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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术:《渊默而雷声》试解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之困”


http://www.jslib.org.cn   2019-11-21 11:08:00  来源:2019年11月06日 中华读书报 作者:李成金  

 

  2019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渊默而雷声——〈庄子〉的哲学论证》一书,是以“哲学范式”研究《庄子》的专著,作者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章启群教授。诚如作者在该书“绪论”中所申明的,“如何用哲学范式范铸《庄子》是贯穿本书始终的思考”。基于对“哲学范式”的思考与探索,这部专著以形上学、知识论、存在论(本体论)、语言哲学、自然哲学、伦理学、美学等七个分支为架构,对《庄子》的文本进行解读,分析《庄子》中的哲学思想(概念、命题),重构其中的哲学论证,阐论了“《庄子》哲学”的体系和要点。简言之,以“哲学问题的体系”为纲领,建构性地研究《庄子》的哲学思想,着力于发掘、重构《庄子》中的哲学论证,是《渊默而雷声》一书的显著特点。

  一

  众所周知,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肇端于二十世纪初。尤以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等著作为代表,其中对“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建构,影响深远。迄今看来,如下四项是当时即已确立、乃至如今仍属必要的“哲学研究”的要素:哲学问题、哲学思想、哲学论证、哲学体系。胡适之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哲学的定义从来没有一定的,我如今也暂下一个定义: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因为人生切要的问题不止一个,所以哲学的门类也有许多种。”随后例举了“一、天地万物是怎样来的。(宇宙论)”“二、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名学及知识论)”“三、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等六个“人生切要问题”及其所属门类。《中国哲学史大纲》对其中的“名学问题”尤为关注,在该方向取得的成就也最显著。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同样对哲学问题及其所属门类进行了界说。此外,他还强调了哲学体系和哲学论证的重要性。《中国哲学史》区分了“形式上的系统”与“实质上的系统”,并指出:“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这里,需加补充的是,中国古代哲学著述“形式上的系统”之欠缺是有程度上的差异的。关于“论证”,冯先生在“绪论”中以“哲学中论证之重要”为题,单立一节加以阐说。至于“哲学思想”(概念、命题),作为哲学的基础要素,历来是哲学史研究的重心,毋庸赘言。

  然而,一方面囿于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形式上的系统”之欠缺,现代以来学人进行中国哲学史研究,多集中于概念、命题等哲学思想的阐发,成绩也最丰硕。但对中国哲学家、哲学著作的哲学体系之重构,则显得详略不一。对某些“哲学之形式的系统”相对显明的著述,体系的重构相对完整。对某些“哲学之形式的系统”相对隐晦的著述,体系的重构则显得不足。荀子哲学或可归入前者,庄子哲学则似可归入后者。如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对“庄子哲学”的阐述,或则聚焦于概念、命题,或则对哲学体系之部分分支——本体论、认识论,做出较为详密的分析,但就庄子哲学的整个体系来看,则似乎皆欠周备。另一方面,因时代不同,观念变化,彼时被视为哲学问题、哲学思想的问题和思想,此时看来未必仍是。如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生物进化论”作为庄子哲学思想的一目,以今日知识背景看,似宜归为科学思想了。

  《渊默而雷声》“绪论”有如下一番说明:“在对‘五四’学者所建构的中国哲学范式的反思中,当代学者提出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总其要略,即认为‘五四’一代学者还没有彻底融会贯通中西哲学的内在思想和理路,从而将中西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简单、粗糙的对接。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都是基于19世纪的西方哲学观念。”(第14页)从“五四”学者的学术实践看,当代学者的这些反思,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不宜放大)。而且,及至当代,混淆概念,“将中西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简单、粗糙的对接”,也是时有所见的现象。但这些不足,并不能否定“五四”学者所建构的哲学研究范式。前引当代学者的反思中,所言哲学观,究其实际是针对“哲学的不同门类及其所属哲学问题”而言,并非针对哲学本身。例如,20世纪初的研究者,基于19世纪西方哲学的门类及问题展开中国哲学研究,是时代的选择。21世纪初的学者,立足于20世纪西方哲学的门类及问题展开中国哲学研究,也是时代的选择。如果说,此间存在差异,那也是哲学问题、哲学门类随时代发生改变的结果,而非哲学本身的特性(如强调“论证”“体系”等)发生变化所致。

