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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术:跨界文化明星现象忧思


http://www.jslib.org.cn   2020-02-26 15:41:00  来源:2020年01月22日 中华读书报 作者:孙绍振   

 

  有位青年女学者在央视初露头角,是讲历史的,给我留下挺好的印象,特别是讲李世民玄武门之变,观之颇有收益。我的专业本是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业余对《资治通鉴》有所涉猎,深信司马光之说:玄武门政变前夕,李世民处境被动,濒临危急,获知李建成将于次日出师阅兵之际加害,不得已乃先发制人,杀死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该学者据新旧唐书,阐明系李世民先于唐高祖处告太子,待其入宫申辩,事先买通宫门守卫,杀死建成和元吉。我对司马光的说法有了重新思考的资源。她对相关文献颇为熟悉,口齿伶俐,讲述掌故,尤为所长,总的印象是,虽比于丹讲《论语》之出口成章,从容不迫来说,语稍急促,略有逊色,但就其内涵来说,言必有据,未见断章取义,将古人牵强现代化、庸俗化之弊。当然,比之易中天的幽默,游刃有余,融学术与通俗于一炉,尚有提高的空间。但她比前述诸家,都年青,故我想,积以时日,当有出息。果然,她以最快的速度获得广大观众的认可,成了文化明星,在我看来,媒体高速度制造明星,是时代的潮流。

  她出现在诗词大会上,以一贯的伶牙利齿,讲述诗词典故,也不乏颇为得体之处,为成千上万的观众,享用中国古典诗歌的精神大餐,贡献了才能。但是,她的许多评论,其随意性,令我颇为惊讶。比如说到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同场专家评论之后,她补充说,“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显出孟浩然是“君子”。这样不着边际,令人困惑。其实,孟浩然漫游吴越。全诗意脉的起点是“客愁新”。仕途不得意,飘泊他乡异地,天色晚了,船停下来,情感的起点是“客愁”,是“新”袭来的,其特点是孤独。照理说,孟浩然不可能自己掌舵,撑篙,当有舟子。其另一首诗题目就是“问舟子”。但是,在这里却把自己置于野旷天低的背景下,就显得形单影只,孤独寂寞了。最后一句“江清月近人”,表面上是写景,江水清澈,可见月影,然关键在于“近”,虽然孤独,但是月亮却亲近,孤独是人世的孤独,而月亮却亲近可人,从大自然获得安慰。

  这就是中国古典诗强调的言外之意,韵外之致,表层的意象群落是显性的,而深层的情感脉络起伏是隐性的。人世的孤独,转化为大自然的亲近,不是言内的,而是在言外的,这和道德范畴的君子毫无关系。

  要把语言之外蕴含的韵味进行直接概括,转化为理性逻辑化的语言,是要有点灵气的。这和解读历史,取可靠资源作理性的阐释,有所不同。学业有专攻,规律有异,这位学者对之陌生,并不奇怪。非常可惜的是对于学科之异,她没有明确意识,没有警惕。故尔每每出言无忌,往往走火。如说到杜牧的《赠别·其一》:“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她说,为什么“春风十里扬州路”?“扬州自带春意”,和杭州不同,杭州有西湖,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杭州属于六月,夏天。她的的意思是,这是一首歌颂扬州的诗,扬州的美,全在春天,杭州的美,全在夏天。

  其实,她只要再认真一点不难明白,这不是歌颂扬州的诗,是歌颂扬州一个十三岁的歌伎的。这个歌伎有名有姓。杜牧另有赠乐伎张好好五言古诗,有序曰:“牧太和三年”(829)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三岁,时以善歌来乐籍中。”前一年,杜牧中了进士,离开扬州去江西时,与此女赠别之作。袅袅婷婷,正面写其风恣轻盈,次句以喻蓓蕾其美,豆蔻,春花初发,穗头深红,叶渐展开,含苞待放,常用以比喻处女。这样的比喻不算得太精彩,最精彩在最后两句,感情的极端强化。当时在中国,扬州第一,成都第二,珠帘,美化仕女所居,十里长街,不可能都是歌伎,更多是大家闺秀。所有美女把帘子卷起来,都不如张好好美。春风十里,是用来渲染张好好的美丽的。

