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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陌生人参观周一良先生的书房


http://www.jslib.org.cn   2013-03-20 15:25:00  东方早报  

 

  《周一良读书题记》

  周一良著

  周启锐整理

  海豚出版社

  2012年12月第一版

  190页,25.80元

 

周一良先生像,陆林汉绘

 

  西方有一句俗谚说,“不要带陌生人参观你的书房”(Never show your study to strangers),意思是说,根据一个人的藏书,大致可以推想出这个人的阅读范围、志趣所在、情趣修养。中国也有一句古话说,“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意谓读一个人的文字,可据以想见这个人的学问、修养、腹笥、识见及气度来。海豚出版社新近出版周一良先生哲嗣周启锐先生整理的《周一良读书题记》,将一良先生1922年至2001年八十年间读书题记,都为一编。一良先生的这些读书题记,虽非其一生全部,仅系冰山一角,但吉光片羽,弥足珍贵,除反映其一代学人个人学术心得所感外,因文见本,对我们深层次了解这位前辈学人,了解学科学术发展轨迹,提供了最大便捷。

  启锐先生所编这部《读书题记》,据卷前《出版说明》,系一良先生殁后,就家中藏书逐本辑录而成,2004年曾分四次在高校古委会主办的《中国典籍与文化》连载(2-6期)。此次是第一次结集出版。是书卷前无目录,卷后无索引,编排依系题记年月,“多年份都有题记的按照内容重要程度辑入某年,仅有月份或年份都辑入该月份或年份的末尾,没有题记时间的辑录在全部最后”。所收主要是一良先生逝世后家中藏书有题记者(非批校类),一良先生生前为人假去或赠人之书,仅作部分徵集。记得原先曾见过一良先生少年时在津门读书、读帖题语,为景良先生所编电脑本《弢翁诗词存稿》之作题记等,此次均不见有收入,微叹可惜。

  《读书题记》所收,近一半系“文革”后所题所记。整部书涉及读书随札、心得杂感、感旧伤往,也有部分叙写访书之亟、得书之乐、某一时段工作重点,内容极为丰富、翔实,可作一良先生别传看。这些题记,详尽而真实地反映出一良先生一生的治学经历,字里行间折射出其一生治学的曲折脉络,也反映出其一生思想变动的斑斑轨迹。

  一良先生读书,一是肯下“笨”功夫,二是注重读书方法。他读书一般从最基本的原始文献、原始材料入手,网罗殆尽,进而尽力将有代表性的权威著述(包括工具书)一一悉心读过,每有心得,辄于书眉、书端手加批写。一良先生尝自谓:“一良藏书无珍本,但经校读批写后,便觉恋恋如故人,不忍舍弃之矣。”(1940年11月13日致傅斯年先生信)之后才是运用各种方法,勾勒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他自幼受过扎实的乾嘉考据学派训练,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深受熏染,有渊综广博的文史修养;青年时入燕京和后来留学哈佛,又有机会接受最一流的名师指导,接受过系统的近代西方学术和科学理论训练,并且掌握了多种语文作为工具;1950年后,又时刻注意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用以援入学术研究。加以家庭条件好,父亲是有名的藏书家,自己自幼喜好读书,因此眼界也比同时代的学人要宽得多。读他的文章和著作,每每感到既扎实详审,又能高屋建瓴把握问题,出入古今中外,于文献材料驾驭得心应手,读来非止“感佩”二字所可形容。这在他同时代的学人中,是极不多见的。他读书之“狠”之“笨”,在此部《读书题记》中时有体现。如《读书题记》74页《世说新语》条题记云:“朱笔为三十年代读书时所写,墨笔为四十年代手迹,铅笔则七十年代重读时所记也。”同页《例解日语词典》条题记:

  周一良,一九五八年四月买于锡拉胡同。

  在梁效学习班中,翻阅两过。第一遍摘记成语及谚语,第二遍注意拟生词及重叠词,同时摘记用汉字而意义全无关者。华人学日语,尤应特别记忆此中词汇,他日拟编一手册。七八年三月,一良记于红二楼。

