我将百数十万册普通书都能摸一遍,关照要特别注意稿抄校本,因为上图自1958年四馆合併后,普通古籍未有系统整理过。这项编目工作做了整整十年,因仍存在不少问题,未敢将目录出版公诸于世,仅抄就一套卡片让读者检索。但我在工作中锻炼了眼力,先后发现了清臧庸稿本《韩诗遗说》、黄丕烈校跋本《青城山人诗集》、劳权劳格兄弟手抄本《近光集》、《扈从诗》等一批善本,备感欣慰。这种经验绝不是从课堂或书本上能够获得的。因此,大家如果真有兴趣,愿意坐冷板凳,孜孜以求做好古籍普查工作,一定也会有所收获,既增长了才干,又为这项宏伟大业作出贡献,实在是桩其乐无穷的事。

明清藏书家稿抄本用纸特征表

 

序号

姓名

字号

生卒

籍贯

室名

特征

1

叶盛

与中

1420-

1474

昆山

菉竹堂

版心镌有“菉竹堂”三字。

2

吴宽

原博

1435-

1504

长洲

丛书堂

黑格10行,白口,无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中间镌有“丛书堂”三字。匡17.7×12cm

3

文征明

衡山

1470-

1559

长洲

玉兰堂

匡外镌“玉兰堂录”四字

4

姚咨

舜咨

1495-

1564

无锡

茶梦斋

黑格10行,白口,无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茶梦斋抄”四字。匡17.6×12cm

5

 

 

 

 

 

黑格10行,黑口,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锡山姚氏茶梦斋编”八字。匡17.2×14.3cm

6

杨仪

梦羽

 

常熟

七桧山房

蓝格10行,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上方镌有“嘉靖乙未七桧山房”八字。匡20×14cm

7

范钦

尧卿

1506-

1585

鄞县

天一阁

蓝格10,白口, 无鱼尾,四周单边。匡21.1×14.3cm

8

唐顺之

应德

1507-

1560

武进

纯白斋

黑格10,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版心下镌有“纯白斋”三字。匡20.5×13.1cm

9

范大澈

子宣

1524-

1610

鄞县

卧云山房

黑格10行,白口,无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卧云山房”四字。匡18.8×13.3cm

10

秦汴

思宋

 

无锡

绣石书堂

黑格10行,白口,无鱼尾,四周单边,版心上方镌有“绣石书堂”四字。匡19.2×11.8cm

11

秦柄

汝操

 

无锡

雁里草堂

黑格11行,白口,无鱼尾,四周单边,版心下方镌有“雁里草堂”四字。匡20×14cm

12

沈与文

辨之

 

吴县

野竹斋

黑格10,白口,双鱼尾,四周单边,版心下方镌有“野竹斋录”四字。匡19.2×14.7cm

13

 

 

 

 

野竹斋

匡外镌有“吴郡野竹斋沈辨之制”九字。

14

王肯堂

宇泰

 

金坛

郁冈斋

黑格11行,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版心下方镌有“郁冈斋藏书”五字。匡20. 6×14cm

15

秦四麟

酉岩

 

常熟

又玄斋

蓝格9行,白口,无鱼尾,四周单边,版心上方镌有“又玄斋”三篆字。匡17.7×13.8cm

16

 

 

 

 

 

版心镌有“致爽阁”三字或“玄览中枢”四字。

17

谢肈淛

在杭

 

长乐

小草斋

黑格10行,白口,无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上方镌有“小草斋抄本”五字。匡19.5×12.7cm

18

吕坤

书简

1536-

1618

宁陵

了醒亭

版心镌有“了醒亭”三字。

19

梅鼎祚

禹金

1553-

1619

宣城

东壁楼

蓝格,版心镌有“东壁楼”三字。

20

祁承〓(“火+業”)

尔光

1563-

1628

山阴

淡生堂

蓝格10行,白口,无鱼尾,四周单边,版心下方镌有“淡生堂抄本”五字。匡21.5×15.5cm

21

曹学佺

能始

1574-

1646

侯官

曹氏书仓

黑格,版心镌有“曹氏书仓”四字。

22

钮纬

石溪

 

