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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书目:《我们仨》:一部温暖的书


http://www.jslib.org.cn   2016-07-15 10:47:00  来源:江南时报  

 

  关于《我们仨》这本书定题、写作和出版的经过,北京三联书店前总编辑董秀玉至今记得每一个情景:“1994年夏、1995年冬,钱钟书先生和女儿钱瑗相继住院,杨绛先生80多岁了,奔波于家与两所医院之间。三人分居三处,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几年。其间有一次我去看望杨先生,当时钱先生和女儿都病情加重,再加上一些无聊的烦心事干扰,杨先生的心情很不好。我劝先生不理那些莫名其妙的事,赶快抓时间写写你们仨,这件事只有你能做,而且十分有意义。杨先生答应了我,说好,就写一本《我们仨》。”

    “最初设想,这本书一家三口各写一部分,钱瑗写父母,杨先生写父女俩,钱先生写他眼中的母女俩。到1996年10月,钱瑗已经非常衰弱,预感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她请求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她写,她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来。躺在病床上,钱瑗在护士的帮助下断续写了5篇,最后都不能进食了,还在写。杨先生见重病的女儿写得实在艰难,劝她停一停。这一停,就再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我记得钱瑗最后一篇文章落的日期是1997年2月26日,她去世的前6天。”

    1997年3月,钱瑗走了。1998年12月,钱钟书先生也去了。相继失掉两个最亲爱的人,杨先生心里的哀痛可以想见。年近九旬的老人给自己安排了繁重的工作:1999年用一年时间把手头正在翻译的柏拉图对话录《斐多》译完,2001年把三联书店6年来一直在编校的《钱钟书集》定稿出版,同时着手誊清、粘贴、整理钱先生生前留下的大量手稿和读书笔记,交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钱钟书手稿集》。2002年冬天,杨先生终于开始写《我们仨》。从约稿到动笔,时隔6年,董秀玉说她从未想过要催促杨先生,“我知道她心中有数,能写的时候自然就会写了。”

    2003年4月,董秀玉接到杨先生打来的电话,告知写完了,要她去家中取书稿。董秀玉赶到杨先生在三里河的寓所,坐在客厅里一口气读了两个小时,“杨先生的文字还是像过去那样含蓄节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安静的难以言表的忧伤都在字里行间。”第一部分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第二部分讲述了自1935年与钱钟书赴英国留学、生下女儿钱瑗,直到1998年钱先生逝世这63年间的亲情。“我们俩老了”,“我们仨失散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在这三个小标题下,杨先生回忆了先她而去的女儿、丈夫,一家人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

    2002年杨先生92岁。漫长的63年的家庭历史,她用三四个月写了出来。一个老人,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意志,才能把如此深重的大恸化成平和的文字,给读的人以温暖和安静?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董秀玉亲眼看见这一家人和病魔斗争的艰难,尤其懂得杨先生心里的痛苦,但老人又那么坚强,留下来独自完成了“我们仨”所需要完成的全部。读不到一半,她眼泪就忍不住地流下来。她看稿子的时候,杨先生在旁边做自己的事情,有时走过来,摸摸她的头。面对这个身子虚弱心灵却强大的老人,董秀玉心里充满了敬重,她问杨先生:我读的时候都这么难过,您写的时候该有多痛啊!杨先生说,所以,到现在才动笔写它。

    “一个寻寻觅觅的万里春梦。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相守相助,相聚相失。”书出版后,印在封面上的这几句话,是董秀玉浓缩了自己从这部书稿中感受到的全部。


    书名:我们仨

    作者:杨绛 著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03年7月 

    内容介绍:《我们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中,杨绛以其一贯的慧心、独特的笔法,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第二部分,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钱先生逝世63年间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他们的足迹跨过半个地球,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不论暴风骤雨,他们相濡以沫,美好的家庭已经成为这一家人生最安全的庇护所。天上人间,阴阳殊途,却难断挚情。杨绛独伴青灯,用心灵向彼岸的亲人无声地倾诉着。作为老派知识分子,她的文字含蓄节制,那难以言表的亲情和忧伤弥漫在字里行间,令读者无不动容。生命的意义不会因为躯体的生灭而有所改变,那安定于无常世事之上的温暖亲情已经把他们仨永远联结在一起,家的意义也在此书中得到了尽情的阐释。

