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箱
 

 
首页 > 热点书评  

笑声的窒息


http://www.jslib.org.cn   2009-08-13 10:15:00  来源:文摘报  

 

   当相声不再讽刺的时候,人们便开始讽刺相声。幽默的精髓在讽刺,一个丢掉了讽刺的相声,也就丢掉了幽 默。丢掉讽刺的相声,正如今天的相声所呈现的,变成了丝毫不能令人回味的贫嘴、滑稽、插科打诨,相声本来可以成为中国最幽默的脱口秀形式,而今天,却越来越丧失掉听众。

两段相声 不一样的命运

  1956年,思想活跃的天津曲艺作家何迟,与著名相声艺人马三立联手,创作出了相声《买猴》与《开会迷》。他们对各行各业工作岗位上的“马大哈”以及存在的官僚形式主义进行了惟妙惟肖的讽刺嘲弄。

  尽管《买猴》一度引来争议,仍然大获成功。“毛主席来天津视察工作,还握着我家老爷子的手说,买猴子、买猴子。”马三立的长子马志明忆起当初。

  1957年,何迟又乘胜追击,一气呵成写就了《统一病》。“《统一病》就是讽刺那时,整个社会‘穿一样的衣裳吃一样的饭,一样的思想说一样的话’。”老相声艺人田立禾说。当初完稿后,他将其连同一封请审信一并呈送有关部门,以期组织上对他的作品提出宝贵意见。据说一位管文艺的领导看后,当即在扉页上大笔一挥:此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为何如此仇视……这是对我们社会主义改造和城市工作的严重诽谤。

  随即,何迟被打成右派。1958年年底,因与何迟的合作,马三立受到牵连打成右派,十年文革更是举家下放农村。

不要给主席讲大道理

  “一篇好的相声就是一篇好的讽刺文学……欣赏讽刺文学是我们民主主义的一种表现。”1957年反右扩大化时,热爱相声的老舍发自肺腑地呼吁。相伴而生的是,歌颂型相声的代表人物马季、常宝华等人的崛起胜出。

  马季师承侯宝林等名家,又能将所学融入创新中去,是当时的“新星”。文革前,他歌颂全国劳模张富贵的相声《画像》,受主席的激赏。

  “那个时候还是有讽刺的。但那种讽刺比较皮毛。一旦涉及到政治、涉及到科级以上的干部,就很少讽刺了。像咱们看那相声,不都是‘科长怎么样’?再有的就是我们自嘲的一些社会不良现象了。”沉吟片刻,马季的同门、老相声演员郝爱民开口言道。

  60年代,郝爱民曾和马季跟随着四位师傅,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同入中南海表演相声。

  “如今为主席说过相声的人就剩我一人了。”这使他感慨万千,“1960年开始,我们每周三晚上都到中南海紫光阁为国家领导人说相声,后来又增加了每周六在春藕斋演出。演出之前,主席先坐在里间休息抽烟。主席从不抽完一支烟。等秘书发现他抽到半支时,那就是一个信号了,意味节目要上场了。我们赶紧去小间换好长衫,一排站好。那会,每个演员有个法定时间,每段相声再长不得超过3分钟。10点半左右,主席进来了。主席坐在专座上,先看京剧后听相声。他听新相声,更爱听传统相声,特别是侯先生的《关公战秦琼》。侯先生为主席一共说了100多段相声,多数都是传统段子。表演之前,他的秘书就交待过我们,就是要让主席笑。让他笑了,休息好了就行了。不要给他讲那些所谓歌颂的,他可不是要来听你讲大道理的。”

  1965年,人们至少还能听到马季的相声。到1966年,马季也被打倒了,随后下放嫩江。最惨的要数单口大王刘宝瑞,活活斗死在北京房山农场的田间地头。

  1974年,为让身体不佳的毛主席开怀,中央电视台让久未说相声的侯宝林、郭全宝,合说了一百来段传统段子,并制作成了录像。

  文革结束后,一度相声如雨后春笋,空前繁荣。

  这期间热门的,要属马季的《舞台风雷》、《白骨精现形记》、常宝华的《帽子工厂》、《狗头军师张》等。姜昆与李文华合说的相声《如此照相》,辛辣地讽刺了文革时期,人人无时无刻不背诵毛语录的现象,受到欢迎。

