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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术:篇篇无空文 句句必尽规


http://www.jslib.org.cn   2018-04-03 10:52:00  来源:2017年10月12日 深圳特区报 作者:车 夫  

 

  唐元和元年(806),白居易罢校书郎后,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官周至县尉。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然而,在两年的县尉任内,诗人亲身经历了官僚政治的腐败,也同时切实地体会到人民生活的疾苦,从而使他很快地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长恨歌》和著名的讽喻诗《观刈麦》。

  不久,白居易被调回长安,从翰林学士升为左拾遗。这是一个谏官的职位,有机会直接向皇帝进谏。“位卑不敢忘忧国”,白居易似乎有了一种报国有门的感觉。此时,他意气风发,诗兴如潮,写了大量为民请命的讽喻诗。《寄唐生》就是这个时期写的一首特别的诗:

  贾谊哭时事,阮籍哭路岐。

  唐生今亦哭,异代同其悲。

  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饥。

  不悲口无食,不悲身无衣。

  所悲忠与义,悲甚则哭之。

  太尉击贼日,尚书叱盗时。

  大夫死凶寇,谏议谪蛮夷。

  每见如此事,声发涕辄随。

  往往闻其风,俗士犹或非。

  怜君头半白,其志竟不衰。

  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

  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

  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

  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

  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

  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未得天子知,甘受时人嗤。

  药良气味苦,琴澹音声稀。

  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

  人竟无奈何,呼作狂男儿。

  每逢群盗息,或遇云雾披。

  但自高声歌,庶几天听卑。

  歌哭虽异名,所感则同归。

  寄君三十章,与君为哭词。

  元和四年(809),唐宪宗任宦官头目吐突承璀为招讨使,白居易上书《论承璀职名状》极力反对,说宪宗是“自损圣名”,当“取笑于万代之后”。白好生大胆,竟然斥责皇帝老子,宪宗大为不悦。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至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幸亏李绛从中化解,说白居易“非轻言也”(以上见《旧唐书·白居易传》),让白居易逃过一劫。不过,诗人不久便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可这只是一个闲职,把白居易晾在那儿。白居易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下此诗,不能不说白居易还真的有点牛脾气,虽遭打击,然无所畏惧,心中有气,借寄抒发,表现出刚直忠义而敢言直谏的精神。

  这首诗写了两个人,一唐生,一自己。前半部分写唐生,后半部分写自己。唐生是个善哭者,作者是个善歌者。二人都是正直的志士,因为共同的心怀忠义而不满弊政的思想基础,故二人交谊甚笃。

  唐生即唐衢,其实也是个诗人,他因屡应进士不等,善为诗歌,意多感发,是白居易《新乐府》诗的最早知音之一,“惟有唐衢见,知我平生志”(《伤唐衢二首》其二),“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与元久书》)。

  此诗开篇,以贾谊、阮籍二哭典为例,以写唐生贴切而生动。“唐生今亦哭,异代同其悲”二句,出语胆大,用笔狠重,不仅将唐生与古人相类比,意味唐生亦如前贤,而且将今时与古代类比,意味今世已同前朝。都是一哭,不为一私,所悲忠义,哭之性质无异。开篇的四句,深意微妙,矛头直指弊政,直指当国者。

  唐生何以动辄便哭呢?诗中告诉我们,原来唐生不为己悲,而为段秀实太尉、颜真卿尚书、陆长源大夫而哭,为他们感召日月的忠义精神和报国壮举而哭。“声发啼辄随”句谓,不哭则已,哭必号淘而老泪纵横。唐生善哭,爱我所爱而悲我所悲。哭必哭得理直气壮,哭必哭得感天动地。善哭之唐生为诗人所盛赞,然而却饱受凡夫俗子所揶揄,“往往闻其风,俗士犹或非”二句,既是对世俗的顺带一刺,又是自然收束而转场,由写唐生之哭,而转向写自我之诗。

  唐生长哭当歌,而诗人则是长歌当哭。“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诗人自比唐生,人善哭而我善诗。而我之诗与唐生之哭无异,目的只有一个:“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这乃是白居易乐府诗的写作宗旨和创作宣言。这与其《与元九书》所阐述的“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的创作动机是一致的。“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二句,侧重于内容上说,即如实揭露权贵欺压百姓,巧取豪夺的丑恶,针砭时弊,反映生民疾苦,为民疾苦而呼吁,不写无痛呻吟的空洞文字。而“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侧重于形式上说,即语言朴质无华,表达直截了当,不求音节新奇和词藻华丽,走通俗化、平易化之路。而这种诗歌改革主张,全是为了达到讽喻的目的。不管这讽喻的写法为人所不理解,与唐生的哭一样受人讽刺,只要“庶已天听卑”而“不惧强权怒,亦任亲朋记”。为了天子不受蒙蔽而能够改革弊政,诗人“甘受时人嗤”,甘被呼为“狂男儿”。真是好一副绝不退让的决斗士的精神面貌,让人感佩之至也。

  诗的最后,以“歌哭虽异名,所感则同归”二句,照应全篇,合二为一。此二句意味因其弊政而作诗和唐衢因忧愤而悲哭,性质完全一样,都是忠义之举。故南宋黄彻《巩溪诗话》评曰:“忠臣义士,欲正君定国,惟恐所陈不激切,岂尽优柔婉晦乎?”

  《寄唐生》一诗,让我们看到,白居易对自己的诗歌创作有一种期待,那就是“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学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他认为文学里的格律、形式、文字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三个字:“生民病”,就是老百姓的病苦,要反映出来让天子知道。如果写出这样的东西天子看了没有感觉,他甘愿为世人嘲笑。这是非常大胆的言论。皇帝看了都不懂吗?没有感觉吗?可能皇帝根本没有看到,诗人就自己招致了利益集团的怨恨。其实,当时白居易已经身处逆境,险象环生。他一首接一首不断问世的“讽喻诗”,已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使“执政者扼腕”,使“握军要者切齿”,然而他仍然书生气十足,对自己所处的状态并不在意,竟然大大咧咧地当面指摘唐宪宗的招讨宣尉使的错误,使皇帝勃然大怒。虽经说情后幸免处分,但谏官的职位是无从保全了。此后因此而被调任左赞善大夫,并最终因年轻气盛,在新职位上仍不能安分守己,落得个被逐出京城,贬谪江州司马的结局。

 



责编:方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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