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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书目:中国人民最早发现和开发南海诸岛


http://www.jslib.org.cn   2016-07-13 11:02:00  来源:文艺报  

 

  《中国海洋轶事》是一部“海洋知识”图书,内容丰富,文采飞扬。该书上到远古神话,下到当今故事,系统和生动地把中国海洋的文化发展史展现出来。该书以体裁分卷,分为纪实、散文、小说、神话、史论,让读者更加清晰地去熟知海洋文化,虚实结合,实例丰富,内容娓娓道来。该作品对于弘扬国人的海洋主权意识、传承海洋文化及文明,功不可没。其中无论散文也好,小说也罢,无不在告诉我们,中国自远古以来就有海洋文化和文明,对于海洋轶事的记载则是最好的历史证明。这无疑又在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本书纪实性强,同时也不乏许多有趣的海洋故事。

  据古籍记载,远在秦汉时代,中国已经有了大规模的远洋航海通商和渔业生产活动,南海已成为当时重要的海上航路。从此,中国人民频繁航行于南海之上,穿越南海诸岛,最早发现了这些岛屿礁滩,并予以命名。华南沿海一带从中国秦朝时开始已经是中国领土,从中国西汉到唐朝末期,现越南中部和北部是中国领土,南海已经是中国领海。中国元朝政府还多次派军到越南北部平叛,中国元朝南方海军经常在南中国海巡逻到婆罗洲(加里曼丹岛)。中国明朝海军多次通过南海下西洋,是南海的惟一正统力量。南海周边国家从元朝开始到清朝是中国中央政府的藩属国,当时,他们的君主要接受中国中央政府的册封才是合法正统的。海南岛在中国西汉开始已经是中国领土,所谓越南等南海的东南亚国家拥有南海主权根本就是不合法不合理的。东汉班固(公元32年至92年)撰写的《汉书·地理志》中已有汉武帝派遣使臣从南海航行海外各国的记载。书中完整描述了自广东徐闻出发,经南海,历数国,远至今日印度东南部的康那弗伦和斯里兰卡等国的航行路线。

  公元226年,三国时的东吴孙权派朱应、康泰出访东南亚各国,船队航经南海到达扶南(今柬埔寨)等国,与这些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康泰回国后根据经历所写成的《扶南传》,对南海诸岛的地理情况作了准确的记载。

  唐宋时期,社会经济繁荣,对外交往增多,特别是宋初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以后,使南海的航行和生产更趋频繁。当时对南海的航路以及岛屿的位置、名称等都已有较详细的考察和记载。南宋周去非在《岭南代答》(1178年成书)中载:“……东大洋海,有长沙、石塘数万里。”此中的“长沙”、“石塘”指的就是南海诸岛。长沙是以沙岛为主的珊瑚岛,石塘是以环礁为主的珊瑚礁。赵汝适在多方调查询问并参考《岭南代答》的基础上撰写的《诸蕃志》(1225年成书)中指出:“贞元五年(公元789年)以琼为督府,今因之。……至吉阳(今三亚市),乃海之极,亡复陆涂。外有州,曰乌里,曰苏吉浪,南对占城,西望真腊,东侧千里长沙、万里石床,渺茫无际,天水一色。”这里不但指出了千里长沙、万里石床是中国的南海诸岛,而且也说明,早在唐代已经将西南中沙群岛划归海南岛的振州(宋时改为吉阳军)管辖。

  明清时期,中国许多图、籍、方志对南海诸岛的记载已经不胜枚举。从地图方面来说,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长期航行南海,绘有《郑和航海图》,后载入茅元仪的《武备志》。该图标出了石星石塘、万生石塘屿、石塘等岛群名称和相对位置。及至清代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中的附图《四海总图》,已经明确标绘有四大群岛的地名和位置。当时称东沙群岛为“气沙头”,西沙群岛为“七洲洋”,南沙群岛为“石塘”,中沙群岛为“长沙”。后来,清政府在开展大规模全国地图测量的基础上,编绘了多种地图。在1716年的《大清中外天下全图》、1724年的《清直省分图》、1767年的在《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1800年的《清绘府州县厅总图》和1818年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等等这些官方舆图中,都在海南岛的东南方绘有南海诸岛,列入中国疆域版图。

  从古籍方面来说,郑和“七下西洋”的随从人员费信著《星槎星览》、马次著《瀛涯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等书,其中对南海及南海诸岛的记载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当时出现的航海著作,如1527年顾蚧的《海槎余录》、黄衷的《海语》等书,对南海航行、岛礁分布及地理特征都有详细的描述。当时出现的海防著作,无不把南海诸岛作为中国海防的“门户”和“天堑”。如19世纪30年代的《海防辑要》一书,就把西沙群岛等岛屿列为中国的海防区域。

