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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术:守玄阁主陈柱和他的《墨学十论》


http://www.jslib.org.cn   2018-04-12 16:15:00  来源:2018年03月21日 中华读书报 作者:郑林华   

 

  堪称学界奇人的民国学者陈柱(1890—1944)字柱尊、号守玄,北流人。虽然他只活了54岁,著作却达120余种,1000余万字,很多著作还是文言文,且遍及经史子集。陈柱出身于书香世家,7岁就读于萝村小学堂,稍长受业于容县苏寓庸。其幼年好斗鸡走狗,多次触怒豪强险些丧命,这样的浪荡子弟经母亲管教居然能折节读书,“发愤诵读不出户者三年”;清末参加革命,民初却厌恶党争而毅然退出政坛;考入南洋大学电机系学习,却喜欢给学长学弟们讲国学,校长唐文治专门配备了大寝室给他课后“开讲座”,结果还没毕业就被南洋大学聘为国文教师;写了那么多书,居然还有闲暇经常出去旅游;本来喜欢子学,民国以后,“子学朋兴,六艺之言,渐如土苴,余性好矫俗,乃转而治经”。真是个怪才!

  陈柱毕生克勤克俭,唯爱书成癖,平日教书所得薪金,除家庭开支及子女教育费外,倾囊购书。家中有藏书楼,曰“守玄阁”,又榜“十万卷楼”。才思敏捷,出笔迅速,生平代表作有《守玄阁文字学》《公羊家哲学》《墨子间诂补正》《小学评议》《三书堂丛书》《文心雕龙校注》《墨学十论》《子二十六论》等,精辟通透、博大精深,很受学术界推崇与赞赏。国学大师唐文治对其著作的评语是“阐发宏深,切中时弊,针砭末俗,激动人心,入著述之林,是为吾道光”。平生喜欢饮酒赋诗,人称“酒国诗人”,创作的诗歌不下万首,现存诗集有《待焚诗稿》两种版本共10卷,主持编纂《粤西十四家诗钞》。

  陈柱尤喜欢《墨子》,“诸子之中,于墨书研诵尤久”。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是一代墨学名著,陈柱在坐车时翻阅这部书,随手就指出可商榷者多处,于是写成《定本墨子间诂补正》,足匡孙氏之不逮,唐文治称他为孙氏的功臣。1926年,上海大夏大学请他讲《墨子》,他怕学生“徒沉溺于章句,而不能通其条贯,明其得失也。故再为之分题讲论,凡十篇”。这十篇专题讲稿就成了《墨子十论》一书。书中对墨子并非姓墨、《墨子》与经学特别是《尚书》的关系、《墨子》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墨子与诸子之异同、对历代墨学专著的评论,都有所发明,成一家之言。陈柱对《墨子》评价甚高,认为《墨子》“最富义理,诚子部中之宝书”。当然,因其根本思想未脱儒家窠臼,有时不免苛评。笔者无意臧否前贤,谨择几处评述之。

  一、《墨子》前数篇并非伪作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将《墨子》中的篇章分为五组,第一组为第一《亲士篇》至第七《三辩篇》,胡适认为这七篇都是后人假造,“前三篇全无墨家口气。后四篇,乃根据墨家之余论而作者”。陈柱对此不以为然:“夫亲士修身,诸子之言治者多不能外;墨子之偶同儒家,何足为异?且诸氏谓辞恉不近墨子,自吾观之,其足以表墨学特别之精神者正甚众。”比如《亲士篇》云:“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以自信者也。”陈柱对这段话的解释是:我非无安居,但为天下有不安之故,吾心亦不安,故我亦无安居也;我非无足财,但为天下有不足之故,吾心亦不足,故我亦无足财也;此荀子所谓“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也”。君子以艰难自任,而以安乐与人。“虽处平民之位,亦无怨心,何也?在社会努力,经能自伸,不必为官也。”

  这正是墨突不黔之义。这不就表现了墨家精神吗?