  如此粗心大意,就是在历史学术领域也是不允许的,何况跨界到古典诗歌领域。这种风险不仅在历史价值的真,与审美价值的美,而且还在于阅读量,学术积累不足,就很难避免在逻辑上轻率概括。说春天属于扬州,夏天属于杭州,是顾头不顾尾。扬州就没有诗意的秋天吗?杜牧自己就写过赞美扬州秋天的诗《寄扬州韩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二十四桥,就是扬州的名胜。后来的词人往往就用杜牧的“豆蔻梢头”和“二十四桥明月”概括扬州的春和秋之美。宋朝著名词人贺铸就有《晚云高·太平时》:“秋尽江南叶未凋,晚云高。青山隐隐水迢迢,接亭皋。二十四桥明月夜,弭兰桡。玉人何处教吹箫。可怜宵。”姜?有《扬州慢》:“杜(牧)郎俊赏,算而今,重至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

  至于说夏天属于杭州,也犯同样的逻辑毛病。杭州不仅夏天,而且秋天和春天都有经典诗作。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两年,其《忆江南》三首其一“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其二:“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杭州秋日的美,最著名莫过于秦观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至冬日的美,也有不少西泠桥边踏雪寻梅的典故。

  该学者的误读,如是阅读量不足所致,当不难改进,但是,有时,则显然不是,而是对诗歌语言的特殊所指关系不了解,望文生意。如对李白的《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她说,红颜不但属于女性的美,也可形容男性的颜值。古代审美比今天还平等。对古典诗歌语言修养的缺失暴露无遗。

  当然,红颜一般指美女,红颜薄命,红颜知己,吴三桂得知爱妾陈圆圆为李闯王所获,乃引清兵入关,就有了吴伟业《圆圆曲》“冲冠一怒为红颜”。但是,红颜亦指称男性,其义则为年青,脸色红润,在李白这里,白首则是年老,与红颜对仗,均属于形体,在对仗中,属于严对。说红颜是指男性颜值,对经典的冒犯相当粗暴。在李白以前,沈约有“共矜红颜日,俱忘白发年”(《君子有所思行》)刘希夷有:“寄言全盛红颜子,须怜半死白头翁”(《代悲白头翁》)骆宾王有:“风尘催白首,岁月损红颜”(《在军中赠先还知己》)。和李白同时代的有高适:“红颜沧为别,白发始相逢”(《逢谢偃》),杜甫:“向来皓首惊万人,自倚红颜能骑射”(《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在李白以后,白居易有“上阳人,红颜闇老白发新”(《上阳白发人》),韩偓有:“昨日照红颜,今日照白发,白丝与红颜,相去咫尺间”(《半醉》),崔仲容有:不觉红颜去,空催白发生(《感怀》)。这种基本词语的错解,乃古典文学研究之大忌,属于硬伤。

  更严重还在于,她接着又说,男性之美,还有“沈腰潘鬓”的说法。一向以善于讲述典故的她,竟然出了这么严重的硬伤,不能不使我惊异,典故出在李煜的《破阵子》“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原意是沈约因病日益消瘦,腰带宽松,对自己的健康感到悲观。这是记载在《梁书·沈约传》中的。潘岳才到中年感到头发已经斑白。这是潘岳自己写在《秋兴赋》中的。唐李德裕《秋日登郡楼望赞皇山感而成咏》:“越吟因病感,潘鬓入秋悲。”宋周邦彥有:“仙骨清羸,沈腰憔悴,见傍人、惊怪消瘦。”完全与她所说的男性颜值相反。