  一九七六年冬受审查期间,曾翻阅此书数遍,大得其意,时枝氏曾在汉城教书,与魏老(建功)为同僚。一九八六年四月,一良记。

  读辞典尚能如是用功,他同时人中,恐怕也只有钱锺书先生可与之相比吧!此外再如124-125页所记《赋钞笺略》条,时年(1986年)他已七十四岁,犹“试背诵小赋”,令人钦讶。105页《敦煌变文集》条记:“周一良,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收到。八三年五月为写书仪考之二,重读一过,昔年所校殊嫌草。昔年只在夜阑灯下校读数卷,迄无暇全读,一九八三年夏,摆脱系务后,始得通读此九百馀页,时正拟草书仪之二也。六月十三挥汗记于燕东园廿四号楼下。”其对学问之锐意精进如此,要求如此,实在令后辈览此汗颜,折首宗法。

  《读书题记》一书,在体现一良先生学术素养和学术训练的同时,也反映出他为人论学注重大端,取法乎上,心存仁厚的本性。在他笔下,虽有臧否,但绝无任何轻诋、谩骂的词句。此类例子甚多。如70页目加田诚译注本《世说新语》条题记云:“渡部武先生寄赠,一九七六年九月收到,一良。此书收到后即值毛主席逝世,未及阅读,以后又入‘梁效’学习班。到七八年九月间,写《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翻阅《世说》,始参考此中译文及注解。《世说》颇不易解,此书日语译文甚能体会原文语气,又以当代口语表达之,流畅易懂,极为难得。然不免有误解误译处,皆为标出,俟将来有机会与渡部武先生等一商榷也。七八年十月七日。”77页《滇绎》条题记:“次近人鸠集滇南故实之作,虽无罕见材料,然颇有用。七九年一月买于琉璃厂。”82页《梁巨川先生遗笔》条题记:“七九年九月买于琉璃厂。此人虽不免迂腐,而所论民国初年社会政治风气,亦不为无见,是以帮助说明辛亥革命之不彻底性也。”97页《笔谏》条题记:“此是善书性质,当时实为迂腐浅陋之作。然今日藉以考察百年前之思想及社会却颇有用。著者为满族武人,尤为罕见也。”虽皆有评骘,但均能见其大,且绝无一句谩骂诋毁。

  对于前辈、同时人及后辈的著作,他亦每每见贤思齐,由衷赞誉,不时加勉、取法,毫无半点嫉妒之心。如111页《非洲通史简编》条题记云:“杨人楩先生以花甲之年,改治非洲史,孜孜不倦,成此巨著,而我年甫不惑,改治亚洲史,只有半部亚洲各国古代史,能无惭怍?八四年五月廿七日,杨先生纪念会后有感,一良。”再如118页陈垣先生《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书,他题记云:“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为写魏晋南北朝史学文重读一过,书中关于史学上之利用一节立意甚好,可以取法。一良记。” 他与王瑶先生虽相识而不及深交,1991年3月25日读《王瑶先生纪念文集》,心下感喟,作题记云:“读此书后感到始真识王瑶其人,惜当年未与深交也!”(143页)言下不无追悔之意。1994年1月读《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亦记:“读王瑶纪念集后,深恨未尝往来,读此册有同感也。”(157页)再如对蒋礼鸿先生,他于1961年7月题蒋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一书云:“数年前校订敦煌变文每多疑义,惜无暇详考,闻有此著而屡求不得,今无意于琉璃厂购到。一良记于前门饭店,一九六一年七月”(54页);1981年增订本出,他于1983年6月为草书仪考之二,重读此增订本,又作题记云:“此书增订后,上溯下连,豁然贯通,极见功力,不仅读变文不可少,亦治中古语言极紧要之著作。”(106页)极尽赞誉,毫无做作。对于晚辈白化文先生《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一书,他也由衷推崇,题记说:“化文同志见赠。昔年用此书只能借图书馆之日本佛教全本〔书〕,后又利用日文译本,此中文校注真乃嘉惠士林功德无量也!九三年三月,一良记。”(153页)题记是私下撰作,随感随札,犹谦撝如此,颇见其行藏为人、胸中格局。此当与其父早年对其之身教密不可分,“人能笃实,自有辉光”,影响其一生。

