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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思想解放的再出发


http://www.jslib.org.cn   2012-02-06 09:16:00  新京报  

 

  甘阳,杭州人,1952年生。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同年“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编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等成为八十年代的文化标志之一。1989年赴美入著名学府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长期进修,先后师从社会理论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政治哲学家爱兰·布鲁姆( Allan Bloom),法国名史家孚雷(Francois Furet),以及中国政治学家邹谠等名师,广泛研究社会理论,政治哲学,西方文明史。2008年被中山大学聘为“逸仙学者”讲座教授,2009年出任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兼任博雅学院院长,通识教育总监。

  甘阳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界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八十年代组建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被普遍看成象征当时中国学术新生代的崛起,日后中国思想学术界的著名人物如刘小枫、陈来、阎步克、陈平原、陈嘉映、李银河等,均出自这个编委会。

  改革需要解放思想,但思想如何解放却众说纷纭。中国发展到现在的阶段,中心议题早已从要不要改革、要不要解放思想,转变为如何改革、如何解放思想。甘阳最近出版的文集《文明·国家·大学》(三联书店,2012年1月)汇集了他近十余年来关于思想解放和中国改革尤其是大学改革的思考,这些思考构成了当代中国思想界的重要一极。

  □书评人 罗蔚

  《文明·国家·大学》分三编,中编“第二次思想解放”是核心和基础,它提供了观察和思考的“眼睛”;上编“中国道路”只有在经历第二次思想解放之后才能被发现,而下编“大学”则是以第二次思想解放为基础提出的改革主张。

  重新阅读西方

  按甘阳《文明·国家·大学》中的阐述,中国改革第一次思想解放最重要的成果,是从对西方的简单化的否定和批判中解放出来,转向大规模地学习西方;而第二次思想解放则是从西方和美国模式中解放和摆脱出来。第二次思想解放,中国人逐渐判断和辨别哪些西方的东西可能对我们比较有用,哪些东西仅仅是对西方有用,对我们并没有用,或者根本就是错误的。

  甘阳主张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核心内涵是“重新阅读西方”,这种阅读包括对西方的检讨,但这种检讨并非第一次思想解放之前那种简单化的否定和批判。因此也可以说,第二次思想解放首先是阅读西方时的思想解放。

  阅读西方之所以需要解放思想,原因在于经历第一次思想解放之后所理解的西方过于单一化。其问题在于,西方本身并非铁板一块的整体,“内部有无数多的理论、潮流”,而抽象理解西方的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当成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这样一来,形成了一套病态言论和病态学术,一方面不断把西方学术浅薄化、工具化、万金油化,另一方面又不断把中国文明简单化、歪曲化、妖魔化。

  甘阳认为,在阅读西方时解放思想,关键是按照西方自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而不是把西方简单地视为中国的药方。基于这种方法阅读西方,关注的是西方文明内部的种种差异矛盾冲突,对西方的思想制度首先抱有存疑的态度。以甘阳对美国的阅读为例,他指出美国并不像国内一般介绍的那样独尊自由主义,二战之后美国思想和政治版图最为重要的变化是保守主义的崛起。因而可以说,阅读美国时解放思想的一大具体内容,就是充分认识保守主义在当代美国的重要性。如甘阳所说,第二次思想解放所说的“从西方和美国模式中解放和摆脱出来”,有其具体含义,“我们说要摆脱的时候,很可能我们主要指的是在某一段时间内占学术上风的潮流”。

  理解中国、思考中国

  有人也许会问,重新阅读西方,梳理出以前所忽略的多元的西方脉络,接下来应该怎样?与我们理解中国、思考中国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了更深入地认识西方的多元脉络,甘阳曾经特别强调“中西两端深入”的方法,主张在阅读西方时与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暂时保持距离,以避免简单地将西方当药铺。他因此也对“文明对话”有多大意义抱怀疑态度。但同时,甘阳并不认为阅读西方与阅读中国无关,也并不是完全否定中西文明的比较,比如他主张应当拿古代中国与古代西方比较,拿现代中国与现代西方比较。理解甘阳思考的复杂性,是阅读《文明·国家·大学》的要点所在。

  甘阳并没有否定“通过西方的眼睛来看中国”,他在《文明对话》中说,“我并不反对这个问题,我更强调要更深入地看西方,因为你是通过西方的眼睛来看中国。”他要强调的是如何“深入了解西方”,或者简单地理解为,如何更为准确地把握和认识西方那些有价值的、好的文明脉络。甘阳认为这是确立中国人真正的文明自觉的着手点。在他看来,一味向西方表明中国如何好,实际上这种“好”也是在用西方的概念来说明。因而,首先通过深入了解西方来确立中国的文明自觉,是一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方法。

  理解了这一点,可以理解甘阳对于大学改革的主张,以及他对“中国道路”的归纳和对未来的主张。

  下编“大学”文章有两个部分,一是对2003年北大改革方案的严厉批评,一是对大学通识教育的论述和方案设想。他认为北大改革方案对美国大学真正好的、值得学习的地方并不了解,学的其实只是香港的大学,美国大学真正值得学习的是其通识教育部分。这一弹一赞,很好地体现了“深入了解西方”的思路特点。

  上编“中国道路”的中心概念是“文明—国家”和“儒家社会主义”。这些论述既是对中国历史的叙述,也是关于中国未来道路的主张,它们提出的基础也是“深入了解西方”这一次“思想解放”。与这些论述相对应的是,认识到西方古典传统在西方现代性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这一了解西方之后获得的视野,甘阳强调儒家这一中国古典文明传统对于“中国道路:六十年与三十年”以及未来的关键性意义。

  可以说,以重新阅读、深入了解西方为中心的“第二次思想解放”主张,重点在于通过发现保守主义一脉在美国乃至西方的重要性,而强调中国古典传统对于当代中国极为重要的正面价值。我们或许也可以接着说,这一次思想解放的敷衍成势将为未来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打下基础,后者将在前者的基础上,根据对中国自身的深入理解,来更为深入地理解西方乃至于整个世界。随着中国的加速崛起,这一前景似乎已经在同时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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