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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论已为百世师


http://www.jslib.org.cn   2013-03-14 10:07:00  东方早报  

 

 

  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诞生于广东新会。从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起步,经历了“学为国人”到“学为世界人”,梁启超最终以文化巨人的身影铭刻青史。尽管从生前到身后始终争议不断,但这恰从另一面向证明了其人影响力的经久不息,以及属于他的时代并未过去。尤其是,当党派的政治纷扰逐渐淡去,梁启超在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乃至文化史上开辟新局的价值也日益凸显。恰如雾霾消散,尘埃落定,青山依然挺拔,甚至更显伟岸。梁启超也以其超量撰述,实现了二十八岁时所作《自励》诗中“著论求为百世师”的自我期许。

  为向这位并未远逝的先贤表达敬意,编者特从其辞世后现代学者的论述中,选录了一组评述文字。需要说明的是,除吴其昌一则,其他各条均出自本人编辑的《追忆梁启超》(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书中。也即是说,选文作者多少均与梁氏有过接触,由此也提供了一种或许更为切近的观察角度。

  谨以此纪念任公先生一百四十周年诞辰。

  

郑振铎:《梁任公先生》(1929年)

  梁先生在文坛上活动了三十余年,从不曾有一天间断过。他所亲炙的弟子当然不在少数;而由他而始“粗识文字”,粗知世界大势以及一般学问上的常识的人,当然更是不少。梁先生今年还只五十六岁,正是壮年的时代;有的人因为他在文坛上活动的时候很久,便以为他已是一位属于过去时代的老将了,其实他却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紧跟着时间走的壮汉呢。不幸这位壮汉却于今年正月十九日逝去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使我惆怅了许久!我们真想不到这位壮汉会中途而永息的。我不想做什么应时的文字,然而对于梁任公先生,我却不能不写几句话——虽然写的人一定很不少——我对于他实在印象太深了。

  他在文艺上,鼓荡了一支像生力军似的散文作家,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文坛打得个粉碎。他在政治上,也造成了一种风气,引导了一大群的人同走。他在学问上,也有了很大的劳迹;他的劳迹未必由于深湛的研究,却是因为他的将学问通俗化了,普遍化了。他在新闻界上也创造了不少的模式;至少他还是中国近代最好的,最伟大的一位新闻记者。许多的学者们,其影响都是很短促的,廖平过去了,康有为过去了,章太炎过去了,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响,我们则相信他尚未至十分的过去——虽然已经绵延了三十余年。许多的学者们,文艺家们,其影响与势力往往是狭窄的,限于一部分的人,一方面的社会,或某一个地方的,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响与势力,却是普遍的,无远不届的,无地不深入的,无人不受到的——虽然有人未免要讳言之。

  每个人都有自知之明;然真能深知灼见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之所有的,却不很多;每个人都能够于某一个时候,坦白披露他自己的病根,他自己的缺点,他自己的好处;然真能将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分析得很正确,很明白,而昭示大众,一无隐讳的,却更不多。梁任公先生便是一位真能深知灼见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的,便是一位真能将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分析得很正确,很明白,而昭示大众,一无隐讳的。世人对于梁任公先生毁誉不一;然有谁人曾将梁任公骂得比他自己所骂的更透澈,更中的的么?有谁人曾将梁任公恭维得比他自己所恭维的更得体,更恰当的么?一部传记的最好材料是传中人物的自己的记载;同此,一篇批评的最好材料,也便是被批评者对于他自己的批评。这句话,在别一方面或未能完全适合,然论到梁任公,却是再恰当也没有的了。

  梁任公最为人所恭维的——或者可以说,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是“善变”。无论在学问上,在政治活动上,在文学的作风上都是如此。他在很早的时候,曾著一篇《善变之豪杰》(见《饮冰室自由书》),其中有几句话道:“语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他又有一句常常自诵的名语,是“不惜以今日之吾与昨日之吾宣战”。我们看他,在政治上则初而保皇,继而与袁世凯合作,继而又反抗袁氏,为拥护共和政体而战,继而又反抗张勋,反抗清室的复辟;由保皇而至于反对复辟,恰恰是一个敌面,然而梁氏在六七年间,主张却已不同至此。这难道便是如许多人所诟病于他的“反覆无常”么?我们看他,在学问上则初而沉浸于词章训诂,继而从事于今文运动,说伪经,谈改制,继而又反对康有为氏的保教尊孔的主张,继而又从事于介绍的工作,继而又从事于旧有学说的整理;由主张孔子改制而至于反对孔教,又恰恰是一个对面,然而梁氏却不惜于十多年间一反其本来的见解。这不又是世人所讥诮他的“心无定见”么?然而我们当明白他,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澈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供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随时与境而变”,又随他“脑识之发达而变”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凡有利于国的事,凡有益于国民的思想,他便不惜“屡变”,而躬自为之,躬自倡导着。

