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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术:千古情殇:斜倚西风蒲松龄


http://www.jslib.org.cn   2020-07-02 17:01:00  2020年06月03日 中华读书报 作者:京梅  

 

    《聊斋志异》乃中国古典文学精粹。作者蒲松龄生时,全书既已刊行“天下”(中国)。1784年,该书由海船运至日本;19世纪中叶又流传到了西方。至今,全球共有20多个语种、百余版本的翻译本,居中国古典名著首位。蒲松龄也因此与法国莫泊桑、俄国契科夫并誉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这样巨大的国际影响,对300多年前生活在山东某小村庄、教书为生的作者而言,恐梦寐未期。
  “蒲松龄(1640年6月5日-1715年2月25日),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自称异史氏,世谓聊斋先生。济南府淄川(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如今蒲先生乃国宝级名人,网上随手一搜,各种介绍难以胜数。但在生前,他只是一位热衷科举、屡试不第的“倒霉秀才”。说他倒霉是因为与其才情(《聊斋志异》外,尚留近200万言的诗文、戏剧、俚曲、农业、医药等方面著述存世)相比,此人的运气实在太差!蒲氏少年早慧,19岁,既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取秀才。但之后却屡试落第,一直到72岁时才考上一个岁贡。(通过考试及地方政府推荐获得,属“正途”出身。非捐买)原则上说,士人选为岁贡生后,便有了当官资格,但此时的蒲松龄已是耄耋皓首之龄,“资格”对他失去了实际价值,最终,他获得了一个“儒学训导”的虚衔,相当于县公学副校长。
  蒲松龄一生养育4儿1女五个孩子,家庭经济负担可想而知。但那个年代的穷秀才们,只有一条谋生之路——坐馆,到富户家里教他们的子弟读书。蒲松龄26岁开始设馆,71岁撤帐归家,统共教了45年书。有人因此认定他一生贫困潦倒过得很糟,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
  蒲松龄40岁时,被淄川县乡绅毕际有聘为西宾。毕家是淄川四世一品的名门望族,资财雄厚、居第宏大、家中藏书丰富;宅邸后面还有一处占地十亩的石隐园,园中亭台廊榭、假山花树,十分幽雅。更兼毕府簪缨之家与当地官吏、望族等多有深交乃至联姻,可谓往来无白丁。蒲松龄在那里一坐30年,初为毕家教授8名子弟,兼撰大量应酬文书,迎来送往、参陪雅集,深受毕氏全家的尊敬。毕际有去世时,蒲松龄做悼诗8首,情悲义重,可知其与毕氏感情深厚,并非普通雇佣关系。蒲松龄在毕家工作这30年,过的是愉快而宽裕的日子,这从他初来乍到便在毕际有鼓励下,将历年所撰小说汇编成《聊斋志异》这件事,即可窥见一斑。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聊斋志异》是我阅读最晚的一部。尽管接触原文时,大部分故事均已从连环画中熟知,却仍然为那些既华美细腻又简洁生动的文字、既严谨巧妙又曲折空灵的情节震撼!那些善良美丽、栩栩如在眼前的狐鬼花妖形象,让我感知着作者身为一位男性对世间女子的善意与尊重。而这样的理念,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是多么弥足珍贵!无疑,除却悲天悯人的情怀、善良干净的灵魂,作家个体的经历应该也是影响创作的重要因素。那么,蒲松龄一生中究竟是遇见了多少美丽、良善的优秀女性?
  然查蒲氏“情史”,他终身无妾,只娶一妻刘氏。刘氏孺人,秀才之女,比蒲松龄小3岁。其父刘季调为人本分厚道,顺治十二年,因坊间谣传清廷要选民女入宫,刘秀才提前将13岁的女儿送往蒲家,两年后夫妻成礼。婚后,因蒲松龄始终无法晋身仕途,家境日贫,不得不常年外出坐馆,所有家务负担,落在刘氏一人身上。她独自抚养儿女,安贫守寂,勤俭持家,从无怨言。蒲松龄74岁那年,刘氏去世,他写下感人至深的《悼内》:
  自嫁黔娄艰倍遭,家贫儿女任啼号。浣衣更惜来生福,丰岁时将野菜挑。怜我衰髦留脆饵,哀君多病苦勤劳。幸逢诸妇能相继,井臼无须手自操。
  于是有人说,蒲松龄的婚姻是美满幸福的。忽略了这位天才文学家,除满腹才华(通晓五经六律、医卜星相、琴棋书画,尤喜登高、聚饮、莳竹养花)外,尚有一个情感丰富的内心世界。这是虽贤惠知礼,但目不识丁且性情沉默的刘氏贤妻所无法温暖的。尽管发妻死后,蒲松龄写下“五十六年琴瑟好,不图此夕顿分离”的伤感诗句,但那其实只是几十年相濡以沫的亲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琴瑟和谐”。因为否则,蒲氏就不会在《聊斋志异.自志》中发出:“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的凄凉感叹......