  但凡聊及这一时段,无论天津北京,老少相声演员的观点也是空前一致———

  那是段畸形的辉煌期。人们的笑声禁锢得太久了,太渴望笑了。哪怕你上台随便说一句,您来了,他们也要乐半天。

  当时上下一致,矛头对准了一个靶子———王张江姚,讽刺他们一点问题没有。

最逗的是,相声不再逗人了

  提起80年代的相声,人们津津乐道梁左写的段子,《虎口遐想》、《电梯奇遇》、《大新闻》、《小偷公司》。

  梁左在世时对相声的思考,我们仅能从他朋友的支言片语中,窥知一二:

  他觉得相声上春晚,说的时间根本不够。相声需要“三翻四抖”,在不到5分钟节目时间里,根本没有“翻”的时间。讽刺型相声想上电视,就要苛求分寸与内容。如果一旦涉及社会敏感话题,基本不保。

  “他心里有过不平。他说我一个段子哼哧哼哧写半天,别人都拿去发财了,我算怎么回事?”与梁左相识的陈连升补充道。

  天津曲艺作家王鸣录很理解梁左的这一想法。他以为这也是九十年代后相声呈现滑坡的一个原因。

  在经济大潮冲击下,沉下心来创作的人不多。当发现自己辛苦的产出,捧红了一个个相声明星后,而自己一次性的所得竟与之相形见绌时,谁能完全做到心理平衡?这种情形下,怎会产生精品?

  “相声最好是相声演员来写,因为他们懂得其中的窍门。往年间的艺人们肚子里装着五六十个段子。现在我问一些相声演员,他们中间顶多就会四五个老段子。老段子是经过了艺人们的实践得出,千锤百炼流传下来,那是几代人的心血结晶啊,没有这个底蕴,他们就写不出来。就算他们想搞点讽刺性的东西,也不会运用这种手法。”漫画家方成心疼地说。

  2002年,中央电视台开始在五一黄金周举办全国相声大赛,还有其后的几届大赛,有人讽刺为“看不到相声的相声大赛”。

如果蜜蜂没有了刺

  相声演员们委屈啊,有人抱怨长官意志对相声的干涉。

  老演员常宝华3年前曾对我说:就我遇到的事,除了有时间限制,还有命题限制。有次我在外地演出,有人就事先打招呼,你千万不能说“梦想成真”四个字,因为他们的台长做的梦不好,你看多奇怪!

  有人不满相声审查过于苛刻。相声演员李增瑞记得,1995年春晚,他们准备了相声《方言外语》,整个剧组一致通过。

  “结果因为台长的一句话,说这个节目讽刺我们中国人不会讲英语,它就被枪毙了。”他为此挺纳闷,中国人不会讲英语,不也很正常么?

  “不要想出名时就想到电视。到哪儿都有要守的规矩,不服不行。很多人上去前,不都备着个七八个节目?大春节闹喜庆,你来个交通堵塞、官员腐化、环境污染、住房困难,这4个节目要往那儿一堆,整个气氛全完。”一位在央视文艺部工作多年的节目监督道。

  作家肖复兴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切都行政化了。行政化以不同形式不断渗透在各种文化当中。我们的审查制度是必要的,但有些违背了艺术的规律,在客观上对相声造成了一种很大的制约。加上一些行政策略并没有真正梳理相声与现实的对应,使得相声越来越向晚会化、搞笑化跌落。相声的讽刺性在减弱,相声对现实采取了一种回避,或者是绕着弯地讽刺。如果将相声的讽刺比作蜜蜂尾巴上的刺。那么这根‘刺’既是别人摘的,也是我们自己摘的。”

  郭德纲在《论五十年相声之现状》里发牢骚:“和尚俩字不能说,非典俩字不能说,印尼海啸不能说,文革俩字不能说,不能说的太多了,能说的没有什么了……”

  如果说冯巩是90年代相声的突出人物,那么,郭德纲则是2006年相声界冲出的一匹黑马。走红时,他放言“我的相声不是教育人的,就为了逗乐”。

  嘻哈包袱铺的创始人高晓攀,被一帮80年后90年后的粉丝视为偶像派相声演员,他说:“毛主席说过,我们要从群众中来,回到群众中去。我们说相声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人乐,只要不脱离相声的语言特色。既然要让人乐,里面必然有俗的成分,这就要看你怎么说了。”

  



作者:彭苏 任明远

责编:


 
版权所有:南京图书馆   地址:南京市中山东路189号   邮编:210018   电话:84356000
苏ICP备05016133号-1  公安备案号:32010202010050 建议分辨率:1024*768 IE6.0  站内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