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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脚城市与城市落脚


http://www.jslib.org.cn   2012-03-16 09:51:00  新京报  

 

作者:(加拿大)道格·桑德斯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年2月

  定价:35.00元

  □书评人 周绍纲

  在《抵达之谜》(TheEnigmaofArrival)中,英籍印裔作家奈保尔(V.S.Naipaul)表达了一种无处皈依的尴尬处境:异乡人不仅仅在抵达之地找不到出路,回过头还发现来时的迷舟也不见了。抵达之时,亦即迷失之际。对于奈保尔自身来说,因移民产生的文化冲突感衍生了心灵上的漂泊感。但文本的更深层指向,显然是对现代文明的讽喻。加拿大记者道格·桑德斯(DougSaunders)在《落脚城市》(ArrivalCity)中,便从具象的视角表达了现代文明的这种际遇——我们不能离开城市,又无法回到故乡。

  按桑德斯的说法,在本世纪,全球大概有1/3的人口彻底从乡间移入城市,从马里兰州到深圳,从洛杉矶到奈洛比,从里约的贫民窟到孟买的贫陋社区,潮水般地涌入。这必然产生大量的“落脚城市”,换句话说,也就是贫民窟将在世界各地的城市里大面积蔓延。这些贫民窟可能成为经济文化繁荣的诞生地,也可能是暴力冲突的发生地。桑德斯认为,政府如果赋予外来移民本地身份与发展机会,即可随着移民演变为中产阶级而因此获益;相反,如果政府漠视,那么贫民窟就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动荡、贫穷,甚至会引发政治危机。有意思的是,中国知名学者秦晖先生也认为对于城市新移民,要给他们自由或福利,或者两者都要给。为弱者争取权益是学者的本分,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无论是桑德斯还是秦晖,都预设了一个前提——城市化是最好的。

  城市化是最好的吗?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美的城市化确实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人口流动的新动向,但这里需要分析欧美的城市化与今天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城市化是存在巨大的差别的,欧美城市化是伴随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而崛起的。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化其实是工业资本主义占领原属于乡村的政治—生活空间。随着资本主义向周边国家的扩张,欧洲城市逐步在20世纪完成了市民化,从而稳固了政治上的中产民主。而中国的情况则有不同,因为进城务工的人在老家大多有土地,中国的城市化,预留了退路。正因退路存在,在这个剧烈变动时代,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两极分化,但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

  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城市”一定让生活更美好。蚁族的出现,标志着白领阶层的破产。全球化把中国拖入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又把广大乡镇人口拉进城市。他们抵达城市,却又无法真正在城市扎根;他们想离开城市,却又无法回到故乡,“故乡太小,放不下理想”。那么,为什么故乡太小?过去的广阔天地,今天怎么就不能大展宏图呢?是否有重构乡土中国的可能性?通过“去市场的市场化”,即扬弃西方的城市中心主义,从本土的具体语境出发,重返“城乡互助”的模式,破除“城乡对立”这个现代性痼疾。当然,这需要有序引导。

  如何解决落脚城市的问题,关键还在城市如何落脚。如果仅仅是奉城市中心主义为圭臬,即便政府为移民(外来务工人员)赋予本地户口,让他们有机会持有房产、获得教育、享有交通自由与良好的治安,也只能是少数外来人融入当地社会,大多数外来人口还是会在优胜劣汰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进退失据。那么城市如何落脚?梁漱溟先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指出,乡土社会的伦理,才是中国人真正的秩序。考量先贤之言,这也许就是问题的路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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