会稽

世学楼

黑格10行,白口,无鱼尾,四周单边,版心下镌有“世学楼”三字。匡18.2×12.7cm

23

钱谦益

牧斋

1582-

1664

常熟

绛云楼

黑格或绿格,版心镌有“绛云楼”三字。

24

钱谦贞

 

?-

1646

常熟

竹深堂

版心镌有“竹深堂”三字。

25

毛晋

子晋

1599-

1659

常熟

汲古阁

版心镌有“汲古阁”三字,匡外有“毛氏正本汲古阁藏”八字。

26

祁彪佳

幼文

1602-

1645

山阴

远山堂

黑格10行,白口,无鱼尾,四周单边,版心下方镌有“远山堂抄本”五字。匡21.3×15cm

27

金俊明

孝章

1602-

1675

吴县

春草闲房

无行格。钤有“金俊明印”白文方印、“孝章”朱文方印、“春草闲房印记”朱文长方印。

28

冯舒

巳苍

 

常熟

空居阁

黑格,版心镌有“空居阁”三字。或在匡外镌“冯氏藏本”、“冯氏家藏”字样。

29

曹溶

洁躬

1613-

1685

平湖

倦圃

黑格8行,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版心下方镌有“檇李曹氏倦圃藏书”八字。匡21×11.3cm

30

叶树廉

 

常熟

朴学斋

匡外镌有“朴学斋”三字。

31

钱曾

遵王

1629-

1701

常熟

述古堂

黑格11行,白口,左右双边,匡外左上方写有“虞山钱氏述古堂藏书”九字。匡23.7×17cm

32

徐乾学

健庵

1631-

1649

昆山

传是楼

黑格,细黑口,双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传是楼”三字。匡19×14.2cm

33

熊赐履

敬修

1635-

1709

孝感

下学堂

黑格10行,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版心上方镌有“下学堂”三字。匡21.6×15.2cm

34

汪森

晋贤

1653-

1726

休宁

裘杼楼

黑格8行,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版心下方镌有“裘杼楼”三字。匡17×10.5cm

35

汪文伯

季青

 

休宁

摛藻堂

黑格10行,细黑口,双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摛藻堂”三字。匡20×14cm

36

龚翔麟

天石

1658-1733

仁和

玉玲珑阁

黑格10行,白口,无鱼尾,四周单边,版心下方镌有“玉玲珑阁抄本”六字。匡20.1×14.8cm

37

马思赞

寒中

 

海宁

红药山房

黑格10行,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红药山房钞本”三字。匡19×13.7cm

38

金檀

星轺

1660-

1730

桐乡

文瑞楼

黑格11行,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文瑞楼”三字。匡19.5×13.3cm

39

王闻远

声宏

1663-

1741

苏州

孝慈堂

无栏格。钤有“王莲泾抄书记”白文长方印。

40

 

 

 

 

 

黑格10行,黑口,单鱼尾,四周单边,版心下方镌有“龙池山房秘本”六字。匡18×12.5cm

41

吴允嘉

石仓

 

钱唐

四古堂

黑格,无行线,白口,双鱼尾,四周单边,版心下方镌有“四古堂”三篆字。匡17.7×12.2cm

42

吴焯

尺凫

1676-

1733

钱唐

绣谷亭

黑格10行,白口,单白鱼尾。四周单边,匡外左下方镌有“钱塘吴氏绣谷亭抄”八字。匡20×13.6cm

43

吴城

瓯亭

 

钱唐

绣谷亭

黑格9行,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匡外左下方镌有“绣谷亭续藏”五字。匡17×12.3cm

44

蒋继轼

西圃

 