  当然,此类讲述故实的失误在她是比较少的,令我担忧的是,在对经典进行解读的时候,她往往突发奇想,发出离谱之说,还轻松地微笑。每逢诸如此类的时刻,不免为她着急,有时甚至为她捏一把汗。例如屏幕上出现了杜甫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现场专家和主持人,都称赞此诗,是好诗,是好人好心写好诗。她显然不满足这样空泛的解读,乃补充说:这种春天的好雨,如果下在北方,一位专家的家乡,则是春雨如油,如下在南方,另一位专家的家乡,则是杏花春雨江南。然而这是下在成都的,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其色彩火辣辣的,“火锅的味道都出来了”。此言一出,引发一笑,却舒舒服服地把杜甫精致的情感和不朽的艺术蹧踏了。

  一般说,写春雨不外是从视觉看的,“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或者从听觉,听雨,“小楼一夜听春雨,明朝深巷卖杏花”,而杜甫的题目是“春夜喜雨”,是夜里的雨,“随风潜入夜”是看不见的,“润物细无声”是听不见的。虽然看不见,听不见,但是诗人却感到了,在暗夜中,在无声中,独自为这如油的春雨感到欣慰。“野径云俱黑”,这是成都平原,云才会在田野上,一片漆黑,越黑越美,因为越黑,雨下得越浓。越显出诗人在为这个在安史之乱的灾难中的民族默默祈祷。“江船火独明”,以一点火光反衬,让这一片漆黑美得生动。这场春雨对于国计民生太及时了,由衷感激这知时节的好雨啊。安史之乱使黎民百姓面临生死存亡的厄运,乱前有五千二百多万人口,安史之乱结束时(764年),只剩下不到一千七百万人(《唐书·代宗纪》)。七年之间死了三千五六百万人。每年死五百万,几乎每天要死一万多人。并不完全是战死的,而是饿死的,活着的人,什么时候饿死都很难说。战前京都米价一斗米二十钱到三十钱,可在已经光复后的长安,米价曾达到一千文,七年间米价涨幅达到三十到五十倍。杜甫自己的孩子,就饿死两个。这实在不能不令他长歌当哭,杜甫的诗中满满浸透着眼泪和鲜血。他曾为旱灾写过《说旱》,希望地方长官释放囚犯,感动天庭霖雨。如今忽然在夜间来了春雨,怎能不令他欣慰感恩,独自在黑暗中祈祷。题目是《春夜喜雨》,可是全诗没有一个喜字。喜在哪里?第一,喜在这默默的感知和欣慰中;第二,更在尾联“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色彩突然变得鲜明,色调对比如此强烈,诗人不由得眼前一亮。那花不但有湿湿的质感,而且有重重的量感。这就是昨夜看不见,听不着的春雨的效果,这一切照亮了、温暖了诗人的家国情怀。把这说成是“火锅的味道”,这样轻佻,不能不说这是对诗圣的亵渎!

  文学阅读要有效,并不是一件太轻松的事,克罗齐说,要理解但丁就要使自己提高到但丁的水准。阅读是一个提高的过程,突破固有知识理念的过程。固有的知识和理念固然是必要的基础,但是,基础的有限性,可能成为透明的墙壁,形成心理的封闭性。阅读水平要提高就得突破这种封闭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阅读乃是对心理封闭性的搏斗。这种搏斗相当艰巨,往往一人的生命是不够的,常常延续几百上千年,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说不尽的唐人七绝何者最佳,说不尽的李、杜优劣,每一个时代都把自己最高的智慧奉献上经典解读的祭坛,发出光燄,冲击个人的和历史的封闭性。

