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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术:端午节,独为纪念屈原么?


http://www.jslib.org.cn   2019-07-02 16:50:00  来源:2019年06月05日 中华读书报 文字整理:燕婵  

 

  《岳州观竞渡》画作飞凫艇,双双竞拂流。低装山色变,急棹水华浮。土尚三闾俗,江传二女游。齐歌迎孟姥,独舞送阳侯。鼓发南湖溠,标争西驿楼。并驱常诧速,非畏日光遒。

  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五月初五端午节,在今天汨罗江畔的湖南省岳阳市,时任岳州刺史的大才子、大诗人张说,正在观看赛舟竞渡比赛。

  他是在前一年的四月,由相州刺史调任岳州刺史的。张说是范阳(今北京)人,身为北方人的他,这是首次到南方任职。一到岳州人欢度端午节的时候,独具水乡特色的、颇具欢乐气氛的赛舟竞渡,立刻就吸引了他。

  身为本地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不仅到场观看,而且挥笔写下了这首《岳州观竞渡》:

  画作飞凫艇,双双竞拂流:竞渡开始时,由彩带装扮的鸭形竞渡舟,成双成对,逆流而上,出发比赛。

  “凫”,即野鸭。“凫艇”,即鸭形的竞渡舟。可见,当时张说所看到的,并非我们今天约定俗成的龙舟,而是鸭形舟。换句话说,张说看的是“赛鸭舟”,不是“赛龙舟”。

  低装山色变,急棹水华浮:紧张比赛中,一艘艘鸭形舟如同野鸭一样,在低空飞行,两边的群山迅速后退,风景变化万千;舟中的选手们奋力划桨,搅得浪花四溅,波光闪烁。

  土尚三闾俗,江传二女游:岳州人举行这样的赛舟竞渡,既是为了纪念三闾大夫屈原,也是为了纪念虞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

  据《荆楚岁时记》:“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这是普天之下,过端午节赛舟竞渡的共同理由。

  而在岳州,岳州人寒舟竞渡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即诗中所说的“二女”。“二女”,指虞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相传,娥皇和女英在得知虞舜在南巡途中死于苍梧时,泪洒青竹,竹上生斑,她们双双投入湘江,化为湘江女神。娥皇和女英眼泪洒斑的竹子,被称为湘妃竹,她们二人也被称为湘夫人。

  从那以后,岳阳洞庭湖中就有湘妃竹,岳阳人也一直记得重情重义的湘夫人,所以,岳阳人的赛舟竞渡也就多了一重意义:纪念娥皇和女英。

  齐歌迎孟姥,独舞送阳侯:选手们齐声唱着划船号子,既是鼓劲,也像是在呼唤阴间的孟婆,放屈原的灵魂归来;舟中还有人跳起驱神舞蹈,以送别波涛之神阳侯,让他别再来兴风作浪。

  “孟姥”,即孟婆,传说是阴间地府中负责提供孟婆汤,抹去所有前往投胎灵魂的记忆的幽冥之神。“阳侯”,据《汉书·扬雄传》应劭注:“阳侯,古之诸侯也,有罪自投江,其神为大波。”

  鼓发南湖溠,标争西驿楼:这次赛舟竞渡的出发地在南湖水湾,终点是西驿楼。

  所谓“标争西驿楼”,就是指在终点西驿楼的水面上插上一根竹竿,竿上挂着一面鲜艳夺目的锦旗,称为“锦标”,赛舟竞渡以夺得锦标者为胜。这也是我们今天体育赛事中“锦标赛”的由来。

  并驱常诧速,非畏日光遒:为了夺得锦标,选手们不怕烈日当头,全力以赴,一艘艘竞渡舟并驾齐驱,速度之快令人惊诧。

  张说在岳州担任刺史,从开元三年四月到开元五年四月,跨越三个年头,其实满打满算只待了二十四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一共度过了两个端午节。