  《读书题记》最感人至深者,是他题记师友著作诸条。睹书怀人,品物思旧,感情极真挚而诚正。如90页《敦煌古藉叙录》条题记:“‘藉’似应作竹字头,但汉人隶书亦有草、竹相易者也。此书中收余跋文一篇,因五三年以后改行,遂未留意及之。今购读始知,有三(王重民)先生殁已数载矣,为之黯然。八〇年六月一良记。”92页《北海题襟集》条题记:“此昔年大纲(俞大纲)所赠也,前闻其溘逝于台,昨又得贞一(劳榦)于美去世。唯槃厂(陈槃)尚在台,曾见其写真于名人录中,犹是蓝布长衫之旧日书生本色。八〇年六月,牟郊叟。”156页《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三编》条题记:“此书为祝吴公八十寿辰而编,孰意竟成身后哀荣,伤哉?一九九三年十月五日收到,一良记于北大。”以上几位皆是他论交论学逾半个世纪的旧雨相知,朋辈凋零,睹物伤怀,“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即使今天读来,犹不胜怆然之感。再如125页《东塾读书记》条,怀念私塾启蒙老师张潞雪先生;153页《古文字学导论》条,追怀早年私塾老师唐兰先生,皆情真意切,令人可感。《エリセーエフの生涯:日本学の始祖》一书题记,怀念他留学哈佛时代的导师叶理绥先生(Serge Elisséeff)。此时一良先生已是皤然一叟,七十二岁的老人,距他与叶理绥先生最后一次见面,已近三十年,叶理绥先生下世亦已十年,墓木早已高拱。他在《扶桑四周》里亦提及是书说:“我早年从家庭教师学习,对日本文学也有所涉猎。但系统地讲求日本语法,系统地学习日本文学,得窥门径,还是英利世夫先生(叶理绥先生日文名字)所指引的。”(120页)言下不无感慨。

  记汪籛先生《隋唐史论稿》,别有感怀:“汪籛同志为寅恪先生高第弟子,聪颖过人。毕业于扬州中学,人皆以为当报考理科,而竟入历史系,终于十年动乱之始即遭迫害而逝。悲夫!一九八一年五月廿三日汪安同志送来。一良记。”(98页)此与陈庆华先生去世后他的感喟是一致的。他于1984年9月5日给好友谭其骧先生的一封信里说:“陈庆华同志噩耗谅早已得悉。渠曾列我兄门墙,颇致钦挹。追悼会适系主任田(馀庆)公外出,弟以系学术委员会主任身份致悼词。我于庆华十年以长,真可谓反其道而行之。此公过于懒散,胜过其师邵(循正)公,身后竟无只字可供刊印记念,殊可惜也。”叹息汪先生、陈先生皆未尽其才即去。

  再有伤怀亡弟珏良先生一则。见159页《周珏良文集》条题记:“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五日收到,距珏良之殁二十月矣。一良记于燕东园。”言有尽而意无穷,兄弟之情怡怡,读来令人动容,适如晋人潘岳《杨荆州诔》所谓,“举声增恸,哀有馀音”也。

  《读书题记》中《花随人圣庵摭忆》条(117-118页)、《柳如是别传》条(139页)及《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条(142页),皆思怀及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先生是一良先生一生最最崇奉的前辈师长,他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和佛学梵文研究,即是受了陈先生的影响。他自己曾说:“别位先生的学问固然很大,但自己将来长期努力积累,似乎并不是办不到;而陈先生的学问,似乎深不可测,高不可攀,无从着手,不可企及。……我由此暗下决心,决定以魏晋南北朝史为终身的研究对象,定要走陈寅恪先生的道路。……以后我得到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有机会赴美学习,燕京大学给我的任务,是搞日本语言文学,对此我也很有兴趣。但我对历史并不愿放弃。自己觉得,陈先生的天资及修养不能学而得之,非靠努力所能办到,但陈先生掌握的语言工具我如能略通一二,肯定有利于在历史研究上走陈先生的学术道路。因此我在哈佛大学的七年中,花了相当多时间精力学习梵文,计划以后教日本语文之馀,继续研究魏晋南北朝史。1946年回国后,确也照此计划实行了。”(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毕竟是书生》139-140页)

  《花随人圣庵摭忆》条下,一良先生1999年5月9日补记:“据台湾所出补编,此书一九四三年□□□(瞿兑之?)只印百部,故极少见。昔年余季豫(嘉锡)先生及寅老皆借余此册读之也。九九年五月九日,一良左手记。”陈寅恪先生1947年有《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庵笔记深赏其游旸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律》,诗句“当年闻祸费疑猜,今日开编惜此才。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馀灰。荒山久绝前游盛,断句犹牵后死哀。见说旸台花又发,诗魂应悔不多来”,及小注“秋岳坐汉奸罪死,世人皆曰可杀,然今日取其书观之,则援引广博,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书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也”,一时流脍人口,据此条始知当日寅老得读黄氏《花随人圣庵摭忆》,是假自一良先生。单据此条,亦可想见当日师生相得之状。再如《柳如是别传》条题记:“藏先生此书有年矣。一九九〇年秋自美归来始读之,盖有由也。”具体何由,没有讲出。《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题记云:“昔年宝藏寅老所寄明信片数张,文革中毁去。一九九一年一月廿五日归京已半载始访书琉璃厂,见此手稿本亟购藏之。一良记。时已过七十八生日。”寥寥数语,真挚情感跃然纸上,引人感怀。

