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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术:《诗经》论衡


http://www.jslib.org.cn   2020-03-03 16:16:00  来源:2020年02月19日 中华读书报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相传由孔子在前代流传的大量诗文中,精选删编而成。关于孔子删编诗歌,《史记》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古人言简意赅,这一段话中包含的信息很多,如采诗所涉及的时间跨度,孔子删诗的方式及诗歌内容的走向等。先就孔子所编辑这部诗歌的内容走向来看,孔子编诗“始于衽席”。何为“衽席”?衽是床褥,席是簟席,衽席本指人们的床褥、睡卧之处,孔子此处以床褥代指正常而符合礼仪的男女婚嫁色欲之事,以区别男女野合。这一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尤其重要。男女和合,既是人类繁衍的开始,而合乎礼仪的和合,又是人类走向文明社会的一大跨步,这大概也是孔子编辑《诗经》的思想起点,同时让我们理解《诗经》中许多男女情爱诗歌时,据此能够体会到古代圣人及当时的社会舆情对这些诗歌的基本态度。

  从司马迁的记载来看,诗歌起源很早,到了春秋末年,孔子将流传的三千余篇诗歌,删编至《诗经》的规模,孔子习惯称“诗三百”或简称“诗”(散见《论语》等)。其实,“诗三百”也只是三百多篇诗的个简称,司马迁所说“三百五篇”可能也并非准确。经过秦焚之后,汉代传诗者共有四家,汉初有三家,以《鲁诗》名义传诗者有鲁申公,《齐诗》传自齐辕固生,《韩诗》传自燕太傅韩婴,他们所传诗文都用汉代流行的隶书写成,所以称“今文”,而西汉晚年又有鲁人毛亨所传《毛诗》是以先秦古文写就,后又传之于赵人毛苌(今人考证是毛亨侄子),盛行于东汉,经郑玄笺释,发扬光大,而最初三家今文诗,从此衰微灭绝,至今只有《毛诗》古文流行于世。无论今文还是古文,古之学者慎审有加,《诗经》文本估计不会有多少出入,关键是对于经文的解释则各有侧重。而《毛诗》所传诗中,除三百零五篇外,还有六篇诗只有标题,没有内容。这样,孔子所删编后的“诗三百”即汉代以后所说的《诗经》确切地说并非三百零五篇,应是三百一十一篇诗歌。六篇只有标题而无文辞的诗是《诗经·小雅·鹿鸣之什》中的《南陔》与《诗经·小雅·白华之什》中的《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共六篇。《毛诗传》在这六篇名下都有解说,譬如《毛诗传》曰:“《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也;《白华》孝子之洁白也;《华黍》时和岁丰,宜黍稷也。有其义而亡其辞。”郑玄笺曰:“此三篇者,《乡饮酒》《燕礼》用焉,曰:‘笙人,立于县中,奏《南陔》《白华》《华黍》’,是也。”《毛诗传》又曰:“《由庚》万物得其道也;《崇丘》万物得极其高大也;《由仪》万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义而亡其辞。”郑笺关于《毛传》中这一段的笺释基本与上雷同,认为这六篇有名无辞的诗是《燕礼》中的笙歌。《经典释文》曰:“盖武王之时,周公制礼,用为乐章,吹笙以播其曲。”到宋代时,大儒朱熹在《诗集传》中称这六篇诗:“此笙诗也,有声无辞。”如果此说成立,那么中国古人将那些有一定意义的乐章也叫诗,诗不仅指文辞,也可能是乐章。

  在现当代,《诗经》无疑是古代文学,其实自汉以后,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基本将其当作儒家经书来读,并非当作文学,再溯及先秦,其意义就更为繁复。要彻底搞清《诗经》所涉的含义,就需要正本清源。《论语·子罕》中孔子自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由此可知孔子编诗,使诗乐归正。同时也可知,自古代,诗乐不分,或许就是之所以称“诗”为“诗歌”的原因。《书经·尧典》中舜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乐、诗、歌被舜帝相提并论,从远古开始诗与乐、诗与歌的确不分。