  在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四月初一,还没到端午节,张说就赴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了,此后,更是调任幽州、并州、朔方,可谓宦游天下。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张说之于岳州,也只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略微不同的是,这个过客曾是这里的最高行政长官;而岳州之于张说,也只是他宦游生涯中平平淡淡的一个小站。然而,仔细一探究,又不平凡。无论是张说之于岳州,还是岳州之于张说。

  张说之于岳州:岳阳楼因为张说而著名。

  岳阳楼,传说由三国鲁肃始建,名为“鲁肃阅军楼”。张说调任岳州刺史后,对此楼进行了增修,使之成为一座三层、六方、斗拱、飞檐的壮丽高楼,并且因其坐落于州署西南而被命名为“南楼”。

  不仅如此,张说每有文士朋友往还,都由他带领,前来登临南楼,吟诗作赋。在南楼,张说写下《与赵冬曦尹懋子均登南楼》,另外三位的和诗,分别是赵冬曦的《陪张燕公登南楼》、尹懋的《奉陪张燕公登南楼》、张均的《和尹懋登南楼》。

  楼因诗而名,诗因楼而传。这是让岳阳楼在此后历代文人墨客心中留下位置的关键一步。正是从张说开始,岳阳楼和洞庭湖的自然景观,文人诗赋的人文景观,两者紧密结合,岳阳楼就此声名鹊起。

  宋人乐史所撰的《太平寰宇记》记载:“岳阳楼,唐开元四年,张说自中书令为岳州刺史,常与才士登此楼,有诗百余篇列于楼壁。”宋人范致明所撰的《岳阳风土记》也证实:“唐开元四年,中书令张说除守此州。每与才士登楼赋诗,自尔名著。”

  那个后来因范仲淹《岳阳楼记》而青史留名的“谪守巴陵郡”的滕子京,在自己所写的《岳阳楼诗集序》中也承认:岳阳楼中,“惟张燕公文字最著……楼得名,殆命于公矣”。

  就在张说之后不久,他命名的“南楼”,就以“岳阳楼”而扬名天下了。在只比张说晚出五十年的李白和贾至的诗里,就已经是《与夏十二登岳阳楼》《岳阳楼宴王员外贬长沙》了。

  岳州之于张说:张说的诗名,在岳州而显。

  《新唐书·张说传》认为他“既谪岳州,而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助云”。这说明,岳州的山山水水,助益了张说的诗才,成就了张说的诗名。清末学者丁仪在《诗学渊源》中也赞同了《新唐书》的结论,认为张说的诗“初尚宫体,谪岳州后,颇为比兴,感物写情,已入盛唐”。

  事实也的确如此,包括这首《岳州观竞渡》在内的张说所写的59首岳州诗,题材广泛、体裁多样、文字精练、感情真挚,可称为其平生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要知道,唐朝宰相多矣,但留下诗名的宰相却并不多。就是在岳阳,张说开始以诗名世,“诗法特妙”“接际王扬、比肩沈宋”,走上了“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吐辞为经,举足为法”“当朝师表,一代词宗”的神坛。

  张说,是应该感谢岳阳的。“你记得也好,最好是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这不是徐志摩的情诗,而是张说对岳阳跨越千年的款款深情。

    一

  张说,是中国第一位“泰山”级别的老丈人、中国好岳父,因为,今天中国的小伙儿,把自己的老丈人、岳父尊称为“泰山”,就是从张说开始的。据段成式《酉阳杂俎》载:

  明皇封禅泰山,张说为封禅使。说婿郑镒,本九品官。旧例,封禅后,自三公以下皆迁转一级,惟郑镒因说骤迁五品,兼赐绯服。因大酺次,玄宗见镒官位腾跃,怪而问之,镒无词以对。黄幡绰曰:“此乃泰山之力也。”

  张说,就是这样一位深爱女婿郑镒,不惜犯忌也要让郑镒坐上直升机——从九品直升五品的老丈人。实话说,这样的中国好岳父,只叫个“泰山”,真有点委屈了,就是叫个“亲爹”,也不为过。