    作者简介:杨绛(1911—2016),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1932年苏州东吴大学毕业,同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研习。1934年开始发表作品。1935年留学英国、法国,1938年回国。先后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1949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主要作品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论文集《春泥集》、《关于小说》,散文集《干校六记》。长篇小说《洗澡》.短篇小说集《倒影集》等。主要译著有《堂·吉诃德》、《小癞子》、《吉尔·布拉斯》等。


    《我们仨》节选:

    我们这一暑假,算是远游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怀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我们也不例外。好在我当时是闲人,等孩子出世,带到法国,可以托出去。我们知道许多在巴黎上学的女学生有了孩子都托出去,或送托儿所,或寄养乡间。

    钟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我以为肚里怀个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怀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在低等动物,新生命的长成就是母体的消灭。我没有消灭,只是打了一个七折,什么都减退了。钟书到年终在日记上形容我:“晚,季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钟书很郑重其事,很早就陪我到产院去定下单人病房并请女院长介绍专家大夫。院长问:“要女的?”(她自己就是专家。普通病房的产妇全由她接生。)

    钟书说:“要最好的。”

    女院长就为我介绍了斯班斯大夫。他家的花园洋房离我们的寓所不远。

    斯班斯大夫说,我将生一个“加冕日娃娃”。因为他预计娃娃的生日,适逢乔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但我们的女儿对英王加冕毫无兴趣,也许她并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十八日进产院,十九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为我用了药,让我安然“死”去。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我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儿?”

    护士说:“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

    另一护士在门口探头。她很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

    我没想到还有这一招,但是我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她们越发奇怪了。“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

    护士抱了娃娃来给我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她拍活的。据说娃娃是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我还未十分清醒,无力说话,又昏昏睡去。

    钟书这天来看了我四次。我是前一天由汽车送进产院的。我们的寓所离产院不算太远,但公交车都不能到达。钟书得横越几道平行的公交车路,所以只好步行。他上午来,知道得了一个女儿,医院还不让他和我见面。第二次来,知道我上了闷药,还没醒。第三次来见到了我;我已从法兰绒包包里解放出来,但是还昏昏地睡,无力说话。第四次是午后茶之后,我已清醒。护士特为他把娃娃从婴儿室里抱出来让爸爸看。

    钟书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阿圆长大后,我把爸爸的“欢迎辞”告诉她,她很感激。因为我当时还从未见过初生的婴儿,据我的形容,她又丑又怪。我得知钟书是第四次来,已来来回回走了七趟,怕他累坏了,嘱他坐汽车回去吧。

    阿圆懂事后,每逢生日,钟书总要说,这是母难之日。可是也难为了爸爸,也难为了她本人。她是死而复苏的。她大概很不愿意,哭得特响。护士们因她啼声洪亮,称她MissSingHigh,译意为“高歌小姐”,译音为“星海小姐”。

    单人房间在楼上。如天气晴丽,护士打开落地长窗,把病床拉到阳台上去。我偶曾见到邻室两三个病号。估计全院的单人房不过六七间或七八间。护士服侍周到。我的卧室是阿圆的餐室,每日定时护士把娃娃抱来吃我,吃饱就抱回婴儿室。那里有专人看管,不穿白大褂的不准入内。

    一般住单人房的住一星期或十天左右,住普通病房的只住五到七天,我却住了三个星期又两天。产院收费是一天一几尼(guinea———合1.05英镑,商店买卖用“镑”计算,但导师费、医师费、律师费等都用“几尼”),产院床位有限,单人房也不多,不欢迎久住。我几次将出院又生事故,产院破例让我做了一个很特殊的病号。

    出院前两天,护士让我乘电梯下楼参观普通病房———一个统房间,三十二个妈妈,三十三个娃娃,一对是双生。护士让我看一个个娃娃剥光了过磅,一个个洗干净了又还给妈妈。娃娃都躺在睡篮里,挂在妈妈床尾。我很羡慕娃娃挂在床尾,因为我只能听见阿圆的哭声,却看不到她。护士教我怎样给娃娃洗澡穿衣。我学会了,只是没她们快。

    钟书这段时间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我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我们在伦敦“探险”时,他颧骨上生了一个疔。我也很着急。有人介绍了一位英国护士,她教我做热敷。我安慰钟书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我认认真真每几小时为他做一次热敷,没几天,我把脓拔去,脸上没留下一点疤痕。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钟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摘自杨绛《我们仨》)



作者:曾焱

责编:朱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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