  比孔子晚七八十年的墨子,估计只能见到经孔子之手删编的“诗三百“了,《墨子·公孟篇》曰:“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看来“诗三百”在先秦,不仅可朗诵,又可弦歌之,还可随之起舞。而“诗经“一语,是西汉时,将孔子所编删”诗”尊为经典,是对传自先秦周代诗歌“诗三百”的称呼,其“诗经”的名称后来者居上,大概形成于汉文帝至汉武帝时期。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说:“考之汉史,文帝时,申公、韩婴以《诗》为博士,五经列于学官者,唯《诗》而已。景帝以辕固生为博士,而余经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经博士。”汉以前所说的“诗”即孔子删编后的“诗三百”,从西汉文帝开始,以“诗”为经,故后世称其为“诗经”。

  至于《诗经》中哪些诗篇源自周代以前,属于司马迁所说“上采契后稷”,已无从可考。但据《国语》《左传》所传,就内容看,早期有周武王克商后周文公作诗,譬如《周颂》中《时迈》《武》《桓》《赉》诸篇,在《商颂》中所涉事例就有宋襄公,《陈风》中也有涉陈灵公。至于有人说《商颂》是殷商人的诗,而非周代时商裔封地宋人的诗,可能还需再考。近人王国维《说商颂》曰:“又自其文辞观之,则殷墟卜辞所纪祭礼与制度文物于《商颂》中无一可寻。其所见之人、地名,与殷时之称无类,而反与周时之称相类;所用之成语,并不与周初类,而与宗周中叶之后相类。此尤不可不察也。”从甲骨研究的高度,王国维的说法难以反驳。也就是说《诗经》中的诗歌文本,应产生于西周早期到春秋中后期大致五百年的时间里,几乎成为定论。

  孔子删诗之前大量的“诗”又是如何在宗周时代产生与流传的?它的产生机制与其他时代有何不同?汉人多有论述。西汉戴圣所编《礼记·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食货志》又曰:“春秋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东汉何休注《公羊传》在宣公十五年“什一行而颂声作矣”条下言,将从民间采诗的过程描述得更为具体:“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除“采诗”的方式而外,相传春秋时由左丘明所著《国语·周语》中,最早是这样描述有别于“采诗”之“献诗”过程的:“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由此观之,周代诗歌产生的过程应该有这样两种方式,一种是由百姓创作的歌谣,由政府派采诗官从民间采回,然后通过层层上报,由乐官或“大师”配以音乐后,呈闻于天子朝堂,此乃采诗;一种是如《国语》所说,天子听政时,让公卿及列士将自己的谏言以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同样由乐官或“大师”配以音乐后歌诵于天子,天子在配乐的诗歌唱诵中了然政事,此种朝堂议政不可谓不雅,不可谓不赏心悦耳。如果说前一种“采诗”是一种自然原生态的民间文学,那么后一种“献诗”就应该是一种自觉创作的公卿士人文学。由这两种方式所产生的《诗经》中的诗歌,当然风格会有差异,我们可以透过历史的层层积淀,感知《诗经》带给我们的丰富内容。