  那么,何以肇端于“五四”迄今已有一世纪的学术实践,未能如理论设定那般,发掘、重构出相对完整的中国古代哲学著述中的思想体系呢?前述冯先生对中国古代哲学体系“形式上的欠缺”的说明,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解答线索。中国古代哲学著述“形式上的欠缺”,会直接导致发掘、建构中国古代哲学体系的困难。中国古代哲学著述,其所采取的写作方式、所使用的语言,与现、当代的研究者已有疏隔。尤其是先秦时代的著作,即或对宋代以后的古人,也会产生理解上的困难。这一点从古今学者对经典著作的注疏之繁即可管窥。解释中国古代哲学著作中语词、句子的含义,阐发概念、命题所表达的思想尚且不易,重构哲学论证、发掘哲学体系就更为困难。缘此之故,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是:学者每每将研究的焦点定于概念、命题(哲学思想),间或及于“论证”。而对哲学体系的发掘和重构,则终欠理想。

  二

  如前所述,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存在着困局。“范式之困”关系到学科的成立与否,更与研究者的学术实践发生直接联系。

  不难看到迄今有些著述,以哲学研究为名,其实质却近于抒情散文;有的著述则以翻译代研究。不一而足。凡此种种,某种程度上会导致后学者无所适从,以至于制约学科的有序发展。由此可见打破这一“范式之困”,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如何打破困局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前文述及,由于研究对象——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在“哲学之形式上的欠缺”、在语言、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古今疏隔,导致成体系地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困难。这意味着,研究者如欲阐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体系,需要对古代哲学典籍下切实、深入的注释、诠解的功夫。与此同时,还需要明确一个相对完整的、由不同分支、方向的哲学问题构成的体系。进而有望以此“哲学问题的体系”为参照,从哲学典籍中抽离出可与之相应的哲学思想(概念、命题),重构“哲学论证”,继而可以哲学问题的体系为纲领,整合哲学思想与哲学论证,重构哲学思想的体系。

  《渊默而雷声》一书以具体的学术实践,为上述研究理路提供了极佳的蓝本。该书以哲学问题的体系为纲领,一方面对(西方)哲学不同分支所思索和试图解答的普遍性问题(哲学问题)做出谨细的划分和说明(详见各章开篇部分的“解题”),另一方面从《庄子》中抽绎、概括出可与这些哲学问题相合的哲学思想(概念、命题)。例如,在既往的著论中,研究者多将宇宙论等同于本体论,进而在阐述《庄子》的哲学思想时,每每将“道”“气”等概念或范畴放在一起讨论。这样的做法虽然有助于人们对《庄子》的思想获得大致认识,但不免失之笼统,更甚者,不利于展开后续的深入研究。《渊默而雷声》一书则对形上学、存在论(本体论)和自然哲学所涉的普遍性问题做出细密区分,同时,从《庄子》中勾索出“道”“性命”“气”等概念或范畴,与形上学、存在论(本体论)以及自然哲学的普遍性问题相契合。进而在前述工作的基础上,重构相关的哲学“论证”,并将哲学思想、论证整合到同一体系中,使之得到系统性的阐释。不得不说,这一学术探索与实践,为“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之困的突破,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成果。

  三

  《庄子》有内、外、杂三篇之分,其中文献,有的是庄子自撰,有的是庄子后学的补充,有的则孱杂了其他材料。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的自作。但实情是,内篇之中不乏他人的表述,外、杂等篇,亦间有庄子的作品。即或同一篇章,其中也可能混有他人的文字。因成书过程复杂、漫长形成的这一特点,在先秦时代的其他著述中也是常见的。这给庄子哲学的研究带来了一定障碍。有的学者专以内篇作为研究庄子哲学的材料,但如此则容易遗漏外、杂等篇中的庄子思想,甚或是其思想中的精妙部分。有的学者内、外、杂篇兼收并取,但可能将庄子思想与非庄子思想,甚至是与庄子思想相扞格的思想混同杂糅。总之,不管采取上述哪种做法,都很难较为恰当地呈现庄子哲学的真貌。胡适之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曾指出,“凡能著书立说成一家言的人,他的思想学说总有一个系统可得,决不致有大相矛盾冲突之处。”《渊默而雷声》一书大抵受此观点影响,将《庄子》内、外、杂篇视作一个整体,以思想体系的统一性作为标准取舍材料,避免了前述两种做法的不足。(该书称“《庄子》哲学”而不称“庄子哲学”,即与此材料取舍的原则有关。)关于研究材料的取舍、使用情况,《渊默而雷声》的第一章有详细说明,兹不赘述。

