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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术:新发现的清代因明学文献


http://www.jslib.org.cn   2019-06-21 11:04:00  来源:2019年06月05日 中华读书报 作者:沈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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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明学是起源于古印度的逻辑学说,以佛家的相关理论最为绵密,故今人又称之为佛教逻辑。唐代高僧玄奘在印度那烂陀寺求学时,不仅对因明学进行了钻研,而且能熟练加以运用,因此屡挫外道。玄奘归国时,带回36部因明论著,除译出《因明入正理论》和《因明正理门论》外,还亲自为门下弟子讲授此学,由此开创了汉传因明学的历史。

  唐代因明学的研究最为兴盛,见诸记载的学者及著作有数十家之多。汉传因明学同时远播东域,如新罗僧人圆测、胜庄、道证、太贤等都是一代名家;而日本遣唐僧除了师从玄奘弟子窥基之学外,更是陆续将唐人的因明学著作尽数带回。但自宋代开始,随着法相唯识学的没落,汉传因明学研究趋于衰微。尤为严重的是,由于唐人著述在中土大量散逸,学者甚至已无法通读原典。明代学者对因明学虽有一定的研究,但已有摸象之憾。二十世纪初,日本藏经书院为编撰《卐续藏经》,函请金陵刻经处杨文会和各寺院提供古德著述,结果有关因明学的著作仅发现明代学者真界、王肯堂、明昱、智旭等所著数种,清代学者的著作则告阙如。因此,学术界一直认为因明学至清代已成绝学。

  近年来笔者陆续发现几部清代因明学著作,以及一批能够反映清代学者研究因明学的文献资料,足以改变学界的固有认知。华东师范大学姚南强教授曾在《中国因明学史》(郑堆主编)中对笔者的发现加以介绍,引起关注。兹不揣浅陋,略述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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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3月,笔者的学生孙沛莹到杭州图书馆查阅资料,她知道笔者一直关注因明学文献的收集,所以热心地检索了因明学书目,并立刻发来照片。这些书目大多很常见,但其中一则编目信息让笔者感到有点意外,其云:“《因明后记》:三卷。著者:(清)吴树虚等辑。”书名与唐代学者智周所著相同,而且卷数也相同。但智周《因明后记》早就在中土亡逸,直至清末才由杨仁山从日本迎回,正式出版则更是迟至192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据《卍续藏经》影印。但此处著录的作者却是清人吴树虚,而这个名字又是如此陌生。到底是著录有误,还是明珠蒙尘?抑或是在杨文会之外还有其他学者从日本翻刻古德佚籍?同年4月初,笔者带着重重疑惑前往杭州,一探究竟。

  杭州图书馆的借阅手续极为便捷,即便是古籍,也可以不必大费周章,就能捧卷在手。根据牌记,这是一册道光刻本,刊于道光癸巳(1833)秋。卷首有作者自序,叙及撰述始末,云:“树虚统核诸说,观察诸论,从源涉流,臆见微有差别,笔注其旁,如萝附木。乃汇钞成文,名曰后记,谓后诸师而记其说也。不敢自信义成决定,唯愿质之宏法智人。乾隆十六年辛未仲冬,信三宝人吴树虚稽首说由绪竟。”由此可知,这是一部久已为学术界所忽略的清代因明学著作。书名之所以与智周所著相同,恐怕是因为智周之作在中土亡佚已久,不为后人所知,所以出现巧合。

  《因明后记》是对《因明入正理论》进行逐句疏解的一部著作。但此册仅释至“相违决定”,所以可以判断这只是一个残本,原书恐怕并非编目信息所显示的三卷,而应为六卷。虽说杭州图书馆所藏已非完璧,但这一发现仍足以让人大感兴奋,毕竟清代因明学的冰山一角已经浮现在了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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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明后记》卷首署名“杭州信三宝人吴树虚弃担甫,姑苏染香学人江了因手订”。吴树虚即吴颖芳(1702—1781),字西林(又作西泠),因居钱塘临江乡,故自号临江乡人;后因信佛成为居士,又号树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生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卒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享年八十岁。少端重沉默,寡言笑。幼赴童子试,为吏所诃叱,引以为耻,曰:“是求荣而先辱也。”从此不复应举,一心问学,乃成一代硕学之士,后人将其与丁敬、金农、魏之琇、奚冈并称为西泠五布衣。龚自珍尝赞曰:“东城单照、吴树虚、龚唐而下,多悫行潜异之民,不泊没生死……里仁为美,吾里真仁哉!”(《曹尚志碣》)至于“弃担甫”,吴树虚《金松法师塔铭》有“树虚其名弃担甫”(《辩利院志》卷一)之语,可知为吴树虚之法名。