  张说,还被称为唐朝的“大手笔”。《新唐书·苏颋传》载:苏颋“自景龙后,与张说以文章显,称望略同,故时号‘燕许大手笔’”。张说封燕国公,苏颋封许国公,所以二人并称“燕许大手笔”。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大手笔”,主要不是指诗词写作能力,而是指朝廷文诰的写作能力。纵观整个唐史,曾因此被称为“大手笔”的,除了张说、苏颋之外,也就李峤、崔行功、崔融、李德裕数人而已。

  张说,就是这样一位唐史上举足轻重的读书人。质言之,史上的张说,何止举足轻重,简直是空前绝后。

  一般来讲,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大多都会怀着这样的梦想:年纪轻轻,高中状元;仕途顺遂,官至宰相;位高爵显,封公封侯;文可定国,修史修典;作诗作文,洛阳纸贵;武可安邦,平定外患;挥戈疆场,捷报频传;奖掖后进,延纳英才;皇帝敬为文宗,文人尊为师表;死得美谥,配享帝庙。

  上述10个梦想,读书人只要实现其中任何一个,就可以喝点酒拍着胸脯吹牛皮了,就可以算是人生赢家了。张说呢,这10个梦想他全部实现了。以上这些描述,就是他那牛哄哄人生的缩略版。

  张说高中状元的时候,才24岁。他在这个年龄就高中状元,牛到什么程度?大家对比唐朝科举流行的这句“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俗语,感受一下。

  《大唐新语》卷八,如是描述他年纪轻轻、高中状元的荣耀时刻:

  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阳城南门,亲自临试。张说对策,为天下第一。则天以近古以来未有甲科,乃屈为第二等。其惊句曰:“昔三监玩常,有司既纠之以猛;今四罪咸服,陛下宜济之以宽。”拜太子校书,仍令写策本于尚书省,颁示朝集及蕃客等,以光大国得贤之美。

  “写策本于尚书省,颁示朝集及蕃客等”,相当于我们小时候作文写得好,被老师在课堂上念一遍的嘚瑟;最重要的“大国得贤之美”这几个字,等于是明示了张说的仕途,将是一路顺畅。这么好的考试成绩,却不是直接当宰相,而是只授了一个隶属于太子左春坊的文职小官——正九品下的太子校书。出了什么问题?武则天怎么就突然出尔反尔呢?

  别误会,武则天对张说完全是一番美意。校书、正字,“掌雠校典籍,为文士起家之良选”,极为清贵,是当时读书人释褐做官的美职所在,“时辈皆以校书、正字为荣”。而且,一步登天到宰相,那是戏曲小说里的事儿。在常态的政治生活中,无论是谁,职务都是一步步地升迁的。

  唐朝官员的升迁路线,一般是先任“校书、正字”这样的清贵文职进行政务学习(务虚),再出任“赤县尉、畿县尉”进行县处级实务历练(务实),再调回京城担任“监察御史、拾遗、补阙”这样的言官进行进一步的政务历练(再务虚),然后担任中央各部“员外郎、郎中”进行司局级实务历练(再务实)。经过这两轮的“务虚+务实”的历练之后,就可以出任中央各部尚书,甚至宰相了。

  张说就是这样。在太子校书之后,历右补阙、右史、内供奉,兼知考功贡举事,凤阁舍人,兵部员外郎、郎中,工部侍郎,兵部侍郎,中书侍郎兼雍州长史。在景云二年(公元711年),他以仅仅45岁的年龄,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正式成为帝国宰相。

  唐玄宗李隆基于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即位之后,立有辅佐大功的张说,更是进一步上升,迎来仕途的第一次巅峰:出任紫微令,监修国史,封燕国公。

  然而,转眼之间,张说就由政坛巅峰跌落,于第二年外贬出京,担任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

  直到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四月,他到达了仕途的最低谷,出任岳州刺史。所以,开元四年(公元716年)的端午节,张说写下《岳州观竞渡》的时刻,正是他心情最为郁闷的时刻。

