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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术:“割股疗亲”与20世纪中国学术


http://www.jslib.org.cn   2018-03-16 10:03:00  来源:2018年02月28日 中华读书报 作者:刘克敌  

 

  传统的力量之强大甚至疯狂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而感情、感性的力量也往往可以战胜理性和科学。很多时候,人们明知不对或不可能但还是会去做,虽然后人可以指责他们是愚昧或者迷信。促使这些做出“割股疗亲”行为者之最真实的动机,就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对亲人的爱,尽管这“爱”已经变形,但真正的爱——是不需要理由更不需要借口的。

  割股疗亲,作为一种极端彰显孝心的方式,曾经在中国古代长期流行并受到褒赞。

  所谓“割股”,一般被认为是割取大腿部的肉。从割股实际情况来看,不单是割股,还有割臂、割肝、割胸肉、割乳、割腕等情形,这些都算是广义的“割股”。而“疗亲”就是用这割下来的肉来治疗亲人的疾病。“割股”行为见之文字最早在先秦时代,《庄子·盗跖篇》记介之推割股以止晋文公之饥:“介之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其后这方面的文字记录更多,后来伴随着佛教传入,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有关佛教信徒舍身供养的传说。因佛教经典多有割股故事,所以有学者认为佛教有关传说是割股疗亲的一个来源。

  那么,“割股”何以能够“疗亲”,其医学根据是什么?一般认为与唐代人陈藏器的《本草拾遗》有关。南宋张杲《医说》云:“开元中,明州人陈藏器撰《本草拾遗》,云人肉疗羸瘵。自此闾阎相效割股”。《新唐书·孝友列传》也称:“唐时陈藏器著《本草拾遗》,谓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间父母疾,多割股肉而进”。然而其真正的理论源头,既与佛教有关,更与中医本草体系中“以人为药”的传统有关。所谓以人为药,即将人体的某一部分或分泌物、排泄物或病理产物,以及与人有关的衣服和器物等直接或加工后作为药物服用。如战国时代的《五十二病方》,其中就收录人发、乳汁、头脂(人泥)、女子月事布、死人头、小童溺等人体药和人事药共计17种。之前收录于本草书籍中的人体药和人事药,大多为不伤人命之物,至陈藏器撰《本草拾遗》,才将人血、人肉、人胆等作为药物,则这些药物的获得已经和提供者之性命安危有关。正因如此,毅然“割股”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性命以医治父母等长辈疾病,才更彰显其至孝品德而被不断发扬光大,最终演变为极度病态偏激行为,成为考验晚辈子女是否“孝顺”的标志和名副其实的道德绑架了。

  虽然“割股疗亲”明显属于愚昧之举,然而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却并不因朝代更替和时代变迁而衰落,直到民国年间还时有发生,甚至一些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也加入到割股疗亲的行列中。如李鸿章之子李经述就曾为母割股疗疾,张之洞之妹张采也曾割臂医母,就连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先生也曾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为母割臂疗疾,说起来他可是先留学日本又留学德国,对西方文化了解极深,又是大名鼎鼎的“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似乎不该如此的罢。其实这并非仅有个案,甚至青年时期的蔡元培——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也因母亲患病割股:“母病,躬侍汤药,曾刲臂和药以进。”在政治人物方面,例如曹汝霖——就是五四运动时被学生烧了住宅的那位,就曾“割股疗亲”,他在日记中这样记录:“我想古时候有割股疗亲之事,或许神灵感召,存万一之望,遂于雪夜,中庭焚香跪祷,愿割股以疗祖母,祈神灵默佑,用利剪将左臂割肉一片,和粥以进……”。当然,最有名的当属袁世凯儿媳为其割股疗亲。据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的回忆,说袁世凯“他病得最严重的时刻,不过四五天。就在这个时候,三嫂偷偷地割了股上的一块肉,熬成一小碗汤,让我送给他喝。我父亲看了碗内一小块肉,一面问‘是什么?’一面或者已经意识到那是有人在‘割股’了,就连说‘不喝’‘不喝!’我无奈,只得把它端了开去。有人说,大哥曾在这个时候割过股,那一定是由于三嫂的割股而传错了的”。

  从袁静雪的回忆来看,尽管袁世凯对于儿媳的表现孝道并不认可,但在袁世凯时期,割股疗亲在中国社会确实还相当盛行。而历代北洋政府包括袁世凯在内,对于这种行为,态度也不明朗。当时的中央政府虽下达了禁止褒扬割股疗亲行为的政令,一再指示要地方各级部门执行,但地方政府不仅未能严格执行,更不能制止民间的割股疗亲行为。所以直到1943年,不少地方仍有褒扬该行为之举。总之,民国时对割股疗亲者的褒扬集中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央政府已基本不再褒扬该行为,但地方政府或传统乡绅仍有奖励行为。至于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也不少,如台湾著名学者李敖曾写有《中国女人割股考》和《中国男人割股考》二文,对中国古代的割股现象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其将男女割股疗亲行为进行对比研究的角度很有新意。此外台湾当代有位学者叫邱仲麟,其博士论文就专门研究割股疗亲,题目为《不孝之孝──隋唐以来割股疗亲现象的社会史考察》。至于大陆学术界,自然也有人研究,不过单篇文章多而综合性著述少,专题性综合研究近年来值得一提的有田甜的硕士论文《中国近代割股疗亲行为研究》。

  那么。“割股疗亲”行为和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又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两位有名人物,都曾和这“割股疗亲”有直接关系,并最终影响了他们的学术研究进程。这两位就是被梁漱溟称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的国学大师马一浮和著名学者罗振玉的儿子罗福苌(字君楚)。