  

常燕生:《悼梁任公先生》(1929年)

  政治上的是非曲直本来是很难论的,一般人只以成败论人,欲求一准诸是非的公论,本来难得,梁先生一生的政治运动,结果自然是失败,这是毋庸为讳的,然而失败并不就是“非”与“曲”,这话却可为知者道,难为俗人言。即以参战问题而论,倘若当日中国若不依梁先生一派的意见,决然对德宣战,试问以后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中国还有参加的权利没有?山东问题,还有对日交涉的可能与否?这种本是显然的事实,然而是非曲直还似乎到现在仍然难明似的,其他自然也就更不必为梁先生辩护了。

  真正政治领袖的性格,在好的一方面讲,是要有阔大的气魄、坚毅的意志和敏捷的实际手腕,在坏的一方面讲,却要有铁一般的心肠,毒蛇一般的手段,不恤破坏蹂躏了敌人的利益,才能攫得自己的利益,梁先生在这几方面他都是非常缺乏的,他不能巧言买得群众的信仰,他不能阴谋摧毁敌人的阵垒,他不能靦颜坚持自己的主见,这就是他的政治工作永不能成功的原因。……

  梁先生却也不是一个道地的“学者”,这话恐怕更容易引起人的怀疑。人们对于“学者”和“思想家”的分野是往往弄不清楚的,其实两者的界限显然不同。学者是埋头做研究工作的人,思想家却是要指导群众的。达尔文是学者,不是思想家;赫胥黎、斯宾塞是思想家,却未必是学者。纯粹的学者看不起思想家的浅薄,然而一般社会却需要思想家更甚于学者。在整理国学方面,梁先生的功力、成绩未必胜于王国维、陈垣诸人,然而在社会所得的效益和影响方面讲,梁先生的成绩却远非诸学者所可及。在一切未上轨道的国家里,社会需要思想家更甚于学者。一千个王国维的出现,抵不住一个梁启超的死亡的损失。

  

胡适:《四十自述》(1931年)

  我在澄衷(按:胡适1905年入澄衷学堂)一年半,看了一些课外的书籍。严复译的《群己权界论》,像是在这时代读的。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望前走,他却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但这种失望也正是他的大恩惠。因为他尽了他的能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境界,原指望我们感觉不满足,原指望我们更朝前走。跟着他走,我们固然得感谢他;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更得感谢他。

  

林志钧:《〈饮冰室合集〉序》(1932年)

  际此鄙僿怐陋举世昏睡之日,任公独奋然以力学经世为己任。其涉览之广衍,于新故蜕变之交,殆欲吸收当时之新知识而集于一身,文字、思想之解放,无一不开其先路。其始也,言举世所不敢言,为举世所未尝为;而卒之,登高之呼,聋发瞶振,虽老成夙学,亦相与惊愕,而渐即于倾服。所谓“思想界之陈涉”,视同时任何人,其力量殆皆过之。而任公则自谓其在思想界破坏力不少,而建设则未闻。凡自加评判之语,见于集中者,以吾所知同侪及先辈,自知之明、自责之严,鲜有过之者。此则任公之至不可及者已。

  

张荫麟:《跋〈梁任公别录〉》(1941年)

  以言学术,世人于任公,毁誉参半。任公于学,所造最深者唯史。而学人之疵之者亦在是。以谓其考据之作,非稗贩东人,则错误纷出,几于无一篇无可议者。实则任公所贡献于史者,全不在考据。任公才大工疏,事繁骛博,最不宜于考据。晚事考据者,徇风气之累也。虽然,考据史学也。非史学之难,而史才实难。任公在“新汉学”兴起以前所撰记事之巨篇,若《春秋战国载记》(在《饮冰室合集》中首次刊布于其身后,世人注意之者甚少),若《欧洲战役史论》,元气磅礴,锐思驰骤,奔砖走石,飞眉舞色,使人一展卷不复能自休者,置之世界历史著作之林,以质而不以量言,若吉朋,麦可莱,格林,威尔斯辈,皆瞠乎后矣。曾试自操史笔之人,读此等书而不心折者,真无目耳。

  

梁漱溟:《纪念梁任公先生》(1943年)