  笔者赞同陈柱的观点。比如《修身篇》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这很符合墨家重实行的观念。《修身篇》又强调:“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这一段也非常符合墨家精神,墨家就是言必信行必果的榜样,墨子更是主张有力助人、有财分人、有道教人,在《尚同上篇》中,墨子把不能互助作为人类未走出丛林状态的标志:“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而墨家学团实行分财互助原则,更加可以证明“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确实是墨家的核心观念之一。至于守道不笃不足与游,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墨子“好学而博”,“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墨子心目中的圣人是亲自参加劳动的大禹:“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于是墨子要求其信徒以大禹的劳苦为榜样:“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屐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历代学人都说墨家太刻苦,“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作为墨者,不但要苦行,还要随时准备为群体利益和匡扶正义牺牲性命,这就是庄子说的墨者“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这就是孟子说的“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就是《淮南子》说的“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汤蹈火、死不还踵”。像这样需要苦行、禁欲、牺牲的学派,如果守道不笃,岂能忍受得了并习以为常?因此说不足与游,无疑符合墨家的需要。

  二、巨子并非世袭

  梁启超根据《尚同上篇》“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就说墨子主张民选天子。墨子这句话因为原文没有主语,因此学界聚讼纷纭,各人往往按照自己的需要去解释。陈柱在书中对梁启超等予以批评,并有力地论证了墨子是主张由天来选天子。笔者赞同陈柱的观点。当然,墨子虽然反复强调“天志”,并以天降灾难与讲鬼故事的方式教育人们要尊天明鬼,要按照天的意志去兼相爱交相利,天虽然看起来被他树立成人格神,但实际上天是无法自己动手去选立和罢免天子的,难道墨子会愚蠢到连这一点都认识不到?笔者认为不能将墨子的天看成是人格神或神道设教,而可以看成一种历史潮流或人心所向,犹如孙中山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另外,并不是说“尚同”就一点民主都没有,在军事民主制时期,军事首领是由部落内部成员公举推选的,墨家保留了军事民主制时期的思想痕迹,而尧舜禹的禅让传说也可以在墨家组织中找到印证,因此顾颉刚有《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

  墨家组织的首领称为巨子。陈柱说墨家主张巨子世袭,笔者认为此言过于绝对化。巨子之传,确实是由前任巨子指定,但接班人并不一定是自己的子女,可以是其他人。墨家虽然没有规定巨子的子女一定不能接班,但传贤确实优先于传子。墨子无疑是墨家组织的首任巨子,他将巨子之位传给弟子禽滑釐。后来有记载的墨家巨子中,也未见有传位给子女的,比如孟胜为楚国阳城君守城而死,死前将巨子之位传给宋国田襄子。陈柱说墨子主张世袭制,恐怕是忘了墨子对当时王公大臣偏袒父兄亲戚的批判。不党父兄,不阿亲戚,这点墨家要比儒家好很多,“墨者之法”是墨家组织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的,即使巨子也不能例外。据《吕氏春秋·去私篇》记载:“墨者有巨子腹?,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对曰:‘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巨子可谓公矣。”年老的腹?以身作则,将独子按律处置,这点恐非儒家所能。

  舜被儒家赞誉为“大孝”之人,但这种“大孝”具有浓厚的家族本位色彩。舜的父亲瞽叟杀人,舜不是秉公执法,而是私自将其父放走。孟子对此竟无半点指责之词,相反还称赞舜之“大孝”:“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舜的弟弟象穷凶极恶,舜非但不惩治,反而为他封邦建国。连孟子的弟子万章都认为舜此举有失公正:“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陈柱对此似乎视而不见。

  三、节用与牺牲精神

  陈柱将墨子的政治主张分为积极政策(尚同、尚贤)和消极政策(非攻、节用)两种,他感叹战国时期墨子之消极政策未能行:“墨子以奢侈为致乱之源,节用为救乱之本,可谓切中时极。盖俭则有余,有余则能相让。奢则不足,不足则必出于争,此大夫所以相乱家,诸侯所以相攻国也。乌能兼爱乎?”而墨子的积极政策“乃大行于秦,以成秦汉以后一大变局”。这个论断或许启发了何炳棣,他说:就全部传统中国历史而言,最大之事应是秦专制集权统一郡县制大帝国的建立及其传衍。他认为从秦献公起秦国开始转弱为强,主要应归功于墨者的帮助。秦献公自始即对墨者有充分的信任,墨者似乎成为秦国军队中的全能干部和严格纪律的执行者。“墨者原来兼爱非攻无私救世的情怀,在竭忠尽智仕秦的过程中,竟无情地被时代化为本身生命的高酸消溶剂——这才是人类史上值得呕歌赞叹的永恒悲剧!”

