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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当“见证”成为一种罪


http://www.jslib.org.cn   2009-04-23 11:30:00  来源:中华读书报  

 

   《朗读者》,[德]本哈德·施林克著,钱定平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2月第一版,22.00元   

  小说《朗读者》,对汉娜的审判过程中,出现了一对母女,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女儿在战后写了一本书,成为了审判和定罪汉娜的证据。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和曾经爱过汉娜的少年米夏·伯格,当他读到了那本幸存者写下的见证之书时,却觉得那本书仿佛是“身外之物”。他毫不掩饰对这本书的距离感,“它既不能让人认同,也不能让 人同情,正像那对母女,正像那些同她们一起受苦受难的其他人一样”,读这本书“无论是集中营的头目,那些女性看守,那些穿军服的警卫部队,面目和轮廓都很朦胧模糊,无法叫人感同身受,没法让人判断他们的优劣好坏”,“书中散发出一种麻木不仁”。叙述者米夏最终说到了对这本书的评价,说作者给关在集中营多年,居然幸存了下来,还给这段生活赋予了文学的形式,“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如此轻描淡写,如此理智冷静,如此麻木,甚至能听出一点点讽刺的意味。米夏怎么能这样说?


  众所周知,从二战以后,在那些从战争和纳粹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人中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写作形式:幸存者写作或者说是见证文学。学者徐贲曾就此分析说,这类著作一般都不是精致的作品,他们之所以能打动读者,全在于故事的遭遇、事件、环境非常特殊的缘故,因为单单叙述者能存活下来讲述这些故事,就已经足以引发读者对这些故事的兴趣和想象。这类文学的代表作比如有维赛尔的《夜》。维赛尔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少数的幸存者之一。他活下来,不仅是一个幸存者,而且还成为了一个讲述灾难故事的见证人。他坚持认为,幸存者的写作“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志业,一种义务”。但在《朗读者》中,幸存者写作成为了定罪的证据,成了杀人的凶器,成为了嘲讽的对象。这种模式的写作本身是为了反思历史才产生的,但现在成为了另一种反思的对象:人类的文字是否有能力写出纳粹集中营和大屠杀的对人性的摧残?主体到客体的转换预示了反思本身就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而不是主体对单纯客体的压制。在小说中的审判汉娜的场景中,法庭的成了一个虚无的存在,一个大大的问号,一个本身并不能带来公正的象征。

  首先,汉娜的罪毫无疑问是一种个体的罪,但在接受审判的语境中,她的罪已经成为了整个纳粹的所犯罪行的象征物,她所承受的是整体纳粹的审判。其次,汉娜作为曾经的纳粹体制中的一份子,无疑在接受审判时已经被先验地定罪了,审判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和过场。也许在审判的过程中,公众通过这种治罪的形式可以转移或者转嫁出去自我的心理创伤,达到遗忘过去的伤痛,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自己的生活。从这种意义上,汉娜本来是罪犯,但是现在成为了受害者,接受审判和质疑的恰恰是公众,他们是这场审判心领神会的共谋者。另外,在审判汉娜的过程中,法官以道德的眼光衡量这些罪犯,虽然有幸存者的存在,但是历史的实际的语境中,我们谁也不知道人性会承受多大的考量,没有经历过战争和集中营生活的人没有权力对那些无论是受害者或者罪犯进行审判。在接受法官看似愤怒的、正义的、道德的、公正的询问的时候,汉娜一次次显得疑惑不安。她一次次反问着法官“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呢?”她不是在质疑,不是诘问,而是无比困惑和严肃的口气。因为在实际语境中,她其实是别无选择,任何人都是别无选择。作为集中营的看守,她需要每周挑选十人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去送死,这是她工作的一部分,任何人干这份工作都是如此。这并非说是为她无罪辩护。汉娜的罪是作为纳粹体制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而不是作为她工作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也许,她最为不该的是选择了作为纳粹看守的工作,她是因为选择而获罪,而不是她的工作。

  在那次教堂大火中,三百人惨遭死亡,因为没有一个人去打开教堂的锁。面对法官“为什么你们不去开门?”愤怒的发问。其他的看守都给自己找了很多理由,比如她们自己也受了伤,或者轰炸把她们也吓住了,或者轰炸后她们每人都在忙活着等等。而汉娜的回答则显得诚实的多。她最初说,“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做才能救出她们”。她后来又说,倘若把大门打开的话她们就会冲出来。法官问是不是害怕囚犯们会把她们制服。汉娜回答说“……不,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才能恢复秩序呢?会起一大片混乱,我们根本管不了。再说要是他们想趁机逃跑……”,“我们就是不能让她们给跑了!我们对她们有责任……我是说,我们一直在看守她们,在营里,在路上,这才是关键”。汉娜相对其他看守的回答显得愚蠢而又诚实。但正是这种老老实实地回答才激怒了法官和旁听的观众。在此刻,显得悖谬的是,谎言代表了顺从,接受审判的诚意。而汉娜的诚实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对法官和公众们的挑衅和反抗。而最终对汉娜的决定性的审判,那份报告的出现,以谎言的形式对汉娜进行了定罪。她是一个文盲,不会书写,所以报告不是出自她的手笔,但是为了维护她的秘密,维护她的自尊,维护她是一个文盲者的事实,她宁愿接受了其他看守对她的指控,承认那份报告出自她的手笔。法庭以谎言的名义对汉娜进行定罪。

  在审判过程中,有个明显被悬置的问题。如果说汉娜因为没有打开教堂的门,导致了三百人被烧死在火中而获罪。我们也许该追问,这场灾难最初是如何发生的?火灾是如何发生的?也许最直接的问题是,从天而降的炸弹从哪里来?对敌军和纳粹的轰炸,毫无疑问是,炸弹是我们投下的,是反法西斯者,是正义的一方。这场灾难的元凶,火灾的制造者,三百人的杀人凶手,其实正是我们自己人。以正义的名义制造的杀戮,也许因为其高尚的正义性,所以我们选择视而不见。并把这种杀戮所导致的愤怒和公共危机转移到了纳粹战犯和汉娜身上。这种审判有何公正性可言?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一次审判,也许不是为了伸张正义,仅仅是需要而已。在审判中,公众破碎和受伤的心灵重新聚集了起来,他们的愤怒声音混合在了一起,他们觉得不再害怕,不再懦弱,他们觉得只有这样才有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逝者已去,但是生者还要活着,这种痛苦和绝望除非得到释放和宣泄,否则望着那些逝者的亡魂哪有活下去的勇气?

  小说中,米夏在汉娜被定罪后去了集中营,但是面对废墟,他根本无法想象出原来的集中营是什么样子。“今天,关于集中营有这么多书籍和电影,集中营成了我们的集体想象,补全了我们日常的世界图景。我们的想象力知道如何优游其中”,“从前想象只是静态的,集中营令人发指的罪恶似乎不适用于生动活泼的想象力。从盟军拍摄的照片和囚犯们撰写的材料中,可以联想到一些情景,而这些情景却往往会起反作用,把人们的想象力束缚起来,逐渐使之僵化老套”。是不是正是因为公众对集中营的记忆的日益模糊和遗忘,才使小说的作者本哈德·施林克选取了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与三四十岁的纳粹女看守之间的不伦之恋作为吸引读者关注这一严肃问题的噱头?

  顺便说一下,先看的电影,后读的原著。电影比原著精彩,因为凯特·温丝莱特的出演;原著比电影丰满,因为那些不可忽视的细节和那些发人深省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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