  因为此时此刻,他和朝中那位最得李隆基欣赏的宰相姚崇,是政敌关系。就是因为姚崇作祟,张说才郁闷地来到了岳州。

  至于姚崇为什么作祟、从背后下张说的黑手,在一大帮子历史学家那里,是说张说与姚崇两人之间,有着“吏治与文学之争”。据说,姚崇以“吏事明敏”著称,所以是“吏治派”;张说以诗词文章见长,所以是“文学派”。两派相争,张说败下阵来,于是外贬岳州。

  我对历史学家,是尊敬的,但我对这种动不动就把人划帮分派的做法,是失敬的。姚崇就没有文学造诣?史料证明,他“长乃好学”“下笔成章”“以文华著名”;《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有《姚崇集》,卷帙达十卷之多。

  张说就不懂吏治?论地方官,张说先后有九年任职相州、岳州、荆州、幽州、并州、朔方等地的经历;论京官,张说一生“三登左右丞相,三作中书令”,史称“唐兴已来,朝佐莫比”。这样的人,居然会是一个只知文学不知吏治的人?难道他在朝堂之上、州郡之间,天天是靠着吟诗作赋来处理政务的?

  所以,说到底,姚崇和张说本就是同一类人,都是经过科举正途进入官场的人,也都是既有文学造诣又懂吏治的人。事实上,之所以会出现姚崇接替张说,一个当宰相、一个贬岳州的局面,原因其实很简单:在两人竞争的关键时刻,姚崇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张说做了一件犯忌的事。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正是唐玄宗李隆基刚刚登基、孜孜求治的时候,姚崇适时提出了革除弊政、理乱致治的十项政治主张,大意是:

  垂拱以来,以严刑峻法为政。希望陛下以仁恕待下,可以吗?朝廷青海兵败,至今未见整顿,希望陛下不贪图边功,可以吗?长期以来奸人犯法,都能恃宠而免,希望陛下管好自己身边的人,可以吗?武后任用阉人,希望陛下以后不要这样,可以吗?百官公卿多方进贡,以求恩宠,希望陛下除了租赋之外一律禁绝,可以吗?以前外戚可以到处任官,希望陛下不再任用外戚担任台省官员,可以吗?前朝对大臣不尊重,希望陛下待臣以礼,可以吗?燕钦融、韦月将以后,朝廷已无诤臣,希望陛下鼓励进谏,可以吗?武后上皇大造佛寺道观,耗费巨大,希望陛下不再营造,可以吗?汉朝外戚专权,祸乱天下,希望陛下以此为戒,可以吗?

  这十项政治主张,政治军事、内政外交,面面俱到。这样的人,李隆基不用他用谁?即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

  相比之下,张说就没有提出过如此明确的政治主张。尽管如此,在一开始,李隆基还是想同时兼用姚崇和张说,以发挥各自专长,共理天下的。本来嘛,唐朝实行的就是集体宰相制,姚崇与张说二人,是可以同当宰相、和平共处的,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

  直到张说犯了一个大忌:“姚崇既为相,紫微令张说惧,乃潜诣岐王申款。”众所周知,李隆基是以藩王身份,靠着与握有军权、政权的大臣们交通联络,最终发动政变上台的。他在上台之后,当然要防着皇室其余的藩王再走自己的成功之路。张说身为宰相,“潜诣”藩王,犯了李隆基心中的大忌,纯属自己找死。政敌姚崇,抓住机遇,适时下了个黑手。

  然后,郁闷的张说,才来到了岳州,才有机会观看岳州的赛舟竞渡。

    二

  端午节,又有端五、重五、重午、蒲午、端阳、女儿节、浴兰节、天中节、天医节、地腊节、龙舟节、粽子节、诗人节等多种别称,是我国传承了两千多年的重大节日之一。

  一般认为,端午节源于纪念屈原。其实,真要深究起来,仅仅一天的端午节,要纪念的人,可是多了去了。简单列举出来,大家感受一下。

  咱楚人,自然认为是源于纪念屈原。

  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说:“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也说:“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