  陈柱认为墨子“节用之主义,实本兼爱而生。盖必其人能节用而后有牺牲之精神以兼爱人也”。这个观点很有意思。从现象上看,确实是能够节用苦行才足以言牺牲,而且越是能节用苦行的人,越敢于牺牲自己。可否这样来分析这个逻辑关系:能够节用和苦行,就是将身体和外物都看得很轻;不能够节用和苦行,一方面是把己身与外物看得很重,不会轻易放弃,另一方面也容易为求生本能与外物所诱惑而变节。因此,日常的节用与苦行,就等于是在平时锻炼牺牲精神,以便在非常时期能够勇于牺牲。人类还有一个有趣的心理现象:越是付出得多的人,越愿意为对方付出。比如有人做过一个测试:当你的母亲、妻子、孩子都掉进水里,你只能救一个人而且必须救一个人时,你会选择救哪个?多数人选择了救孩子,或许是因为对孩子付出最多。是不是人类能够从这种付出和奉献中得到一种满足感成就感呢?笔者难以揣测。

  陈柱赞成荀子对墨子节用的批评,认为“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因为“若从墨子之俭,止求当时之足用而已,则民之劳力,唯耗于日用粗拙之业,乌有进化之可言哉?”荀子的论断有其精辟处,如果政府强行限制人民消费,则确实会导致“天下尚俭而弥贫”。但在物质大为丰富的今天,主动的而非强制的节用,却是人避免物质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当一个人解决了生存、尊重等需求,追求自我实现之后,其精神境界往往会得到巨大提升,会从追求物质转化到追求精神,因此不会去计较衣食住行等物质化的东西,物质生活均以简单为主,以便将精力注意力用在事业和精神上。这或可谓返璞归真。比如香港影星周润发将56亿财产都捐出去,吃最普通的食物,出入于市井小店中。很多顶尖科学家的物质生活也非常简朴。可见节用并不一定导致社会退化。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中,节用也有其一席之地。

  四、墨家并非重利轻情

  陈柱引用《昭明文选》中的篇目说明了墨子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笔者读其引文时,注意到张衡和曹植引用墨子的典故最多,这至少说明墨学在东汉乃至三国都还存在,因此西晋才有鲁胜给《墨子》作注,而并非像一般学者所说,到了秦汉墨学就衰颓乃至中绝了。张衡在《思玄赋》中自注:“儒家述圣道之书也,以仁义为本,以礼乐为用,墨家者强本节用之书也,以贵俭尚贤为用。”这说明张衡对儒墨两家都有研究,因此才能一言抓住两家要害。相比于今天某些学者在研究伟人思想时,区分不出诸子百家,儒墨道法眉毛胡子一把抓,要高明许多。

  陈柱在评述柳诒徵的《读墨微言》时说:“《兼爱下篇》,有先利人之亲然后爱利吾之亲之说,柳氏斥之,以谓墨子之意,专为交易起见;人人以市道相交,必至真诚尽泯。皆为精绝之论。”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陈柳之见。柳诒徵看到墨子为了教人们兼相爱,告诉人们兼相爱能够交相利,于是就批评墨子是市井之道,这和“文革”期间批判刘少奇的“吃小亏占大便宜”没什么区别。刘少奇为了教育人们不要怕吃亏,就用老百姓的语言来说明吃亏有好处,结果苛求者就说这是市侩哲学,吃小亏目的只是为了占更大的便宜。像这样去批评墨子,几乎可以视为欲加之罪。与柳氏批评的恰好相反,墨子从未以市井交易之道去做事,如果墨子讲交易,何必连跑十天十夜、冒着被杀的危险去救跟他一点利害关系都没有的宋国?鞋子跑破了,脚流血了,墨子撕下衣服包住脚继续拼命地跑,终于在楚国发兵攻打宋国之前将战争制止住。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对墨子救宋有很生动的描述和发挥:“墨子在归途上,是走得较慢了,一则力乏,二则脚痛,三则干粮已经吃完,难免觉得肚子饿,四则事情已经办妥,不像来时的匆忙。然而比来时更晦气: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墨子救宋不但没有向宋国要丝毫报酬,也没有向宋人炫耀功劳,还白白淋了一身雨,这是哪门子市道交易?从这个角度看,柳诒徵不如孙诒让远甚,孙诒让说墨子存心仁厚,勇于振世救弊,殆非韩非吕不韦之伦可比,这是比较符合墨子历史形象的。

  柳诒徵之所以苛评墨子,是因为走不出儒家范围。这一点在陈柱身上也有明显体现。陈柱也是囿于儒家观念而未能多见多闻,比如丧葬一事,儒家主张三年之丧,墨子在节葬中对当时厚葬久丧批评:“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乎诸侯死者,虚车府,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又必多为屋幕、鼎鼓、几梴、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满意。若送从,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厚葬久丧的弊端,墨子已经说得非常清楚,而陈柱处于20世纪之时,仍然批评墨子的节葬主张,认为墨子重利而忘亲,可谓泥古不化。陈柱喜欢旅游,如果他有机会去西藏见到天葬,估计以他那种儒家正统脑筋恐怕更会大不以为然,然而藏人却相信天葬合乎菩萨舍身布施苍生的意义,能使死者的灵魂升天。而陈柱自以为是的入土为安,在藏人眼里则被视为最不名誉的葬法。