  从方志方面来说,明清两代是方志鼎盛的时代,由官方修纂的《广东通志》《琼州府志》《万州志》等等许多地方志书,都辑录有西南中沙群岛的资料,列为海南岛的附属岛屿。其《广东通志》中就有明武宗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立海防营于万州”的记载。还可以从正德年间《琼台志》中看出,当时已把西沙、南沙群岛作为中国的海防区域。

  中国人民开发西南中沙群岛的历史源远流长。据考古发现,在西沙群岛的甘泉岛有一处唐宋遗址,出土一批唐宋瓷器、铁锅残片以及其他生产、生活用品。这无可辩驳地证明,至少从唐宋时期开始,中国人民就已经在西沙群岛居住和生产,早已经是西南中沙群岛的主人。及至明清时代,中国人民在各岛屿上保留了大量遗迹。包括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金银岛、珊瑚岛、东岛、北岛等岛礁相继出土一大批明代和清代的铜钱、瓷器及其他生活用品;还包括在西沙群岛的各主要岛屿上都发现中国渔民所建的古庙遗存。仅赵述岛、北岛、南岛、永兴岛、东岛、琛航岛、广金岛、珊瑚岛、甘泉岛就有古庙14座。在南沙群岛的太平岛、中业岛、南威岛、南钥岛、西月岛等也都发现有古庙遗存。这些庙宇有些是明代建造的,其他大部分是清代所建。同时,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一些岛礁上,还挖掘出多块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石碑。这些石碑多为当时莅岛视察的政府或军队要员所立的纪念碑。

  中国人民开发西南中沙群岛的历史还可以从世代传抄的《更路簿》中得到有力的证明。《更路簿》是中国沿海渔民的航海针经书。据考证,现存的手抄本《更路簿》产生于清康熙末年,可追溯至明代。它详细地记录了西南中沙群岛的岛礁名称、准确位置和航行针位(航向)、更数(距离)。如琼海渔民苏德柳、卢烘兰等等的手抄本《更路簿》,具体标明了航行到西沙、南沙、中沙各岛屿的主要航线和岛礁特征,这是中国人民开发西南中沙群岛的最直接的历史见证。

  中国政府对西南中沙群岛行政管辖和行使主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至迟在唐宋时期,南海诸岛就已在中国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

  两汉时,西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海南始置珠崖、儋耳郡,标志着中央政权对海南岛及南海诸岛直接统治的开始。此后,随着生产发展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中国人民经常航行于南海之上,并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一带居住和生产。南海诸岛与祖国大陆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历代统治者对南海和南海诸岛的认识不断加深。

  至唐初,海南岛环岛已建置有北部的崖州、西部的儋州、南部的振州(今三亚市)。振州前身为临振县,隋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增设临振郡,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改郡为州,时号振州。《旧唐书·地理志》中已有振州管辖海南岛南部海域的记载。自此以后大陆中原王朝对南海诸岛的行政管辖从未中断过。唐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由僧一行等人主持的子午线测量,南至范围达南海及南海诸岛,并曾在南海上观测有关星座进行测量。这是行使主权之举。

  宋代,唐时位于岛北的崖州南移,改振州为崖州,后易名为朱崖军,继后又改为吉阳军。由吉阳军直接管辖南海诸岛。当时,北宋朝廷首命水师出巡至“九乳螺州”(即今西沙群岛),这是海军最早的巡海活动。

  元朝,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将海南的琼州改为琼州路,仍由吉阳军管辖南海诸岛。是时,宋代的军制多已改州,惟四川行省的长宁军和湖广行省的南宁(今儋州市)、万安(今万宁市)、吉阳(今三亚市)三军未改,是以特殊行政制度管理边疆的方法,可见其统治者对海防边疆的重视。元世祖忽必烈还亲派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到西沙群岛进行天文观测,表明主权归属元代王朝而无疑。

  明初,海南设立统一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琼州府,隶属广东。恢复崖州、儋州、万州,将南海诸岛划归琼州府领属的万州管辖,并明确区分为“南澳气”、“七洲洋”、“万里长沙”、“万里石塘”等四大岛群(即今的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群岛)。

  清朝,前期和中期基本沿袭明制不变。至清明后期,东沙群岛归属惠州管辖。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仍由海南的万州管辖。自此南海诸岛分属于不同的两个州级地方行政机构管辖。

  民国时期,1911年辛亥革命后,广东省政府宣布把西沙群岛划归海南崖县(今三亚市)管辖。1921年,南方军政府又重申了这一政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1943年中英美三国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7月《波茨坦公告》的精神,中国政府指派高级专员,前往西沙群岛进行接收,在岛上举行接收仪式,重竖主权碑;并在南沙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太平岛驻军队和设立渔民服务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继续对西南中沙群岛及其海域行使主权。

  (摘自《中国海洋轶事》,何建明、程贤章、张笑天主编,作家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



作者:周羽

责编:朱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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