  “为选香奁诗百首,篇篇音调麝兰馨。莺吭啭出真双绝,喜付可儿吟与听。”蒲松龄的爱情原是如此香艳风流的!初见那年,她年可十五、六,“眉如新月鬓如云”,既擅器乐歌舞且能吟诗作对;他正当而立,身材修长、眉眼清秀(据蒲氏谦恭自描:尔貌则寝,尔躯则修),才情横溢。
  康熙九年(1670年)的秋天,蒲松龄应同乡好友、宝应知县孙蕙之邀前往入幕。那是蒲松龄一生中惟一的一次走出山东。宝应乃苏北古邑,隶扬州府,地处淮河下游紧邻京杭运河,为南北水路交通之要衝,迎送官员、供应驿站、防治水患......公务十分繁重。蒲松龄在幕一年多,代孙氏案牍,共拟写书启、文告等90余篇,助其赢得了政声,次年春天,孙既调任监理高邮州署。
  比蒲松龄年长八岁的孙蕙,虽然官声很好,但却耽于声色,公务之余,不免带上既为同乡又是师爷的蒲小弟前往青楼快活。在那里,蒲松龄遇见了才貌双绝的头牌妓女顾青霞,并且深深爱上她。那年,他为顾青霞写下大量诗词歌赋,前面那首《为青霞选唐诗绝句百首》便是其中之一,从中,我们能读出蒲松龄“情窦初开”的惊喜与真纯。或许,天性多情的诗人早在年少时就曾无数次幻想过梦中情人的模样,此刻,终是梦境成真!
  但无论以财力、身份而言,蒲松龄都不可能真正拥有这样一个女人。不久后,孙蕙为顾青霞赎身,她成了他的侍妾。而蒲松龄只能把这样的一份情爱永寄心底。有人指蒲氏对顾青霞的爱恋或者只是一场单相思;笔者以为未必。顾氏嫁给孙蕙后,始知其家中妾媵成群,自己只不过是他的若干分之一。而“笙歌一派拥红妆”,“雏姬扶上象牙床”的“性福”生活,却仍然挡不住孙蕙向外寻花问柳,更多时候,顾青霞只能独守空房对影成双。对此,蒲松龄曾写如下诗句报其不平:“漏板依稀夜二更,檀郎何处醉瑶笙?凌波露湿慵无力,斜倚危栏看月明。”由此可知,嫁为孙妾的顾青霞,与蒲松龄间不唯仍有接触,甚至常常深谈。笔者推断,应该是孙蕙安排顾青霞拜蒲氏为师学习诗词歌赋消遣时光。于是,寂寞孙府中,蒲松龄成为顾青霞亦师亦友的知音。他的学问、他的善解人意、以及发乎于心对顾氏女的欣赏与尊重,让她对他生出了介乎友情与好感之间的信任和依恋。
  《聊斋志异》中有《娇娜》篇,即写一对相互暗恋的男女孔生与娇娜,在一种类似的情感关系中苦苦挣扎,思念着对方,但自始至终也没有结合。蒲松龄在文尾特加评论:“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忘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将男女情欲写得如此清泠、干净;将人类复杂的精神之爱写入小说的,蒲公实乃中国第一人。这是蒲松龄心灵的伟大之处,也是《聊斋志异》流传于世,数百年不衰的根本源流。
  这个世界上,并非所有人都有爱的能力,就如同样诗书满腹且被誉一代循吏的孙蕙,虽姬妾成群,却不过都是滥淫。在他心里,女人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抑或取乐尤物,他不可能尊重、爱护她们,更遑论男女之间同生共死的旷世爱情?或许,正是这种价值观的相异,使蒲松龄选择了离开高邮。后孙蕙进京做了言官,其家奴倚仗势力横行乡里,众皆不敢言,唯蒲氏拍案而起,写了《上孙给谏书》。1687年,55岁的孙蕙病亡,蒲松龄竟未撰悼文;想当年,他可是以“才人吏治压江城,深夜穷愁华发生”的诗句赞美过这位友人的啊!
  1675年,孙蕙赴京城上任时,将二十出头的顾青霞留在了淄川老家。孙去逝两年后,顾青霞亦病故,年34岁。蒲松龄写下悼亡诗《伤顾青霞》:“吟音仿佛耳中存,无复笙歌望墓门。燕子楼中遗剩粉,牡丹亭下吊香魂。”——今世无缘做连理,愿来生再遇结同心!
  蒲松龄对顾青霞的爱情,数十年间深刻影响着他的创作,在《聊斋志异》之《连城》《宦娘》《绿衣女》《葛巾》《红玉》等故事里均可见那个蒲松龄心中日夜思念的倩影。春意正浓的日子,她在牡丹花丛翩翩踱步,照人的光艳,惊落一天风雨;虫儿呢喃的黄昏,她幻化成妩媚仙狐,悄来燕泥蛛丝的北窗,向落难秀才轻吟浅笑;即使是寒星闪烁的寂静清秋、北风呼号的深冬午夜,只要是他念起可儿,她便会幻作当年的模样走来,淡漠掉时空的阻隔;省略去世俗的白眼......
  就这样,蒲松龄用一场凄美的爱情,颠覆了中国人两千年来视狐狸精为红颜祸水的心理定义。假如没有顾青霞,可能仍然会有《聊斋志异》;但假如没有顾青霞,《聊斋志异》将失去血肉与魂魄,将不会有对人物栩栩生动的塑造、对人心富丽明澈的升华;或者,它也将同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志怪小说一样,失于传奇、囿于掌故。也就不会以中国伟大巨著的身份,站立于世界文学之巅。
  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曾写诗评价《聊斋志异》:“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王乃当时的文坛领袖、刑部尚书,他大笔一挥为《聊斋志异》特书“王阮亭鉴定”,便有各路书坊争相索稿,刊印发行,此书遂大行“天下”。只这位王老夫子不知,蒲松龄写作,非为“豆棚瓜架雨如丝”的闲情逸致;实乃“斜倚西风无限恨”的亘古情愁。
 
 


责编:方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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