  被孔子删编后的“诗三百”,在汉以后位列群经之首,以《诗经》之名流传后世,从体例上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风按《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五封国来划分,又称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基本都是采自民间的歌谣。在对十五国风的解释中,最有争议的问题就是有关《周南》《召南》。从宋代以后,就不断有人标新立异,以为二南之南,不是方位词,而是乐曲的名称,从而认为二南应是与“风”不同的一种诗乐。由此,将二南的解释带入混乱。主要证据是关于《小雅·鼓钟》第四章中两句诗“以雅以南,以籥不僭”的解释。有人认为“南”与雅、风、颂一样,皆属于一种独立的诗乐。因此认为二南不应属于国之“风”,应独立成一种体例。这种解释牵强附会。南之本义是方位词,南音之南,仍然是方位词,是指南方的乐曲,当然有时候有可能省略,以南指代南音之类,但并不能改变该词的本义。原本古圣将《周南》《召南》按享国并列诸国,且将其位列其他十三国之前,并非错乱,应有道理。朱熹《诗集传》曰:“周,国名。南,南方诸侯之国也。周国本在《禹贡》雍州境内岐山之阳,后稷十三世孙古公亶父始居其地。传子王季历至孙文昌,辟国寖广,于是徙都于丰,而分歧周故地以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至子武王发,又迁于镐,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诵立,周公相之,制作礼乐。乃采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俗之诗,被之箢弦,……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国而被于诸侯。”周邑、召邑原本皆在岐山之阳,属周祖发祥地。武王得天下后,周公旦、周公奭得封祖地。周成王时,周公旦与周公奭分陕而治,陕之东,周公主之,陕之西,召公主之。朱熹的意思是说,“周南”“召南”都是指西周初年周公、召公各自以歧周故土封地大行道德,教化自己所统之地及以南诸侯国。“周南”就是周公封地以南受其教化的诸侯国,“召南”就是召公封地以南受其教化的诸侯国。周公、召公作为武王的兄弟,又协助武王克商立过大功,其所封国爵位高于诸侯,位列公。周族所封的国家,按等级分为公、侯、伯、子、男。在诸公、侯等国中,周公与召公起德行教化的表率,且在名义上位列前茅,应理所当然。二南不可能不属于国风之中,孔子删诗正乐之后传承不乱。《左转·隐公三年》载:“风有《采蘩》《采蘋》”,此二篇都属于《召南》,《召南》必属于国风。《周礼·大师》《礼记·乐记》《荀子·儒效》论诗,只言风雅颂,从不另言二南,看来二南自古就属于国风。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另外还有封前朝“三统之国”,比如封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封殷人后裔于商宋,封功臣吕尚于齐,等等,而《诗经》中的十五国风之国,遍布列国之中,其风诗,基本都是采自民间的歌谣,因源自宗周诸分封国,列国文化习俗相近,诗歌风格相近。这些歌谣中写男女情爱的诗歌占有极大的比例。其中最为纯正的为十五国风二南中的诗,引领道德风气之先。《论语·阳货》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孔子大意是说,你领会《周南》《召南》了吗?一个人如果不能领会《周南》《召南》的内容,他就像一堵正面而立的墙,不会行走。最典雅的如《周南》中的《关雎》篇,《论语·为政》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毛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该诗描写的窈窕淑女,就像王后与王妃一般端庄美丽,而欣赏和思念她的人,也是那样庄重文雅,没有任何失礼之处,这样的诗歌,当然是文明之始,可教化天下所有求偶的男女。这也是司马迁所说孔子编诗“始于衽席”。如果说《周南》中《关雎》是从礼仪或文明的一面描写男女求偶的状态,那么《召南》中《野有死麕》则是从反面讥讽男女相诱、野合之事。有感歌者之所以是讥讽和反感,从“死麕“一语就可透出好恶。从其诗的语气来读,大义无非是,看看这两个男女,一个家伙在野地里拿了一只死鹿,就可让一个发情的女子上钩。言下之意多么廉价啊。《毛诗传》曰:“《野有死麕》恶无礼也。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也。”毛公的传评是准确的,符合孔子编诗的初心。由此看来,风,应含有讽喻之义也。风乃讽的本字。这可能也是从删编者的角度领会十五国风诗歌大义的一个关键。

