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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术:儒学中的“武”


http://www.jslib.org.cn   2020-04-26 14:34:00  来源:2020年04月04日 光明日报 作者:杨甜 杨传召  

 

  近代以降,国人反思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原因,有人归咎于儒家文化,以为其缺乏或限制了勇武精神,难于造就阳刚的国民性格、坚定的国家意志。其实,这种认知主要是由于对孔子思想与儒家学说缺乏全面了解。在当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应该而且必须矫正这些认识的偏失,理解和发扬中国儒学中的勇武精神。

  第一,仁者必有勇,“文”“武”相反相成。文武双全、文成武德、“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这些习语无不昭示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文”“武”两大范畴之间相反相成的密切关系,显示了文武并举对于修齐治平、公共治理的重要意义。

  诚如《礼记》所言:“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灾,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后世意蕴丰富的“文”“武”两大概念,其含义的源头便脱胎自孔子所尊崇与追慕的古圣先贤——周文王与周武王。而孔子及儒家作为周代文明的自觉传承者,我们对其认识却明显地偏重于“文”的一端。

  郭沫若尝言孔子“是文士,关于军事也没有学过”,冯友兰《儒家论兵》一文开篇也说:“有些人看见这个题目,也许就要呵呵大笑。他们心里想儒家是讲仁义礼乐底人,怎么也能谈兵?”儒家之“武”鲜为人所关注。

  事实上,周人以弱胜强,建立八百年王业。两周时有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兵者,国之大事”的说法。西周“士”阶层全为“武士”,人人讲武。春秋战国之世,礼崩乐坏,“德又下衰”,国家间的战争、个人及团体间的武斗冲突愈发频仍。因此,体能素质与指挥作战的能力从未被士大夫阶层所轻忽。孔子受周代文化传统的影响,面对春秋以来的纷争动乱,他对“武”的关注和理解始终占据重要位置。

  齐鲁夹谷之会前,早早洞察齐国君臣不轨图谋的孔子向鲁定公进言,提出了经典的“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之说,捍卫了国家权益与尊严。后来孔子“隳三都”、诛少正卯等,也都是其所言“仁者必有勇”的生动注解。历史上真实的孔子绝非仅如今天一些人想象的只是一介文弱书生。“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他刚柔相济、文武并举。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完整的孔子。

  第二,“文”优于“武”、先“文”后“武”。相比于具体的政治功业,孔子所开辟的儒家学说,更为久长而深刻地塑造了中华文化。自“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定位而言,儒家强调在道德理性统摄下的“文”优于“武”、先“文”后“武”,这正是中华勇武精神的基调。

  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以“仁”为精神核心,始终对人性的后天可塑性抱有乐观的期待,对人世的温情和道德充满信心。因此在“修仁德”与“修甲兵”的抉择中,儒家天然即持反战的立场而首择乎前者。

  而当面对现实的威胁与冲突,儒家也并非天真地认为批判的武器可以取代武器的批判。且不谈孔门以武勇而闻名的子路,当季康子询问冉求他的军旅之学从何而来时,冉求即明确回答“学之于夫子”,可见射、御之艺与军事才能不唯孔子本人具备,亦是孔门之教的重要内容。但当卫灵公直接向孔子咨询行军布阵之策时,得到的回应却是“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并且孔子“明日遂行”,远离了卫君。君子谋道不谋食,孔子虽具有军事才能却不愿被视作此种“人才”,更不愿靠伤害他人的行径来谋求个人利益。于此,我们尤能鲜明得见孔子以“文”为先、以“武”为坚强后盾的人生选择。

  关于社会治理,孔子的观点当然也是如此。如《孔子家语·刑政》载孔子之言说:“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清晰表明了孔子对先王礼乐刑政等诸种社会治理方式顺序的认识。面对现实的极端情况,孔子能够认识并肯定暴力、刑罚的存在价值,用“刑”为社会设置底线而预防更坏后果的发生,此即所谓“刑以止刑”。当面对社会主流,尤其是对理想人格、理想社会的追求时,孔子就对不使用武力的行为给予更高的赞赏:“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在“文”“武”关系的处理上,相较之道家绝端抨击与摒弃暴力的“用弱”和法家以暴力为工具来实现“王之所大欲”的“用强”,儒家“文”优于“武”、先“文”后“武”的安置,也与“用中”的中庸之道方法论相一致。“杀人之中,又有礼焉”,兼顾与调和“文”“武”两端的意义与价值,更加具有普适性,也使得道义最终成为中华民族调和内部关系与对外交流的基本原则,使中华文化区别于“暴力无限”“彻底征服”的暴力观,形成了自身特征鲜明的“武德”传统。

  第三,“武”之德要求智、仁、勇的统一。智、仁、勇是早期儒家最为着力提倡的君子所应具备的三种德目。《论语》说:“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中庸》亦有言:“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仁”作为儒家的精神核心,也应当统摄暴力活动的始终。以“仁”为根柢的规定性力量,既为行武的前提,又是行武的目的与归宿,唯其如此,“武”的使用才有意义。反之,缺乏节制的暴力只会导致双输的结局,使人类社会堕入恐惧与丛林世界的深渊。

  “智”与“勇”是扩张暴力效能的重要方式。在烽火连天的东周之世,对战争规律的认识愈发深入,人们谋求以最少物质投入取得最大效果,“智”与“勇”之德便愈发受到世人的推崇。孔子则超脱出当时实用主义的时代风气,指出“智”与“勇”本身并不具备单独构成美德的条件。

  子路问:“君子尚勇乎?”孔子答:“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单纯的“勇”缺乏方向性,便沦为匹夫之勇。古人说得好:“既仁且智,是谓成人。”勇而不仁不智,即陷于“暴”;单纯的尚“智”缺乏超越性,知识的积累并不必然导向智慧的增长,反而容易在现实考量中沦为诡谲;单纯的崇“仁”,不能与时推移,宋襄公泓水之战便是最直接的镜鉴。因此在武德精神方面,儒家强调智、仁、勇缺一不可。

  孔子身后的儒家学者中,孟子更加强调“仁”的核心地位,标举“仁者无敌于天下”的王道政治理想。孟子将直接性的暴力置换为王霸之辩、天爵人爵之辩、批判与抗议精神、大丈夫人格与浩然之气,面对冲突和矛盾,拒绝苟且或残暴而指出向上一路。学说特质偏重经验与推证的荀子,则更为关注解决现实中具体的暴力问题,将刑罚提高到与文教同等重要的地位,正视武力与战争在国家政治治理中的必要性,进而对其进行细致分梳。

  以孟、荀为典型,后世儒家从截然不同的方向共同发展、丰富与深化了孔子武德精神的内涵,并最终塑造了中华民族对于暴力问题的态度与认知。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诸方面的矛盾冲突同时加剧。中华武德精神强调以“文”为先而不忘战、智仁勇统一的特质,根本上起到了划定边界、协调冲突、规训具有破坏性力量的暴力为人类文明发展所用的导向性作用。重新重视与传承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武德精神,以其智慧化解矛盾冲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不仅必要,而且正逢其时。

 



责编:方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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