江都

赐书楼

黑格9行,白口,无鱼尾,左右双边。匡外右下方镌有“赐书楼钞”四字。

45

赵昱

功千

1689-

1747

仁和

小山堂

黑格10行,白口,单鱼尾,匡外左下方镌有“小山堂抄本”五字。匡21.2×14.5cm

46

郑燮

板桥

1693-

1765

兴化

橄榄轩

蓝格9行,白口,单鱼尾,版心下方镌有“橄榄轩”三字。匡18×12.7cm

47

惠栋

定宇

1697-

1758

长洲

红豆斋

黑格10行,黑口,单鱼尾,四周双边。匡外左下方镌有“红豆斋藏书钞本”七字。匡19.1×14.1cm

48

马曰璐

半槎

1701-

1761

扬州

小玲珑山馆

黑格10行,细黑口,单鱼尾,版心下方镌有“小玲珑山馆钞本”七字。匡18.1×12.2cm

49

顾楗

肈声

1703-

1767

长洲

善耕顾氏文房

黑格10行,白口,双鱼尾,左右双边,匡外左上方镌有“善耕顾氏文房”六字。匡20.5×14cm

50

鱼元傅

虞岩

1704-

1768

昭文

闲止楼

黑格10行,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闲止楼藏书”五字。匡19.8×12.5cm

51

全祖望

绍衣

1705-

1755

鄞县

双韭山房

黑格,版心下方镌有“双韭山房”四字。

52

卢文弨

弓父

1717-1795

余姚

抱经堂

黑格11行,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匡19×12.5cm。钤有“抱经堂写校本”朱文长方印。

53

汪宪

千陂

1721-

1771

仁和

振绮堂

版心下方镌有“振绮堂”三字。

54

王昶

德甫

1725-

1806

青浦

经训堂

黑格10行,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经训堂王氏”五字。匡16×11.5cm

55

张位

立人

 

长洲

青芝山堂

黑格10行,黑口,单鱼尾,左右双边,匡外右下方镌有“青芝山堂钞书”六字。匡18.4×11.1cm

56

鲍廷博

渌饮

1728-

1824

歙县

知不足斋

黑格10行,黑口,双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知不足斋正本”六字。匡17.7×11.5cm

57

 

 

 

 

清风万卷堂

黑格10行,白口,无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清风万卷堂藏书鲍廷博以文手校”十四字。匡19×13.4cm

58

 

 

 

 

困学斋

黑格10行,细黑口,无鱼尾,左右双边,匡外左下方镌有“鲍氏困学斋”五字。匡18.2×12.8cm

59

朱筠

笥河

1729-

1781

大兴

椒花唫舫

黑格10行,单鱼尾,四周双边,版心下镌有“椒花唫舫”四字。匡18.1×13.4cm

60

彭元瑞

云楣

1731-

1803

南昌

知圣道斋

黑格,无行线,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版心下方镌有“知圣道斋钞校书籍”八字。匡18.8×13.3cm

61

洪亮吉

北江

1736-

1809

阳湖

更生斋

黑格10行,四周双边,双鱼尾,版心上方镌有“更生斋”三篆字。

62

余集

蓉裳

1738-

1836

仁和

秋室

黑格10行,白口,单鱼尾,左右单边,版心下方镌有“秋室居士手抄”六字。

63

倪模

迂存

1750-

1825

望江

经鉏堂

绿格9行,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匡外左下方有“经鉏堂校录”五字;又一种四周单边,版心下方镌有“经鉏堂重录”五字。匡15.8×12.2cm

64

孙星衍

渊如

1753-

1818

阳湖

平津馆

黑格13,白口,双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平津馆”三字。匡19.3×15cm

65

王宗炎

以除

1755-

1826

萧山

十万卷楼

蓝格11行,黑口,单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十万卷楼钞本”六字。匡19.5×13cm

66

钱泳

立群

1759-

1844

金匮

 

绿格10行,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钱氏写经楼”五字。匡23.1×11.9cm

67

王绍兰

南陔

1760-1835

萧山

知足知不足馆

黑格10行,白口,单尾,四周双边,版心下方镌有“知足知不足馆钞本”八字。匡18×13.3cm

68

严可均

铁桥

1762-

1843

乌程

四录堂

红格,白口,双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四录堂校钞本”六字。

69

袁廷梼

绶阶

1764-

1810

吴县

贞节堂

蓝格,无行线,黑口,单鱼尾,版心下方镌有“袁氏贞节堂钞本”七字。匡19.5×13.5cm

70

瞿绍基

厚培

1772-

1836

常熟

恬裕斋

黑格10行,黑口,双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恬裕斋”三字,匡外左上方镌有“海虞瞿氏藏本”六字。匡18.7×13.4cm