  雅有《小雅》《大雅》,也可合称“二雅”,若不包含有名无辞的六笙诗,共一百零五篇诗,大概都是西周王朝京畿之地的诗歌,许多都是由公卿士大夫创作的诗歌。高亨说:“因为西周王畿,周人也称为夏,所以《诗经》的编辑者用夏字来标西周王畿的诗。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第一,雅夏二字古通用,《墨子·天志下》引《诗经》《大雅》作《大夏》,足证古本《诗经》,《小雅》《大雅》也作《小夏》《大夏》。第二,二雅都是西周王畿的诗,这从诗篇的整个内容来看,是可以肯定的。”这种说法比较靠谱。如《小雅·皇皇者华》一诗,是写王畿之地天子使臣来来往往、热闹非凡的景象。第一章:“皇皇者华,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怀靡及。”大义是说:那些光彩鲜艳的花朵,盛开在高原的一片片湿地上。而那些匆匆往来的钦差们,却在怀想着自己还未办完的公事。全诗共五章,每章都反复吟颂自己的四驾六辔马车,心中一直想着自己的差事。

  颂包含《周颂》《鲁颂》《商颂》,又称三颂,共四十篇,基本是西周、鲁国和宋国的王与国君有关祭祀或其他重大典礼的乐歌。颂就是赞美,颂这部分的诗乐大都是对周王、鲁侯、宋公极其祖先的歌功颂德,也有国王自诫自勉的诗,其实也是变相来宣扬自己的德政。譬如《周颂·敬之.》:“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毛诗传》曰:“《敬之》,群臣进戒嗣王也。”确切地说,这首诗如果是事关嗣王时的周成王,那应该是周成王自问自答。大意是说,要谨慎再谨慎,天道一直在彰显,天命是永恒不变的。不要说天高高在上(对我们视而不见),它上下巡查事物,每天都在那里监视着我们。我一个未成年人,能自以为聪明而不谨慎吗?日日月月努力精进,不断学习积累走向光明。这是有人担责辅佐我,让我有良好的德行表现。周成王年幼时,由其叔周公旦摄政辅佐,这首诗应该是周公摄政时成王自箴的诗歌。方玉润《诗经原始》曰:“《敬之》,成王自箴也。”

  《毛诗传》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许多解《诗经》者关于此六义一混而谈,疑惑甚多。其实孔颖达《毛诗正义》的这种说法应是可取的:“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换言之是说,风、雅、颂是《诗经》中诗歌的来源,指诗歌产生的地域或群体,以及诗歌发生的目的;而赋、比、兴则是诗歌创作的方法。关于风,《毛诗传》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也就是说,风诗的风化有两个方向,一是自上而下,以圣贤之道教化大众;二是以下刺上,民众对于上层社会的反讽。《毛诗传》又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关于《诗经》的篇章之所以要分为风、雅、颂,传诗者已经说得很明晰了。至于赋、比、兴,确实应该是中国古代诗歌惯用的手法。赋,古字同“敷”,指铺陈、分布。关于赋的意义,孔颖达疏引郑玄注《周礼·春官宗伯·大师》:“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将赋解释为铺陈,即当今所说的叙事。比是比喻,这与后世的理解没有出入。兴,是《诗经》常用的方法,如郑玄所说,就是赞美一件事时,不直接说,而借言说其他事而兴起。《毛诗传》在解释诗时,有一百多次都标注“兴也”。《关雎》第一章:“关关雎鸠,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第二句后《毛传》就标有“兴也”。如何兴?赞美可作为君子好逑的美丽淑女,非直接赞美,而是以两只小鸟作兴,并且是两只在河中洲岛上互相应和鸣叫的小鸟,如此比兴,就让那位可作为君子配偶的窈窕淑女,似乎有了声音,也似乎产生了一时令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距离感,距离又让美感倍增也。此诗接下来的三章,手法一致,既有重叠咏叹,又有递进。古典诗歌,有其独具的魅力。不管是铺陈、讽刺,赞美,优秀的诗歌都是人们有思的杰作。有思想,就有了尊严。正如孔子《为政》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想,就是正道,就没有邪恶。古圣于两千多年前为一切优秀诗歌的辩言,如钟磬之声,犹在耳边回响。



作者:石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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