  《渊默而雷声》计分八章,除第一章“《庄子》与庄周——文本与作者”是对研究对象的整体界说外,第二至第八章是全书主体,它们既相对独立又互有关联,形成一个结构完整的体系。第二章对《庄子》哲学中占有核心地位的形上概念“道”进行阐说,并取比照的视角,对《老子》《庄子》中“道”的异同做出说明。第三章“知识论——‘齐物’学说”,对《庄子》有关世界不可知的五个论证的重构,则表明《庄子》对哲学思想的阐发,不同于《老子》的“独断”,而是进行“论证”。第四章“语言哲学——‘指—物’之论”,分析了《庄子》中涉及语言哲学的“言”“物”“文”“意”等主要概念,并分析了《庄子》对“言”与“物”“文”“意”的关系的认识,阐明其中所蕴含的语言哲学思想。第五章“存在论——性命学说”,通过分析《庄子》一书中“生”与“死”,“觉”与“梦”,“性”与“命”等范畴的内涵,揭开《庄子》的性命学说与现代西方哲学“基础存在论”之间的内在联系。第六章“伦理学——养生论”,揭出《庄子》“全生保身”即是善的观念,并对《庄子》所做论证加以重构。第七章对《庄子》以“气”的概念为核心的自然哲学思想进行阐发,进而由“气”及人,在阐明“气”与人的形质与精神关系的基础上,对“行气”“修炼气的功法”及“游”的概念与“行气”的关系等论题进行阐发,提出很多新见。第八章“美学”,一方面以前述本体论、知识论、伦理学的研究结果为据,推证《庄子》视野中,“作为一个哲学问题的美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并由此推出“严肃的科学的建构的‘《庄子》美学’这一命题是不成立的”。(按:此处引文中的“命题”一词,似应表述为“称谓”或“表述”)另一方面,又从《庄子》对中国艺术影响的角度肯定了“论述《庄子》与中国古典艺术的关系,进而论述《庄子》与中国美学的关系,仍然是一篇宏大的文章”。为《庄子》美学的研究指出了可能的方向。本章对《庄子》中“美”“大美”等概念的涵义及20世纪较为重要的中国美学史著作中的研究误区也都做出中肯的分析,打破了很多陈陈相因的“成说”。书末“余论”概述了全书的内容,并对各章间的逻辑关系进行说明,从中可见作者在结构安排上投注的匠心。

  《渊默而雷声》的作者之能做到匠心独运、如此成体系地研究《庄子》哲学,重构其中重要的哲学论证,实得益于多年来从事中、西哲学(史)研究的经验,及对中国哲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反思。这可从该书的“绪论《庄子》研究:从诸子学到哲学”和“跋”中得到较为详确的说明。从作者的其他著述,如《意义的本体论——哲学解释学的缘起与要义》《新编西方美学史》《论魏晋自然观——“中国艺术自觉”的哲学考察》《星空与帝国——秦汉思想史与占星学》等,特别是对于《庄子》全部文本进行注释、解读的《庄子新注》,亦可窥见《渊默而雷声》的写作,有着相当扎实的研究基础和广阔的研究背景。正因集此前研究之成,以强调哲学体系与哲学论证为特征,《渊默而雷声》为《庄子》哲学研究的新体例确立了一个极好的开端。

  四

  《渊默而雷声》对“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的研究理路的拓展与实践,不仅可为中国哲学及其下属分支学科的研究者提供参考,而且足资其他现代学科建制下、不同专业的研究者借镜。如果说,《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名学问题”为中心展开的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是纵的方向的研究,那么《渊默而雷声》所展开的以“哲学问题的体系”为纲的“《庄子》哲学”研究,则属于横向的研究。《渊默而雷声》立足于经典的注释,引入严格的现代学科的范式,对经典展开研究,其中所展现的“从诸子学到哲学”的研究路径实为中西贯通、古今融汇的研究进路。本文以寥寥数千字的篇幅对一部内容丰富的专著妄加评骘,显然是浅薄的做法。但作为一篇真实的读书感,或可供其他读者参考。篇末再引书中的一句切当之言,作为尾声:“倘若我们不能设身处地回溯《庄子》所属时代的社会生活,摒弃用‘体验’去做具体的社会生活现象之考量,则《庄子》关于气的理论之独特论说可谓皆无解”。(第430-431页)或许可以说,“设身处地”回到文本所处语境中理解文本,这一解释学思想,是可与“用哲学范式范铸《庄子》”等而视之的另一条贯穿全书的宝贵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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