71

 

 

 

 

宝恩堂

左右双边,版心镌有“宝恩堂”三字。匡18.4×12.8cm

72

瞿启甲

良士

1873-

1940

常熟

铁琴铜剑楼

黑格10行,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海虞瞿氏铁琴铜剑楼钞本”十一字,匡外左下方镌有“臣瞿启甲呈进”六字。匡16.6×12cm

73

钱天树

子嘉

 

平湖

味梦轩

黑格11行,白口,无鱼尾,四周单边,版心上方镌有“味梦轩手抄”五字。匡18.4×12.5cm

74

顾锡麒

敦淳

 

太仓

〓(“讠+叟”)闻斋

黑格10行,黑口,单鱼尾,四周双边,版心下方镌有“〓(“讠+叟”)闻斋”三字,匡外左上方书耳内镌有“太仓顾锡麒添补写定续经解”十二字。匡18.5×13.3cm

75

陆芝荣

香圃

 

萧山

三间草堂

蓝格10行,黑口,双鱼尾,左右双边,匡外左下方镌有“陆香圃三间草堂藏书”九字。匡18.4×12.7cm

76

 

 

 

 

三间草堂

黑格10行,黑口,双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三间草堂钞传秘册”八字。匡18×12.7cm

77

杜春生

禾子

 

山阴

知圣教斋

黑格10行,细黑口,单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山阴杜氏抄本知圣教斋藏书”十二字。匡19×12.7cm

78

陈焯

映之

 

乌程

湘管斋

黑格,匡外左上方镌有“颖川中子书”五字,匡外左下方镌“湘管斋珍秘”五字。

79

温日〓( “钅+监”)

铁花

 

乌程

拾香草堂

蓝格12行,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版心下方镌有“拾香草堂”四字。匡18.8×14cm

80

姚椿

春木

1777-

1853

娄县

通艺阁

蓝格10行,黑口,单鱼尾,四周单边,匡外左下方镌有“通艺阁校录”五字。匡20.1×13.2cm

81

沈复粲

霞西

1779-

1850

山阴

鸣野山房

黑格10行,黑口,无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鸣野山房抄存”六字。匡18.2×12.4cm

82

叶志诜

东卿

1779-

1863

汉阳

平安馆

蓝格9行,白口,无鱼尾,四周双边,版心下方镌有“汉阳叶氏平安馆写”八字。匡17.5×11.3cm

83

 

 

 

 

 

蓝格,细黑口,单鱼尾,四周双边,版心下方镌有“汉阳叶氏写本”六字。匡18.8×13.3cm

84

贝墉

简香

1780-

1846

吴县

千墨葊

蓝格9行,细黑口,单鱼尾,四周双边,匡外左下方镌有“平江贝氏千墨葊钞藏本”十字。匡19×13.5cm

85

徐松

星伯

1781-

1848

大兴

治朴学斋

绿格10行,白口,无鱼尾,四周单边,匡外右下方镌有“治朴学斋著录”六字,匡外左下方镌有“星伯书”四字。匡20.3×13cm

86

张海鹏

若云

 

昭文

照旷阁

黑格9,细黑口,无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照旷阁”三字。匡19.3×12.7cm

87

张金吾

月霄

1787-

1825

昭文

诒经堂

黑格10,版心下方镌有“诒经堂”三字,匡外左上方镌有“昭文张金吾写定续经解”十字。

88

罗以智

镜泉

?-

1860

钱唐

恬养斋

绿格12行,白口,单鱼尾,版心上方镌有“恬养斋偶抄”五字。匡18.9×13.2cm

89

方履篯

彦闻

1790-

1831

阳湖

万善花室

蓝格11行,黑口,单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万善花室手录本”七字。匡19.7×12.2cm

90

叶廷琯

调生

1791-

1861

吴县

楙花庵

绿格10行,白口,无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楙花庵钞本”五字。匡17.2×11.8cm

91

刘喜海

燕庭

1793-

1852

诸城

嘉荫簃

蓝格9行,白口,单鱼尾,版心中间镌有“嘉荫簃写书”五字。匡21.4×11.4cm

92

 