  吴树虚工诗文,与厉鹗交善,常在桑塍麦陇间互相辩难析义,并相与唱和,厉鄂以为“吾阅人已多,唯子始可与言诗”(《临江乡人诗集》自序)。两人交游唱和之作有很多保存至今,如厉鄂《樊榭山房集》有《同吴西林泛舟西溪看梅》、《同西林樱桃花下作》《吴西林城东看花遇大风戏为长歌》《同西林游水陆寺追和东坡先生韵》等诗作;吴树虚《临江乡人诗集》中亦存有多篇,《书樊榭看桃诗后》曰:“断水临村被锦帷,券台红上蒨罗枝。一篇重与扬名字,花柳城东庆得诗。”(《临江乡人诗集》卷三)他自认为生平踌躇满志之作无所得,但不忍虚弃,于是简择抄录旧作,成《临江乡人诗集》四卷。而删去者则不复存,是以生平所作诗文颇多散逸,清末同治年间有人辑其佚作,成《临江乡人集拾遗》一卷。

  吴树虚又善音律,以为诸儒于律管音调能致其说而不能习其器,俗工能习其器而不能得其说,遂考订源流,著《吹豳录》五十卷;又治金石小学,尊许慎之学,著《说文理董》四十卷、《说文理董后编》六卷;因《说文》而考订文字源流,分为六类: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著《文字源流》六卷;因六书而及音韵,以为不可执后人口音而证古音,著《音韵讨论》六卷;取钟鼎文字成篇可读者,论其前后倒互之例,著《金石文释》六卷;中年以后则以郑玄、王肃注经之苦心,用之佛典,著《成唯识论文释并记》十卷、《因明入正理论后记》六卷、《观所缘缘论释记》、《因明正理门论解》,此外还编有《大昭庆律寺志》十卷、《辩利院志》三卷等。

  临终前,吴树虚将生平所著分赠东城余庵莲印和西城慧安寺超尘。吴树虚生前仅有《临江乡人诗集》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刊刻(当归草堂刻本),有关佛学的著作大多由后人陆续募资刊刻,而有关文字训诂的著作则仅有抄本传世。

  吴树虚村居闭户而不求人知,但因其博闻硕学,精通内外典,声名曾远播海外,至晚年名声益盛。通政使雷宏视学两浙、武进人庄存与典试浙江,皆登门拜访,求所著书而去。乾隆四十四年(1779),王昶至钱塘,拟与王文治相携而访,因事未果;乾隆四十六年(1781)秋,王昶复至钱塘,可惜吴树虚已于年初辞世。王昶因此慨叹闻名四十年而不获见,于是应其门人项墉之请,为之作传(《春融堂集》卷六十五《吴西林先生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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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因明入正理论后记》作校订的江了因,笔者曾怀疑是江沅,因为江了因自称“染香学人”,而江沅之诗文集则冠以“染香盦”之名。但有关江沅的传记中并没有提及“了因”的字号,所以一直疑莫能定。后来读到高山杉《龚自珍助刊〈圆觉略疏〉的过程》一文,其中引述的一则史料令笔者释疑。钦嘉枚为江沅《入佛问答》(民国三年秋七月扬州藏经院刻本)所作跋文曰:“(江沅)又号韬庵,晚同觉阿出家,法名祖定,字了因,又自号秃居士云。”由此可知“了因”即江沅之字。此外还有一个间接证据。《圆觉经略疏》卷末有一则刻经刊记曰:“平江苾蒭明澈、邬波索迦了因、从闻,谨以彭二林居士所藏隆庆五年径山传衣庵本,及汪节安居士藏万历八年龙沙章江禅院刻本,复以《小钞》参详校定……”平江即吴县,苾蒭即比丘,邬波索迦即梵语居士之音译。了因、从闻的身份可从龚自珍《重刊圆觉经略疏后序》中得到证明,该序曰:“今先取《圆觉》契之,亦使学者先读是,次第寻求也。契之者谁?吴县贝居士墉也。助之喜与与其役者谁?吴县江居士沅及仁和龚自珍也。”由此可见,了因、从闻这两位吴县居士就是江沅和贝墉。

  江沅(1767——1838),字子兰,一字伯兰,号铁君、韬庵、秃居士,江苏吴县(今苏州)人;金坛段玉裁侨居苏州时,江沅出入其门数十年,又助其校刊《说文解字注》;道光十一年(1831),至常州天宁寺受菩萨戒;善书法,尤工小篆;著有《说文释例》二卷、《染香盦文集》二卷、《诗录》二卷、《词钞》二卷、《外集》一卷。江沅精通佛学,是著名居士彭绍升的弟子,嘉庆、道光年间,江沅与僧人明澈、居士贝墉等人一起研究佛学,在佛学领域有着较大影响,龚自珍信佛即源自于他的引导。朱绶《江沅传》曰:“道光辛卯,先生年六十五,受菩萨戒于常州天宁寺,乃衣僧衣,居浮屠氏舍。郡中有刊刻内典者,先生为之校勘,手写《华严》《法华》《棱严》诸经登版,三年而毕,自归于家,自号秃居士。”(《江先生诗古文词遗集》)因此,江沅手订《因明入正理论后记》的时间,应是在他居于天宁寺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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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图书馆所藏《因明入正理论后记》未见《中国古籍总目》著录,可能是残本的缘故。在笔者的学生常博睿帮助下,检索到大连图书馆藏有完整的六卷本。经查考,大连图书馆的这部《因明入正理论后记》颇有点来头。据《罗氏藏书目录》,罗振玉大云书库的藏书中有《因明入正理论后记》六卷。罗振玉是金石大家,对因明学并无涉猎,但他却特地购置此书,说明他凭借着深厚的版本目录学功力,敏锐地注意到了此书的价值。建国后,大云书库的藏书大多入藏大连图书馆。由此可知,大连图书馆的这部《因明入正理论后记》,即大云书库之旧物。此后,笔者检索到大英图书馆也藏有一部《因明入正理论后记》,而常博睿则又检索到台北的国立图书馆藏有一部抄本。

