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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大灭绝由人类一手造成?——评《大灭绝时代》


http://www.jslib.org.cn   2015-06-29 09:19:00  南方都市报  

 

   

  《大灭绝时代》

  [美]伊丽莎白·科尔伯特著,叶盛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5月

  原题《人类能否从第六次大灭绝中幸存下来?》

  美国记者、科普作家伊丽莎白·科尔伯特的纪实作品《大灭绝时代》今年4月获得普利策非虚构写作奖,这是该奖连续第二年颁给生态环保方面的著作,去年的得奖作品是《汤姆斯河》。连续颁奖,说明环保问题目前已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科研、学术和大众舆论的关注所在,也是焦虑所在。毕竟,在一个频发极端恶劣天气、食品卫生安全、病毒传染传播等事件的时代,人们不得不考虑自身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环境状况问题。

  一 冷静地讲述一次次灭绝

  《大灭绝时代》英文原名The Sixth Extinction,意为“第六次大灭绝”,也就是说之前尚有五次大灭绝事件。它们分别是约4 .4亿年之前的奥陶纪末期、3 .7亿年前的泥盆纪晚期、2 .5亿年之前的二叠纪末期、2亿年前的三叠纪晚期,以及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其中,最具破坏性的是二叠纪末期,全球气候变暖使当时地球物种的90%灭绝。最著名的是白垩纪末期,由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引发的灾难(目前较流行的假说)消灭了人们喜闻乐见的恐龙。

  《大灭绝时代》前半部分叙述前五次灭绝以及关于灭绝的学术理论发展,后半部分叙述人类活动产生的广泛影响,竟至在地球上第一次发生“由某个单一物种引起其他物种大规模灭绝”的事件,即第六次大灭绝。通读下来,我们发现今日的环保著作越来越涉及天文、地理、地质、生物、气象、物理、化学等科学,而与文学无关。这可能是自蕾切尔•卡森于1962年出版《寂静的春天》以来将文学剔除出环保写作的大趋势使然;一方面也证成严格意义上的环保理念并非出自早期的“自然文学”,而是来自像F.L.奥姆斯特德《美国城市的文明化》等读来稍嫌枯燥的城市规划作品。事实上,经过严谨的科学分析和论证,“自然文学”所推崇的“自然”可能不仅不自然,而且还是反自然的。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大灭绝时代》不具文学性,恰恰相反,科尔伯特的语言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作为一本环保著作,本书并无其他此类作品通常有的那种情绪化特征。甚至,读者都读不到作者在谈论环保问题时秉持或乐观或悲观的态度。可以说,《大灭绝时代》全文无一字透出对人类活动的批判和谴责,科尔伯特只是静静地在那里摆事实、讲道理,作科学方面的分析论证,我想,这种“于无声处”的写法要比打了鸡血的煽情有意义得多。

  当然,这也与科尔伯特写作此书的目的有一定的关系。她说自己虽然着墨于单一生物物种的灭绝或濒临灭绝,比如巴拿马金蛙、大海雀、苏门答腊犀,“但我真正的主题是这些物种所参与其中的一个宏大趋势。我努力在做的事情是要追踪一场大灭绝事件的踪迹……同时还要把这次灭绝事件放在生命历史这个更为宽广的背景上来考察。”视野与宗旨恢宏庄严如斯,要探讨的东西数不胜数,鸡血怎么打得进去呢?

  二 “灾变论”与“均变论”的博弈

  科尔伯特开篇即告诉我们,“灭绝”及其衍生的“灾变论”概念,并非古来有之,而是一个现代概念。迄至18世纪,人类尚无物种灭绝的观念,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史》、普林尼的《自然史》,还是卡尔•林奈的双名法分类学命名系统,都没有考虑和记述已经消亡的物种。18世纪中叶,从北美出土的乳齿象骸骨运至欧洲,大西洋两岸知识界精英对此意见不一,有说是大象,有说是河马。法国博物学领军人物布丰稍有不同,他认为这堆骨头代表三种动物,大象、河马,以及一种体格较大、似乎已经消失的物种。托马斯•杰斐逊同意布丰关于这个动物体格的观点,但不认为它已经消失。就任美国总统后,杰斐逊曾遣人寻找过这种游荡在北美大陆上的“未知动物”。

  奠定“灾变论”理论基础的是法国另一位博物学家乔治•居维叶。1796年4月4日,居维叶在公开演讲中公布了自己的研究结论:物种会大规模灭绝,且灭绝由意外突发性事件引起。这一划时代的理论,不幸与另一个划时代的理论——“均变论”——形成持久的冲突,两者拒不承认对方观点的合理性。

  达尔文后来根据“均变论”发展了他的“进化论”思想。尽管达尔文接受了居维叶生物会灭绝的观点,但他仍然是“均变论”思想的最有力支持者,他否认“灾变论”所指出的突发性要素在灭绝问题上的强大作用。根据“自然选择”原理,他认为生物诞生与灭绝这两个过程应该有着大致相当的速率,灭绝的发生必然是渐进式的。甚至,“一类动物全部物种的灭绝通常会是一个比其诞生更缓慢的过程”,人们想要目睹生物的灭绝与目睹生物的诞生一样困难。

