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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术:“祖宗之法”的记录


http://www.jslib.org.cn   2019-11-29 09:52:00  来源:2019年11月06日 中华读书报 作者:王瑞来  

 

  “圣政”一词,由来已久。在《汉书》中就已经出现了,而《后汉书》则又有了“王德圣政”的连用,明确表明这是用以形容帝王的德政。于是汉代以后的正史,“圣政”一词便不绝于书。然而,作为史书体裁的一种,大约是昉自唐代。《旧唐书》卷一六《穆宗纪》于长庆元年四月载:“戊寅,宰臣崔植、杜元颖奏请,坐日所有君臣献替,事关礼体,便随日撰录,号为《圣政纪》,岁终付史馆。从之。”这应当就是圣政这种史书的肇始,不过从“从之”之后的一句“事亦不行”看,唐代似乎还仅仅停留于动议之中。尽管如此,这项动议对后世的圣政编纂从方式到内容还是指示了方向。

  进入宋代,作为史书的圣政,在强调“祖宗法”的背景下得到了认真的编纂。检视《宋史·艺文志》,在北宋,就著录有不著撰人的《宋圣政编年》十二卷、《真宗圣政纪》一百五十卷、钱惟演《咸平圣政录》三卷、郑居中《崇宁圣政》二百五十册及《圣政录》三百二十三册。除了史志所载,《宋史·张耆传》还记载真宗曾赐给过张耆《圣政纪》,这显然是真宗之前的圣政。

  处于全盛期的北宋在女真人的突袭下戛然而亡,不死鸟又在江南重生。南宋作为重起炉灶建立起的王朝,不仅宣示承继北宋帝系正统的中兴,还要近距离地总结新的祖宗法,于是,圣政这类史书便再度应运而生。后来成为宰相的周必大讲道,隆兴元年(1163),孝宗受禅即位后,“首命编类圣政”。作为试起居郎的周必大也兼任了编类圣政所的详定官。

  从上面唐人的奏疏看,圣政“随日撰录”,因此跟宋代官方史书的日历体裁比较接近。由于这个缘故,据《宋史·职官志》的记载,在隆兴元年当年,就“诏编类圣政所并归日历所”,后来又并归到国史院。以皇帝为主角的史书,在宋代除了圣政,还有宝训以及玉牒等。据我的考察,宝训以记言为主,玉牒以记德为主,圣政则如名所示,以记政为主,各有侧重。李心传曾指出:“大凡分门立论,视宝训而加详焉。”尽管李心传仅就《光尧圣政录》而言,但还是道出了圣政的特点。

  圣政、宝训、玉牒的编纂、进呈和著录在《宋史》本纪和《艺文志》都能看到不少。然而,流传到今天的,宝训除了可以见到零散的摘引,已经没有完整的遗存。玉牒则只留下了刘克庄纂写的两卷草稿。只有圣政留下了篇幅不少的残卷。这就是《皇宋中兴两朝圣政》。

  流传到今天的《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并不是编纂当初的面貌,而是南宋高宗、孝宗两朝皇帝圣政的合并和改编。《宋史·艺文志》著录的《高宗圣政》五十卷,据李心传讲是乾道二年(1166)参知政事蒋芾领衔进呈的,而《孝宗圣政》五十卷则是在绍熙三年(1192)由左丞相留正领衔进呈的。因此通常把《皇宋中兴两朝圣政》的著作权归在留正名下是不准确的。圣政和日历一样,并不是后人修前朝之事,当朝就已渐次编修,“随日撰录”。当然完整的一朝圣政则是后来对历年逐次编修的整理归纳。

  把南宋前两朝圣政合编的作业,在孝宗当朝便有了操作。《宋史·艺文志》著录有《高宗孝宗圣政编要》二十卷,并注明为“乾道、淳熙中修”。当然,这部二十卷《高宗孝宗圣政编要》跟流传至今的原本六十四卷的《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并不一样,而且其间也没有渊源关系。之所以都把高宗、孝宗放在一起合观,因为这两个皇帝是南宋开国和奠基的“太祖”和“太宗”。强调南宋的“祖宗法”的意识,都是相同的。