  该学者之失,就在于对这种封闭性,没有高度的警惕。当她对《木兰辞》解读时,表现就更突出,但是表面上似乎并不离谱。她明确说木兰“女英雄”是不错的,但是,英雄的内涵是什么?她说:1对国家的忠义,2对家庭的孝道,3义烈之气,4勇武的精神,5民族融合。如此这般,把封建时代的一切美德都奉送给花木兰,令今人困惑。花木兰和男英雄有什么区别呢?从文本来看,说她有“勇武的精神”“义烈之气”当然是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但是,《木兰辞》正面写战争的只有两句,“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别人战死了,她回家了,她有什么义烈,勇武之气?当然也写了她战功,“策勋十二转,”只有一句,是侧面交代。可见原文主题不在此。文本着重渲染的,首先是叹息,八句,这是关键,作为女性,决心代父从军。买马,四句,表现其意气昂扬。从军以后,于黄河、黑山之间,思念爹娘,又是八句。写立功而不愿为尚书郎,强调了女性主动承担起男性的保家卫国的责任,却不像男性那样立功受奖,衣锦还乡,而是平民身份归家,受到爹娘、姐、小弟的热烈欢迎,六句。写恢复女儿妆,可谓浓墨重彩,用了十句。“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表现了女性的心理精细胜于男性。《诗经》时代的诗歌是讲究比兴的,这里却没有比兴,几乎全是叙述。最后却来了一个复合性比喻:“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这是点题之句,表现出这个女英雄的自豪。该学者说她是女英雄,但是,陈述的内涵却与男英雄无异。这首诗的深邃就在于对男性英雄的传统文化观念的颠覆。英雄,英雄,在传统观念中,英雄就是雄性的,但是,这里这个女英雄,却并不是男性,严格地说,应该是“英雌”。在阅读过程中,要真正直达核心,就要概括文本的内涵,冲击潜意识中传统观念的封闭性,该学者作为一个女性,却未能与潜意识中男性英雄观搏斗,她赋于木兰的优秀品性,大多是男性的。

  阅读心理本来应该是开放的,但是,实际上,其开放性与潜在的封闭性是紧密相连的,这是规律,因而,凡读者(包括笔者本人)概莫能外。不过在这位学者身上表现得比较突出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吾人看到王立群先生,往往表现出同样的封闭性,就不足为怪了。举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诗词大会上有题为李白的《子夜吴歌·秋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断,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标准答案是万户捣衣声,不是捣衣,捣衣是错的。那么,捣什么呢?王立群先生说,因为当时的以麻丝为料,比较硬,故先要捣,使之柔软,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问题是,是不是绝对如此呢?我们看到唐代张萱的《捣练图》长卷,人物分成三组。第一组,四个妇女用木杵捣石臼中物;第二组,两个妇女坐在地毯上缝纫;并不见机织;第三组,四个妇女把白练拉直,用熨斗熨平。可见所捣乃是布帛,而非织料。从工具书上不难得知,“练”是一种丝织品,初织成时质地坚硬,须经沸煮、漂白,置于石上,反复杵捣,使之柔软洁白,才能制作衣服,称为“捣衣”,后亦泛指捶洗。仅此可知,王先生的说法,至少是不全面的。更重要的是从文本中看,李白就有《捣衣篇》最后两句是“晓吹员管随落花,夜捣戎衣向明月。”捣的是“戎衣”。杜甫《秋兴八首》之一有“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催的是刀尺,是现成的布帛,不是先催捣丝麻原料。王建《捣衣曲》曰“明月中庭捣衣石,掩帏下堂来捣帛”,捣的是帛,不是织料。如果到了秋天,才开始捣原料,要织成布帛,再做衣服送到玉门关外,无论如何是来不及的。因为岑参告诉我们“胡天八月即飞雪”了。

  值得深思的是,比比皆是的硬伤如果是出现在平面媒体上,肯定会引起强烈的反响。但是,出现在电视频幕上,却没有引起讨论和质疑,这可能与传媒的明星效应有关。学术上稍有成就者,借助传播炒作的鼓胀效应,变成跨界明星,变成偶像,偶像造成了盲目、迷信,甚至不可批判的霸权。既不利于传媒文化水准的提升,而且于明星学者本人素养的充实亦不利。不同于纸质媒体可能反复阅读、反思检验的特点,电视媒体的娱乐和快餐式属性极易造成文化贬值。当前错误之明显,早已超过以往,岂不令人深沉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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