  由此,达尔文将“突发性”排除出灭绝因素之外,并顺理成章地从中一并排除了人为因素。达尔文曾轻描淡地写道:动物在灭绝之前会不可避免地变得稀少,“我们知道这就是那些动物灭绝的过程,他们经由人类之手,或是局部、或是整体地灭绝”。在他看来,人类的影响只是作为间接因素参与生物灭绝的过程,类似于压死骆驼的那一根看似毁灭性、实则无足轻重的稻草。达尔文的这个观点影响十分深远,因为今天仍有许多人认为人类活动只是自然选择的一个过程,而非造成生物灭绝的主要原因。而这个理论后来也一直被用于为过度砍伐、滥捕滥杀和严重污染“背书”。

  科尔伯特说这正是达尔文“自然选择”思想中一个“最为激进”的方面——达尔文从来没有给人类与其他生物划出过界限。他始终认为人类与其他生物是完全平等的,而否认“人性的特殊地位”;生存与灭亡必须也只能经由竞争和自然选择来完成,“在其中纳入任何其他机制都是不可理喻的”。

  然而,人类参与下的生物演化过程中,许多物种的消亡并非由于某个竞争物种“逐步”演化出了某种竞争优势,而是“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就在达尔文闭门精心打磨他的进化论思想之时,1844年,世界上最后一对大海雀在他眼皮子底下灭绝了。过去两个世纪中,大海雀被人类大规模捕杀,供作肉食、鱼饵、填充床垫的羽毛,甚至燃料。大海雀成为濒危物种之后,又吸引博物学家和收藏家纷至沓来,他们把大海雀变作私人收藏中的珍品。

  毫无疑问,人类的活动加速了生物物种的灭绝。今天的科学家们根据化石记录估计,鸟类和哺乳类动物的灭绝速度,比没有人类干预下的灭绝速度(“背景灭绝速率”),提高了100至1000倍。

  而达尔文又继续左右了“灾变论”与“均变论”之争在此后一个世纪内的走向。直至20世纪下半叶,随着越来越多地质化石证据的出现和分析技术手段的发明,“灾变论”终于获得广泛承认。当下国际关于生物灭绝的主流思想是“均变论”和“灾变论”的结合,亦即生物同时灭绝于长久的和平安逸和突发的重大灾难这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之中。

  三 恐龙灭绝,只是因为我们幸运,它们运气不好

  廓清了“均变论”和“灾变论”这两个概念,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类在第六次大灭绝中的作用。揆诸前几次大灭绝,无论是冰川作用下的奥陶纪晚期大灭绝,还是变暖作用下的二叠纪末期大灭绝,都是因气候变化引起。而白垩纪末期小行星撞击地球,则可能引发诸如气候变化、放射性尘埃、河流改道、生物入侵这样连锁多样的灭绝因素。这些因素,今天的人类完全可以原样复制。核大战自不必说,开着私家车上班,固然不比一颗燃烧的小行星拖着长长的尾巴撞击地球那样惊心动魄,但其积累的环境效应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今日人类对地球环境的最大“贡献”,可能就是碳排放量的急剧增加。不过,就如科尔伯特所言,排放的数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速率。前工业革命时代,人类的碳排放完全可以经由岩石风化等自然作用消弭而达到长期平衡,但今天的自然作用完全跟不上碳排放的速率。大量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持续推高地球表面的温度,进入海洋则使海水变酸。海水变酸的恶果目前已经显现,那就是大量“钙化者”生物,比如珊瑚和其他贝类种群数量的骤减,而任何生物种群数量的骤减都将引起整个食物链的剧烈震荡。

  “灾变论”的核心就在于生物无法应付突发的环境骤变而灭绝。所谓“适者生存”,在突发灾难面前是完全失效的。生物积上百万乃至上千万年成功演化的基因,并不能突然转向用于应付眼前的骤变。正如科尔伯特所说,在极端压力的环境下,“当一种生物面对它在整个演化历史上从未遭遇过的情况时,无论好坏与否,它怎么能适应得了呢?在数百万年甚至数千万年里一直让某种生物得以占据优势的性状,一朝之间就成为其致命因素。”我们这样的哺乳动物而非恐龙能够存活到现在,“主要是因为恐龙的坏运气,而不是哺乳动物有任何优越性”。

  同时,“灾变论”也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对植物的一些误解。我们特别欣赏低纬度热带雨林的生物多样性,认为热带雨林并不在乎气候变暖。但事实上,许多植物对温度十分敏感。在过去的数百万年间,地球温度比今天更低,植物多耐冷而不耐热,因为应付高温并不能给它们带来任何竞争上的优势。随着气温上升,它们散播的种子不得不往更高的地区迁移。而它们终将面临的窘境是,要么其迁移的速度跟不上气候变暖的速度,要么更高的地方意味着更狭窄的生存领地。这也给生物保护区出了一个难题,“你不能强迫气候变化停留在某道界限之内”。而在人类的大规模城镇建设中,栖息地的碎片化更让植物和依赖植物为生的生物的迁徙变得困难重重。



黄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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