  现存的《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大量引用有吕中的《大事记讲义》。据我考证,吕中作为淳祐七年的进士,主要活动于南宋理宗时期。由此可知,这部《皇宋中兴两朝圣政》的成书,当已是南宋晚期。在印刷出版业发达的南宋后期,吕中的《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由坊间书商推出,嗣后《高宗圣政》《孝宗圣政》乃至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被加以改编出版。《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由坊间书商主导制造的作品。在同一时期问世的,还有署名刘时举的《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宋元鼎革,较少遭受战争创伤的江南,在充满故国之思的氛围下,出版业依然延续了宋代史书出版的传统,《宋季三朝政要》《宋史全文》又都是利用了上述南宋晚期坊间作品编纂整理出版的。说《宋史全文》大量使用了《皇宋中兴两朝圣政》,正是由于《皇宋中兴两朝圣政》成为一个源头,所以才有了因袭。

  史书散入《大事记讲义》之类的史论,是南宋后期普遍出现的形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被坊间加入晚出的史论,《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也是如此。改编而成的《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自然也沿用了这种有助于理解史实的方式。传统史书的编纂方式,除了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还有以《春秋》为代表的编年体,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是编年体之集大成者。历时性的编年体由于缺乏空间感,读者不容易把握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所以南宋的袁枢又创造出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主线,从中再体现历时性。这是对编年体史书缺憾的一种补救。面对内容庞杂繁多的《资治通鉴》,朝着通俗易懂的方向改造的,不仅有袁枢,还有朱熹的纲为提要、目以叙事的《通鉴纲目》。这两种方式对编年体史书的改造都产生了启发意义。

  坊间改编出版的《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尽管是编年体,但根据内容,分为十五门、三百二十一子目,列在书前。并且将子目又印在记载相关史事之页的天头。这样提示,一目了然,颇有助于读者在阅读时提纲挈领。这种形式可以说就是来自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的启示。

  宋代史料的遗存很不均衡。北宋灭亡,南宋建立,为了宣示正统,再建朝章,重温祖宗法,还有出于东京梦华,在去北宋未远、大量资料尚存的有利条件下,官私补纂或编纂了大量各种题材的史书。作为名著,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王称的《东都事略》、陈均的《九朝编年备要》,为研治宋史者所熟知。不过南宋就没有这么幸运。灭亡之后,尽管元廷无禁,但原本由于兵燹战乱就损毁甚多。出于利益驱动,元代的书坊迎合民众的故国之思,只是编纂了少量有关南宋的史书,在数量上根本无法与北宋相比。因此,这部记载南宋前期高宗、孝宗两朝的《皇宋中兴两朝圣政》便成为宝贵的遗存。对于南宋的高宗朝,由于有李心传详密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存世,使得《中兴小历》以及记有高宗朝部分的《皇宋十朝纲要》《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等书变得不那么珍稀,主要起到史实参互或文献比勘的作用。然而孝宗朝则缺少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那样的巨著存世。除了宋人刘时举编纂的《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以及相传为陈均所编的《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各有三卷和五卷专记孝宗朝史事的史书之外,最主要的就是《皇宋中兴两朝圣政》了。

  治宋史者,对《皇宋中兴两朝圣政》皆不陌生。这部书要比上述的《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和《中兴两朝编年纲目》有名得多。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时使用的都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后来台湾文海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宛委别藏》景宋钞本。不过,这部《皇宋中兴两朝圣政》景宋钞本有不少残缺。高宗朝缺了卷三十一至卷四十,即绍兴十六年至三十二年(1146—1162)的部分,孝宗朝缺了卷四十一至卷四十五,即隆兴元年至乾道二年四月(1163—1166)。除了这些完整缺卷的部分,其他各卷亦间有残缺。原本六十四卷的《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实际只存有四十九卷多。不过,这也聊胜于无,孝宗朝的记事成为研究这一时期历史不可或缺的史料。

  《宛委别藏》本,其实也不便使用,存在有不少手抄误植。因此,长期以来研究者一直盼望有一部新的整理本。遗憾的是,一些古籍甚至出现重复整理的状况下,这部钞本《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却一直无人问津。直到最近,终于有了中华书局出版的孔学先生辑校本(《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全五册),中华书局2019年5月版)。对于宋史研究者来说,诚为可喜可贺之事。