  欲知任公先生的伟大,须同其前后同时人物作一比较。例如蔡先生即其前后同时人物之一。两位同于近五十年的中国有最伟大之贡献,而且,其贡献同在思想学术界,特别是同一引进新思潮,冲破旧罗网,推动了整个国家大局。然而,奇怪的是任公少于蔡先生八岁,论年辈应稍后,而其所发生之影响却在前。就在近五十年之始,便是他工作开始之时。在距今四十年前,在思想界已造成了整个是他的天下。在距今三十五年前后的中国政治全为立宪运动所支配,而这一运动即以他为主。当他的全盛时代,年长的蔡先生却默默无闻(蔡先生诚早露头角,但对广大社会而言则是如此)。蔡先生从五四运动打出来他的天下,那是距今二十四年的事。欧战以后的新思潮于此输入(特别是反资本主义潮流),国民革命于此种其因。所以他的影响到大局政治,不过近二十年的事。

  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康氏原为任公之师,任公原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但是不数年间,任公的声光远出康氏之上,而掩盖了他。但须注意者,他这一段时期并不甚长。像是他登台秉政之年(民国二年,民国六年两度),早已不是他的时代了。再进到五四运动以后,他反而要随着那时代潮流走了。民国八九年后,他和他的一般朋友蒋百里、林长民、蓝志先、张东荪等,放弃政治活动,组织“新学会”,出版《解放与改造》,及共学社丛书,并在南北各大学中讲学,完全是受蔡先生在北京大学开出来的新风气所影响。

  ……我们由是可以明白诸位先生虽都是伟大的,然而其所以伟大却各异,不可马虎混同。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像是当下不为人所了解,历时愈久而价值愈见者,就不是他所有的事了。这亦就是为何他三十岁左右便造成他的天下,而蔡先生却待到五十多岁的理由。他给中国社会的影响,在空间上大过蔡先生,而在时间上将不及蔡先生,亦由此而定。

  从前韩信和汉高祖各有卓越的天才,一个善将兵,一个善将将。蔡、梁两先生比较,正复相似。蔡先生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批英雄,共图大事;任公无论治学和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为蔡先生所不及。

  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

  

吴其昌:《梁启超》(1943-1944年)

  若论文体的改革,梁氏的功绩,实在是他最伟大的所在。梁氏故后,胡适送他的挽联说:

  文字成功,神州革命!

  生平自许,中国青年。

  继梁氏而起,而作更进一步的文体改革者,便是胡氏。所以胡氏对于任公这点上的功绩,认识得特别清楚。……若再跳出圈子来看看当年一班青年文豪,各家推行着各自的文体改革运动,如寒风凛烈中,红梅、腊梅、苍松、翠竹、山茶、水仙,虽各有各的芬芳冷艳,但在我们今日立于客观地位平心论之:谭嗣同之文,学龚定庵,壮丽顽艳,而难通俗。夏曾佑之文,更杂以庄子及佛语,更难问世。章炳麟之文,学王充《论衡》,高古淹雅,亦难通俗。严复之文,学汉魏诸子,精深邃密,而无巨大气魄。林纾之文,宗绪柳州,而恬逸条畅,但只适小品。陈三立、马其昶之文,祧祢桐城,而格局不宏。章士钊之文,后起活泼,忽固执桐城,作茧自缚。至于雷鸣潮吼,恣睢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魂;时或哀感曼鸣,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即以梁氏一人之文论,亦唯有“戊戌”以前至“辛亥”以前(约一八九六至一九一○)如此耳。在此十六年间,任公诚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也。革命思潮起,梁氏的政见既受康氏之累而落伍,梁氏有魔力感召的文章,也就急遽的下降了。可是就文体改革的功绩论,经梁氏等十六年来的洗涤与扫荡,新文体(或名报章体)的体制、风格,乃完全确立。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而收获到神州文字革命成功之果了。

  

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1945年)

  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然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是说也,余窃疑之。尝读元明旧史,见刘藏春姚逃虚皆以世外闲身而与人家国事。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忆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迨先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出,摧陷廓清,如拨云雾而睹青天。然则先生不能与近世政治绝缘者,实有不获已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又何病焉?

  

梁容若:《梁任公先生印象记》(1959年)

  任公先生崇拜王荆公,他的立身处世,学问文章也接近临川。越离他远,越感到他的声光魔力,震聋发瞶,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等到一步一步走近他,会发现他不免有几分逞强作势,执拗粗疏,权奇自喜的地方,不全是天理人情,光风霁月的中和乐育。到离开他越久越远,会仍然意识到他的莽莽苍苍,参天拔地,“虽欲从之,末由也矣”的卓绝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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