  陈柱说:如果按照兼爱的主张,把别人的父亲当作自己的父亲,那么自己每个月所得的工资就应该平分给天下人,这一点谁能做得到呢?于是狡猾者将视其父母形同路人。“是从墨子之说,将不至冻饿其亲不止矣。”陈柱反对兼爱的理由看起来似是而非,其实墨子在《鲁问篇》就明确反驳了这种观点:“翟尝计之矣。翟虑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农之耕,分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为得一升粟,其不能饱天下之饥者,既可睹矣。翟虑织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妇人之织,分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以为得尺布,其不能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虑被坚执锐,救诸侯之患,盛,然后当一夫之战,一夫之战,其不御三军,既可睹矣。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为虽不耕而食饥,不织而衣寒,功贤于耕而食之、织而衣之者也。故翟以为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反过来说,如果天下人都将自己所得工资分给天下人,天下就能太平吗?除了衣食住行,实现天下太平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分工合作。《耕柱篇》可见这一思想:“治徒娱、县子硕问于子墨子曰:‘为义孰为大务?’子墨子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

  五、中西文化是否可以比附

  陈柱将墨学在清末的复兴归为言论自由:“至于清末,文网已弛,言论自由,学者遂一反而诋孔孟,尊墨子;梁启超著书称为大圣人;学者向风慕义,而墨子之学遂如日中天矣。”这种说法其实忽略了最重要的时代因素:晚清的中国被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得头破血流,人们方救亡之不暇,为何忽然重视起墨子来?因为人们觉得靠儒家那一套已经无法在新战国时代为民族争生存,于是转而求诸墨子。年轻的梁启超以《新民丛报》为阵地提倡墨学救国,学界云集响应,纷纷以墨学为然,如胡适等都是在十几岁的时候读了梁启超的书而崇拜墨子,后来竟为中国的学术流变开一生面。以梁启超当时的地位,岂谓必能过于韩愈?韩愈在唐代提倡孔墨相为用,这样看起来很温和的主张,以韩愈这样的大人物提倡之,而世人莫与响应。梁启超的一呼百应与韩愈的冷冷清清无人理睬形成鲜明对比,说到底,还是时代使然。

  陈柱对梁启超用中学比附西学的做法不以为然,颇多微词。梁启超做学问未免有空疏臆断之处,但对时代潮流则非常敏感,因此以西学解释中学,往往能使人耳目一新,不但带给人们新思想,还说出了人们想表达而表达不出的东西,遂成思想界之巨子,常执言论界之牛耳。可见中西比附不可一概而非。蔡元培就非常赞成中西文化融汇贯通,他认为古今中外的学说有很多相同点,因此中西可以融合,当然,要融合“必先要领得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他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如墨子的名学,不是曾经研究西洋名学的胡适君,不能看得十分透彻,就是证据。孔子的人生哲学与教育学,不是曾经研究西洋人生哲学与教育学的,也绝不能十分透彻,可以适用于今日的中国。”如果按照陈柱的说法,似乎只能像乾嘉学派那样做小学考据功夫,如此则将西学排斥殆尽矣。文化并不是绝对不能通融的东西,文化无非是人类群体的生存与发展经验的总结。之所以表现出地区差异性,无非是因为总结的经验不同,因此显示出的文化特色也不同。诚如业师刘景泉教授所言,文化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文明,应是超阶级、超意识形态、超地域、超国界,能为人类共同享用的精神财富。全球文化并无高低上下之别,将会不断融会贯通,浑然一体。况且时代是不断变化的,孔子这样的“圣之时者”,也会与时俱变。人们在新的时代需求之下,又会不断对古人和古典作出新的解释和评价。当然,并不是天马行空随意曲解,而是建立在对原典一定程度的合理解读之基础上。正如蔡元培所言:“古代评判哲学的,不是墨非儒,就是儒非墨。且同是儒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汉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诸子;近人替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后人之视孔墨,必将与今人对孔墨的理解和评价有所不同。这或许是学术得以不断变化发展的源头。

  附带说一句,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出版《墨学十论》时,将1928年商务印书馆版的作者序言和凡例都去掉了,实在令人费解。华东师大出版社2015年重新出版时才恢复了。

 



责编:方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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