  从书名可知,新整理本并不仅仅停留于通常的标点与校勘,而是针对《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存在大量残缺的状况,进行了辑校。孔学先生研究《皇宋中兴两朝圣政》有年,他认为根据现存宋代史籍文献可以对《皇宋中兴两朝圣政》残缺的部分恢复到大约95%的程度。因此,新整理本以《宋史全文》为主,参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兴小历》《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等史籍,对《皇宋中兴两朝圣政》残缺的部分进行了全力辑佚。现在这部《皇宋中兴两朝圣政》除了有省力易读的新式标点,有了精审的纠谬校勘,还补足了大量的残缺,颇便研究者使用。在排版上,也保持了天头标纲目这样《皇宋中兴两朝圣政》的宋刊原貌。这些标在天头的纲目,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同样有着提纲挈领的作用。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一书,除了常见的《宛委别藏》景宋钞本,在台湾还收藏有南宋建阳刊巾箱本和明影写宋刊本。从残缺状况看,《宛委别藏》景宋钞本与南宋建阳刊巾箱本拥有渊源关系,而明影写宋刊本则与南宋建阳刊巾箱本及《宛委别藏》景宋钞本差别较大,似出别一系统。从校勘学的角度看,源头版本和不同源流的版本均具有较大的校勘价值。这两个珍贵的版本,学者们之前大都无缘获睹,今幸赖本书的责任编辑胡珂女士设法觅得电子版,提供给整理者,遂使本次整理获得特具分量的对校本,不必仅依据他校,大大减少了遗憾。孔学先生还得以用明钞本补足了《宛委别藏》景宋钞本和南宋巾箱本所无的第三十卷、三十一卷两卷完整的阙卷,此实为一大收获。

  除了协助寻觅稀见版本,在整理过程中,编辑与整理者也多有密切的沟通与直率的讨论。学者的专长在于研究,而对于古籍整理中的一些规则和技术性处理未必能有特别深切的体会。比如,孔学先生曾决意以《宋史全文》辑补《中兴两朝圣政》的阙卷。胡珂女士认为这样径以他书补本书,尺度稍过,故持保留态度,并曾咨询过我的看法。本人也觉得在缺乏有力版本依据的情况下以他书补本书,恐有违校勘学原则,为此专门提供了书面意见,供整理者和责任编辑参考。

  对于阙卷的处理,我不同意用《宋史全文》补入正文,曾建议放在附录。就像现在附录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存中兴圣政阙卷内容》的方式处理,将孝宗朝卷四十一至卷四十五,即隆兴元年至乾道二年四月的内容,也全部移录《宋史全文》的相应内容作为附录放在书后。这样通过新整理本便可窥见这一历史时期的全貌,也方便研究者使用。当年我作《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就用明人的续作附在后面,补足了原撰者徐自明未作的部分。整理本最终遵循了校勘原则和惯例,没有仅据他书大量填补阙卷。考虑到汪圣铎先生点校、同样由胡珂女士负责编辑的《宋史全文》一书近年也刚在中华书局出版,读者购读较便,为降低书价、减轻读者负担并避免重复整理,孔学先生在和胡珂女士往复讨论之后,决定指示路径,说阙卷部分可以去参考《宋史全文》,而不再增设相关长篇附录,此于我个人虽不够惬意,然亦可以理解。

  如稍作苛求,令人窃有异议之处,即本书在整理上较多运用他校改字。校勘学的原则之一,就是没有版本根据不能改字。尽管出有校勘记,但毕竟校勘记是古籍的附加物,他校改字,尽管常常用意不错,但改后的文本,未必即为古籍的原貌。有时候,即使明知其误,仅有他校根据,也不应改字。作为补救的办法,可以在校勘记中加以说明。

  当然,对于很多研究者来说,校勘等技术性问题似乎属于细枝末节。重要的是,《皇宋中兴两朝圣政》新整理本终于问世,这不仅为大家阅读、研究提供了影印本所无法比拟的方便与高效,更使这部史籍化身千百,广为流传。南宋是我力倡的宋元变革论的时代起点,高、孝两朝君臣的作为以及社会变化成为后来社会转型的滥觞。研究中国社会如何由近世步入近代、走到今天,《皇宋中兴两朝圣政》所展示的史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为此,应当感谢孔学先生的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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