  走笔至此,亦须提及一件珍闻。1947年,一良先生在燕京受人倾轧,前途渺茫之际,也是陈寅老伸出援助之手,代为推荐,援入清华大学。是年2月25日,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代院长的雷海宗先生(院长冯友兰先生出国),在给梅贻琦校长的一份报告里说:“关于上次聘任委员会外语系未决各案,查询结果如下:(一)周一良先生,据陈寅恪先生言,造诣甚高,现在他校待遇,因有特殊情形,不足为据,如下年聘请,可予以教授名义,待遇照例。……”梅校长批示:“四百六十元。琦。三月七日。”从这份报告里,可知之前校聘任委员会在审查外语系拟聘名单时,对于是否聘任周一良,存在讨论,故而未决。复议时,陈寅恪先生推荐语起了关键作用。此份报告,连同此前(2月7日)外语系主任陈福田先生致梅校长函,并见清华大学校史档案。此段情由,一良先生生前从不曾知晓,寅恪先生亦未尝与之道及。一良先生晚年谈及转入清华经过,一直以为是外语系主任陈福田先生欲以延揽他,来排挤系里进步教师关世雄(《毕竟是书生》43-44页)。孰料竟是这般情由!现在社会上流传,说一良先生1950年代后曲学阿世,紧跟政治,被陈寅老处以破门之罚,因此在编辑自己文集时,特别交待蒋天枢先生帮助删去了《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前追忆与一良先生论学一段,《元白诗笺证稿》等文凡提及“周一良”三字处,皆以“周某某”替代。一良先生在日,亦以为此是蒋先生禀陈先生之命所为,为之自责不已,成为晚年一大心结,曾撰《向陈先生请罪》等文,自作检讨。几年前高克勤先生为撰写《〈陈寅恪集〉出版述略》(《文汇报》,2007年6月3日),查询上海古籍出版社档案,始知并不是陈先生之意,乃“文革”后一良先生因“梁效”问题受审查,触犯时讳,蒋先生为顺利出版陈先生集计,私自为之。

  上述之外,《读书题记》中引发读者感喟的,还有一良先生至老犹不废读,晚年不良于行,尚坚持逛书店买书诸条;遇及好书先人后己(赠张永言先生书事、赠夏应元先生书事),同景良先生兄弟相与论书,及夫妻共读共译诸事,不胜枚举。相信好学深思的读者都会览此触目经心,有所感怀,兹不一一赘述。

  最后,谈谈此部书的优处及不足。

  此书的编排体例甚好,各题记不分类布居而系以题记年月,这样的好处是得以见其大,容易使读者从比排的年月中把握一良先生一生的治学方向、某一时段的工作重点、一生的治学脉络及思想变动的斑斑轨迹,为全面评介他的治学史、思想史及心灵史,提供了最大便捷。同时也为衡估1950年代后我国历史学科领域的学科规划和学科建设,提供了最大帮助。此外,因题记文字所及,于古今中外时贤的学术研究成绩多有臧否、评骘,亦提供了不少学林珍闻掌故,因此对于学科学术发展史及学术观念史的研究而言,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此部书的整理工作若能更进一步,据一良先生生平履历、著述年表、私人日记、往来信札、亲友学生回忆,逐年丰实,将是一部很好的《周一良编年事辑》。过去,天津图书馆的李国庆先生曾据周叔弢先生藏书题跋、购书日记、往来信札,辑出一部《弢翁藏书年谱》,因此也期待启锐先生或将来其他人,能在此书的架构及基础上,编出一部周一良先生年谱来。

  此书的不足,贺宏亮先生已有勘误,无须赘述。最明显的是文字校对不精,录入、编辑、校对失误比比皆是,编排体例有待进一步完善者不少,整体似嫌过粗。倘若能是正这些问题,将徵集范围再稍扩大,增加目录、人名书名索引,再附以原书书影、作者手迹,将会是一部“珍藏品”,非特止为一部具有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的著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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