 

 

 

嘉荫簃

蓝格8行,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东武镏氏嘉荫簃钞书”九字。匡20.5×10.3cm

93

 

 

 

 

味经书屋

蓝格10行,黑口,单鱼尾,四周单边,版心下方镌有“味经书屋鉴藏书籍”八字,匡外左下方镌有“东武刘燕庭氏校钞”八字。匡18.6×12.6cm

94

顾沅

湘舟

?-

1840

吴县

艺海楼

蓝格10行,白口,双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艺海楼”三字。匡20.5×12.3cm

95

何绍基

子贞

1799-

1873

道州

东洲草堂

蓝格12行,白口,四周双边,版心下方镌有“东洲草堂”四字。匡20.8×16cm

96

钱熙祚

锡之

1801-

1844

金山

守山阁

绿格10行,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守山阁”三字。匡18.8×12.3cm

97

张成孙

彦惟

1802-

武进

端虚勉一之居

蓝格11行,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端虚勉一之居”六字。匡17.8×12.9cm

98

章全

益斋

 

嘉兴

藤花吟馆

黑格,白口,无鱼尾,左右双边。前有“藤花吟馆樷书”朱文戳记,末有“益斋手抄本”朱文戳记。

99

姚觐元

彦侍

 

归安

咫进斋

黑格12行,黑口,双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咫进斋钞本归安姚氏藏”十字。匡17.8×12.3cm。又有绿格13行,版心镌有“咫进斋”三字。

100

莫友芝

郘亭

1811-

1871

独山

影山草堂

绿格,匡外镌有“影山草堂”四字。

101

蒋光煦

生沐

1813-

1860

海宁

别下斋

绿格10行,黑口,双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别下斋校本”五字。匡18×12.1cm

102

徐时栋

柳泉

1814-

1873

鄞县

烟屿楼

紫格10行,黑口,双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烟屿楼初本”五字。匡19×13.1cm

103

瞿世瑛

良玉

1820-

1890

钱塘

清吟阁

黑格10行,黑口,双鱼尾,左右双边,匡外左下方镌有“清吟阁写本”五字。匡18.8×12cm

104

王韬

弢园

1828-

1897

长洲

弢园

蓝格9行,黑口,单鱼尾,四周双边,版心下方镌有“弢园精抄本遯叟手校过”十字。匡19.5×12.3cm

105

赵宗建

次侯

1828-

1900

常熟

非昔轩

黑格10行,黑口,双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非昔轩抄书”五字。匡17.7×9.6cm

106

方功惠

柳桥

1829-

1899

巴陵

碧琳琅馆

黑格11行,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版心下方镌有“碧琳琅馆抄书”六字。匡18.5×13.3cm

107

潘祖荫

伯寅

1830-

1901

吴县

滂喜斋

红格12行,黑口,单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滂喜斋”三字。匡21.7×16cm

108

谭献

复堂

1830-

1901

仁和

复堂

绿格10行,黑口,双鱼尾,四周双边,版心下方镌有“复堂类集之”字样。

109

傅以礼

节子

 

会稽

长恩阁

黑格11行,细黑口,双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大兴傅氏长恩阁抄本”九字。匡17×10.1cm

110

孔广陶

鸿昌

1832-

1890

南海

岳雪楼

无行格,卷端有“孔氏岳雪楼影抄本”朱文戳记一条。

111

丁丙

嘉鱼

1832-

1899

钱唐

嘉惠堂

黑格11行,黑口,无鱼尾,左右双边,匡外左下方镌有“嘉惠堂抄本”五字。匡15.1×11.1cm

112

 

 

 

 

正修堂

黑格9行,四周单边,版心下方写有“正修堂钞本”五字。匡19.9×13.9cm

113

 

 

 

 

当归草堂

红格,黑口,单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当归草堂”四字。匡18.2×13.2cm

114

周星诒

巳翁

1833-

1904

山阴

勉熹堂

绿格11行,黑口,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祥符周氏勉熹堂校录本”十字,匡外左右镌有“卷板行字”字样。匡16.5×11cm