  台北的这部抄本在台湾善本古籍数位化工程中经过整理,数年前在网络平台上公布。或许是因明学素来乏人问津的缘故,其内容一直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该抄本之馆藏信息标注“清江沅批校”,但抄本中并无任何批校痕迹,说明馆藏方认为该抄本之底本即江沅手订之道光刻本。比勘刻本与抄本之异同,两者在正文内容上完全一致,区别在于科判内容有详略。科判是梳理佛经段落及章节层次的章句之学。《因明后记》之科判应为江沅所作,条分缕析,极为细致。如卷首科判曰:“甲,大分为二:初题目、次入文。乙,初又三:初题目、二论主、三译师。丙,初又五:初说‘因’字、次说‘明’字、三‘因明’合说、四说‘入正理’、五合说六字。丁,今初。”抄本对科判做了大幅省略,仅曰:“初说‘因’字。”抄录者显然对原著内容有所把握,所以能够自由删削科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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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明后记》的最大特点,是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着全面的掌握,并加以比较和引申。由于唐宋古疏在中土已大量散逸,吴树虚所能看到的前人注疏仅有《宗镜录》及明代学者的著述,但他对散见于佛典中的零星论述加以细心勾稽,故其引述之文献极为丰富。如《瑜伽师地论》《地持论》《阿毗达摩杂集论》护法《广百论释》《显扬论》《解密深经》等,可谓巨细靡遗。因此之故,吴树虚在缺乏师承的情况下,仍能独立开展研究。如在自悟与悟他的关系上,现代学者仍有认识模糊者,而吴树虚根据《地持论》指出:“三支立量,原以示人,若自已智明,何必申量晓己。一切经论,皆为悟他而成。”(《因明后记》卷一)也就是说因明学虽有自悟与悟他之功能,但立三支比量则纯粹是为了悟他。其说简洁明了,切中肯綮。

  传世的吴树虚因明学著作尚有《真唯识量质疑》与《真唯识量私解》两种(合刊一册,今藏南京图书馆;台北国立图书馆藏有抄本)。真唯识量是玄奘于戒日王举办无遮大会时所立,以唯识学说对小乘正量部提出驳难,结果会中无人敢撄其锋。但在玄奘身后,学者对真唯识量的认识逐渐产生分歧。宋代高僧延寿《宗镜录》曾经针对相关争议问题进行了分析,但吴树虚对其说并不表认同,所以他在《真唯识量质疑》中对延寿提出质疑。《真唯识量私解》则是吴树虚提出了自己对真唯识量的见解,其曰:“此量甚难作解,若依《宗镜》所录,随处皆增阻碍。思之思之,未能去怀。今私撰一解,录出如左……唯期得三藏法师本怀云尓。”

  吴树虚是清代的唯识大家,所著《成唯识论文释并记》深受后人推崇,王文治为此书作序曰:“此书一出,凡后来留心相宗者,获一莫大之津梁矣。”正是凭借着深厚的唯识学功底,吴树虚对因明学的研究超越了明代学者,其见解也有很多值得当代学者借鉴。

  在对吴树虚的生平及著作进行考证访求的过程中,笔者同时也发现了相当丰富的清代因明学文献。如清康熙年间慧善著有《因明入正理论略疏》(刻本似已无传,今仅见抄本,藏首都图书馆),其自序曰:“善幼入讲肆,询叩诸方,凡闻经中比量之说,如梦如醉,莫知所以。次入先师御翁之门,执卷请益,亲蒙指示,始知其式。遂搜诸疏,再四研穷,聊为私记,以备遗忘。席中诸子请予流通,故不获已而杂梓之。是说不敢叩诸大方,但与后学结般若缘,是以识其始末云尔。”由此可知,自明入清以后,因明学的传承并未中断。此外,有些学者虽然没有专著问世,但他们对因明学同样有着相当的造诣,如钱林、江沅等。假以时日,在充分挖掘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清代因明学的全貌当可呈现。当然,这有待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责编:方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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