  距离唐朝张说最近的《隋书·地理志》记载更详:“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

  因此,唐朝的张说,到了属于大荆州区域范围内的岳州,也认为是纪念屈原的,他才在诗中写“土尚三闾俗”。

  吴人,认为源于纪念伍子胥。记录同样见于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管屈原也。”伍子胥虽是楚人,但横死于吴国。他自刎而死之后,吴王夫差命人将其尸体于五月五日投入江中,是故吴越之人奉伍子胥为波涛之神,在端午节举行龙舟竞渡来祭祀他。

  越人,认为源于纪念越王勾践或者孝女曹娥。

  宋人高承的《事物纪原》说:“竞渡之事起于越王勾践,今龙舟是也。”同样是宋人的陈元靓的《岁时广记》,记录说:“竞渡起于越王勾践,盖断发文身之术,习水好战者也。”

  曹娥,则源于《后汉书·列女传》:“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溯涛迎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旁,为立碑焉。”传说曹娥投江五日后,其鬼魂抱着父亲的尸体浮出水面。曹娥的孝行感天动地,人们为她撰文立碑,为她划龙舟祭奠。至今,浙江省还有曹娥江、曹娥镇。

  在湘西、广西一带,还有端午节纪念伏波将军马援的风俗。

  端午节,还真挺忙的。本来人就挺挤的,可张说在岳州,居然还往里面加人,而且一加就是两个——“江传二女游”:娥皇、女英。

  当然,端午节最主流的说法,还是源于纪念屈原。那么问题来了:娥皇、女英,越王勾践,还有伍子胥,都是早于屈原的历史人物。既然他们都比屈原早,而且一直被人纪念着、祭祀着,咋还被后出的晚辈屈原给抢了风头呢?

  所以,自唐至今,就一直有人不大相信端午节源于纪念屈原的说法,比如大名鼎鼎的李时珍。他在《本草纲目》中谈及“粽”时说:“今俗五月五日以为节物相馈送。或言为祭屈原,作此投江,以饲蛟龙也。”所谓“或言”,就是“有人说”的意思。李时珍如此写法,完全是存此一说的意思,自己的态度显然是审慎的,是不大确信的。

  端午节既然不是源于纪念屈原,那么源于何处?

  “端午”一词,最早见于晋人周处的《风土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而端午节的真正起源,比晋人周处早,比楚人屈原也早,源于先秦古人的“五月初五是恶月恶日”的观念。

  《礼记·月令》载:“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耆欲,定心气。”《风俗通》载:“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论衡》载:“讳举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杀父母,不得举也。已举之,父母祸死。”

  可见,早在先秦时期,人们便有此固定观念:“五月”是“恶月”“毒月”“死月”,“五日”也是“恶日”。就连“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都不吉祥,若是男孩会害死父亲,若是女孩会害死母亲。

  先民有此观念,并不奇怪,完全可以理解。要知道,已是炎炎夏日的农历五月,不仅气温偏高,而且蛇、蜈蚣、蝎子、壁虎和蟾蜍等毒虫肆虐。这对于生存环境本就十分恶劣的先民而言,实在是一个恐惧感十足的季节。直到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民间听到五月的禁忌,比如“五月盖屋,令人头秃”“五月到官,至免不迁”,等等。

  所以,面对“恶月”“恶日”,生存能力还比较弱小的先民们,出于求生的本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用上了沐浴兰汤、系五色丝等手段,用上了雄黄、艾草、菖蒲等中药,用来抵御各种毒虫的危害。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的五月初五,先民们都如此这般、约定俗成,于是形成了五月初五这一天的仪式感,于是形成了五月初五端午节。