115

戴望

子高

1837-

1873

德清

长留阁

黑格12行,黑口,无鱼尾,四周单边,版心下方镌有“长留阁正本德清戴氏”九字。匡17.8×12.8cm

116

汪鸣銮

柳门

1839-

1907

钱塘

郋亭

绿格9行,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版心下方镌有“郋亭写本”四篆字。匡17.5×12.5cm

117

潘钟瑞

麟生

 

吴县

香禅精舍

绿格10行,白口,版心下方镌有“香禅精舍藂稿”六字。匡17×12.3cm

118

姚振宗

海槎

1842-

1906

山阴

师石山房

黑格9行,黑口,单鱼尾,四周双边,版心下方有阴文“师石山房抄本”六字。匡18.4×12cm

119

莫棠

楚生

 

独山

经香阁

黑格10行,黑口,双鱼尾,四周双边,匡外右上方镌有“经香阁”三字,匡外右下方镌有“独山莫氏写本”六字。匡21.7×14.5cm

120

缪荃孙

筱珊

1844-

1919

江阴

云轮阁

黑格12行,黑口,单鱼尾,四周单边,匡外左下方镌有“云轮阁钞”四字。匡19.2×15cm

121

 

 

 

 

藕香簃

艺风堂

黑格10行,白口,双鱼尾,左右双边,匡外左下方镌有“藕香簃钞”四字。匡17.5×13.2cm。又一种版心镌“艺风堂”三字。

122

袁昶

爽秋

1846-

1900

桐庐

渐西村舍

绿格,无行线,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版心上方镌有“渐西村舍”四篆字,版心下方镌有“陈郡袁氏”四篆字。匡18.8×13.3cm

123

陶濬宣

心云 稷山

1846-

1911

会稽

稷山读书楼

绿格9行,白口,单鱼尾,博古栏,版心下方镌“心云辑录”四字,或镌“稷山读书楼”五字。

124

叶昌炽

鞠裳

1849-

1917

长洲

五百经幢馆

绿格10行,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版心下方镌有“五百经幢馆”五字。匡18.2×12cm

125

沈汝瑾

石友

1858-

1917

常熟

鸣坚白斋

绿格10行,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版心下方镌有“鸣坚白斋”四字。匡18.2×12cm

126

徐坊

士延

1864-

1916

临青

归朴堂

蓝格10行,白口,双鱼尾,匡外左下方镌有“临青徐氏归朴堂藏本”九篆字。匡17.8×12cm

127

张元济

菊生

1866-

1959

海盐

涉园

蓝格10行,黑口,双鱼尾,匡外左上书耳镌有“海盐张氏涉园文房”八字。匡19.9×11.5cm

128

徐维则

仲咫

1867-

1919

会稽

铸学斋

红格12行,黑口,三鱼尾,左右双边,匡外左下方镌有“铸学斋抄本”五字。匡18.8×13cm

129

 

 

 

 

铸学斋

黑格10行,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方镌有“会稽徐氏铸学斋藏本”九字。匡18×11.8cm

130

徐乃昌

积馀

1868-

1936

南陵

积学斋

绿格11行,黑口,双鱼尾,左右双边,匡外右上方书耳镌有“积学斋藏”四字。匡15.9×11.1cm

131

邓邦述

正〓(外“门”内“音”)

1868-

1939

江宁

群碧楼

蓝格11行,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版心下方镌有“群碧楼”三字。匡19.8×15.5cm

132

 

 

 

 

 

绿格13行,版心下方镌有“邓氏家塾本”五字。

133

杨宝镛

序东

1869-

1917

元和

篴盦

红格11行,黑口,单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中间镌有“篴盦题跋”四字。匡18.6×13.4cm

134

李之鼎

振唐

 

南城

宜秋馆

黑格10行,白口,双鱼尾,左右双边,匡外左下方镌有“宜秋馆精抄本”六字。匡17.5×13.2cm

 

请下载:

  • 稿本演示文稿.ppt

  • 抄本演示文稿.ppt
  •  
     
      主办: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 承办: 南京图书馆 地址:南京市中山东路189号南京图书馆 建议分辨率 1024*768 IE6.0  
    您是第: 位访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