  端午节的节日风俗,第一项当然是采药辟邪。

  古人相信,端午节采药用药,可以辟邪。《夏小正》载:“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

  要用到的第一味中药,是艾草。古人相信,用艾草泡酒为“艾酒”,在端午节饮用,也可以辟邪。这是有道理的,艾草性温、味苦,其叶内服可以和经血、暖子宫、祛寒湿。

  要用到的第二味中药,是菖蒲,又称剑蒲。《岁时广记》载:“端午刻蒲剑为小人子,或葫芦形,带之辟邪。”这又是将菖蒲刻成人形了。

  菖蒲也是颇有药用价值的。《神农本草经》载:“菖蒲:味辛温。主治风寒湿痹,咳逆上气,开心孔,补五脏,通九窍,明耳目,出声音。”

  菖蒲还可以泡酒,称为“菖蒲酒”“菖华酒”“蒲觞”,在端午节饮用,以驱瘟气。《荆楚岁时记》载:“端午,以菖蒲生山洞中一寸九节者,或缕或屑,泛酒以辟瘟气。”

  要用到的第三味中药,是雄黄。雄黄入药,历史悠久。雄黄辛温,有毒,可以用作解毒剂、杀虫药。古人认为雄黄可以克制蛇、蝎等百虫,“善能杀百毒、辟百邪、制蛊毒,人佩之,入山林而虎狼伏、入川水而百毒避”。

  雄黄可以外搽也可以内服。外搽,主要是杀虫、解毒,治疗痈肿疔疮、湿疹疥癣、蛇虫咬伤;内服,可治惊痫、疮毒。但是,内服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一是只能少量饮用,二是遵古法炮制的雄黄酒才能饮用。这是因为,雄黄真的有毒。

  端午节时,三味中药一起用,场景是这样的:据《帝京景物略》载,“五月五日,渍酒以菖蒲,插门以艾,涂耳鼻以雄黄,曰辟毒虫。”

  除此之外,人们还通过佩戴彩色的“五色丝”“长命缕”“续命缕”,互赠香囊、五毒扇、五毒符等方式,来辟邪祛毒。

  端午节的节日风俗,第二项才是张说在岳州所见到的赛舟竞渡。

  包括岳州在内的荆楚之地,是我国古代最尚竞渡的地方。《太平寰宇记》记载了荆楚之地流行竞渡的情况:

  荆之为言强也,阳盛物坚,其气急悍,故人多剽悍。唐至德之后流佣争食者众,五方杂居风俗大变。然五月五日竞渡戏船楚俗最尚,废业耗民莫甚于此。

  可见到了宋朝之后,端午节当天偶一为之的竞渡,居然到了“废业耗民”的地步,亦可见此节日风俗的流行程度。

  端午节的节日风俗,第三项当然是吃粽子了。

  粽子,本是夏至节气的食品,是一种夏令食品。《荆楚岁时记》载:“夏至节日,食粽。”

  从魏晋时期开始,人们才在夏至、端午都吃粽子。晋人周处《风土记》:“仲夏端午,端,初也。俗重五日与夏至同。先节一日又以菰叶裹粘米,以粟枣灰汁煮,令熟。”

  好吧,如今我们关于甜口粽子和咸口粽子的争论,可以休矣。原来,最初的粽子就是甜口的,因为其中有枣子。

  在唐朝,人们似乎在端午和夏至两个节日里一直吃粽子。证据是,在张说之后的一百多年,唐朝开成三年(公元838年)的夏至节气,白居易仍然在吃粽子。

  在白居易留下的《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宾客》一诗中,他写道:“忆在苏州日,常谙夏至筵。粽香筒竹嫩,炙脆子鹅鲜。”可见,直到那时,夏至的筵席上,仍然是吃粽子的。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我们已经知道端午节源于先秦古人的“五月初五是恶月恶日”的观念,并非源于纪念屈原,但并不妨碍我们在端午节这样的节日里,像张说在《岳州观竞渡》中一样,想起屈原,想起这位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想起当年他身上所承载的,如今我们还要世世代代去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

 



责编:方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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