  马一浮(1883-1967)是浙江绍兴人,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或“新儒家三圣”,常年隐居于杭州西子湖畔的蒋庄,即今天的花港观鱼公园内。当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曾邀请他去北大任教,却被谢绝。不然的话,人们就该称赞蔡元培求贤若渴方面的又一功绩了。马一浮1949年后曾任浙江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全国政协委员,文革期间受到迫害被赶出蒋庄,后因病去世,终年84岁。

  俗语说从小看老,一个人的命运从其童年经历即可预知。也许此话不能全信,但至少对马一浮而言十分准确。马一浮自小聪慧过人,据说10岁时母亲想测试一下他的才学,就随手指园中菊花,命其做诗,并限用“麻”字韵。这马一浮不慌不忙,当即口占一首:

  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

  据说他母亲听后十分惊喜,但更有担忧:“此诗虽有稚气,颇似不食烟火语。汝将来或不患无文,但少福泽耳。”果然,她这句断言竟然成为马一浮坎坷一生的真实写照。

  说起来马一浮算得上是少年得志,15岁参加县试即名列榜首,而同场应试的鲁迅才得了第137名,周作人只得了第484名。我对马一浮产生兴趣,就是因为他考试如此厉害——虽然这科举考试也许不能真正说明什么,但能够战胜周氏兄弟还是值得一提。也是因为马一浮这次高中头名,乡贤汤寿潜(民国浙江省首任都督)爱才心切,竟把女儿许配给他。然而少年得志的马一浮却很早就经历人间悲苦,先是幼年丧母,然后两位姐姐相继离世,父亲不久也撒手人寰,最后连结婚才一年多的妻子也凄惨死去。未及弱冠的马一浮,在目睹如此多的死亡之后,终于逃离这充满死亡气息的家来到上海,先游历欧美,又东渡日本,算是对西方文化有了较深刻的理解。但马一浮毕竟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中长大,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血液中,而不断目睹的亲人死亡更是在马一浮心灵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其中对他刺激最大者,当属其二姐的割股疗亲行为。

  当时马一浮的父亲久病不愈,无奈之下有人提出:“血肉最补形气,不妨一试。”父亲患病,作为家中唯一的男丁,马一浮为尽人子之孝理应割股疗亲。不过因为他是家中独苗,他二姐为保护弟弟,就主动提出由自己来代替。马一浮二姐自幼性格刚烈,就在父亲患病之前两年的一个秋夜,只有她一人在家,有盗贼持刀入户抢劫。他二姐见状大呼:“把刀给我,我自杀,不用你动手!”见她如此刚烈,盗贼竟然被吓跑了。此外,在这之前母亲患病时,马一浮的二姐就曾割股疗亲,所以这一次她还是会挺身而出。她这样说道:“弟弟是马氏门中的独苗,如果割了他的肉有个三长两短,这就对不起列祖列宗,也对不起已死去的母亲,还是让我来承担这个责任吧!”然后她毅然从臂上割肉一块,据说对延缓其父病情起了一点作用。但马一浮二姐却因此患病不起,不久即去世。而马一浮之父最终还是医治无效,很快也离开人世。父亲和姐姐的先后去世给马一浮巨大的震撼与打击,他知道这一切都因他而起,他们的死亡自己多少有些责任,特别是二姐实际上就是为他而死。悲痛中的马一浮,写下了这样的诗来哀悼二姐:

  庭闱酷疾困经年,疴痛相依倍惨然。语塞可怜通象译,医难无计祷神仙。金刀剜臂痕犹在,脯奠陈筵殡已迁。老泪何堪拼一恸,昨宵曾自问床前。

  正是有着这样的人生经历,马一浮之后虽然有一段留学海外的经历,和鲁迅一样有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救国抱负,有过立志学习西方文化以报效祖国的理想,但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一系列家人的死亡,已经给他内心造成永久的伤痕。如此他回国后很快又远离俗世,抗战之前一直是常住西湖之滨,过着隐居生活。但抗战的爆发,使得他不得不和现实发生关联。当时马一浮不想离开浙江,直到日军占领杭州后,他才希望远去四川寻找一个既可避难又可讲学的地方。1938年初马一浮写信给当时的浙大校长竺可桢,委婉表达愿意到浙大任教的愿望。对此竺可桢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四点半至迪生处谈马一浮事。因去岁曾约马至浙大教课,事将成又而又谢却。现在开化,颇为狼狈,并有其甥丁安期及门生王星贤两家合十五人,愿入赣避难,相容于浙大。迪生及哓沧均主张收容,遂拟复一电,聘为国学讲座。”马一浮在接到浙大方面的邀请后,随即复电应允此事,并于当年3月29日来到浙大。从1938年4月到1939年2月,马一浮一直在浙大讲学,其讲稿后编为《泰和宜山会语》。值得一提的是他还为浙大写了校歌,至今仍为浙江大学使用。当时《学衡》的代表人物梅光迪正担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对于聘请马一浮讲学的情况在书信日记中有生动详尽的记录。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梅光迪这样评价马一浮:“他是杭州著名的学者,并且由于清高和独立,一直拒绝接受任何职位(他56岁了)。当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曾多次礼聘他,但都未成功。去年,蒋委员长邀请他到南京谈话,遭到他的断然拒绝。他说,如果蒋想要得到他的建议,就应该自己到杭州来。前年,我们学校也试图请他来,但他拒绝了。”从梅光迪的语气中可见他对马一浮极为敬仰,对其气节尤为叹服。

  至于为何同意出山讲学,马一浮是这样说的:“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泰和会语》,“引端”),可见他是把讲学视为对学生的抗战爱国教育。他在讲学时以宋代大哲学家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鼓励学生,希望大家“竖起脊梁,猛著精彩”“养成刚大之资,乃可以济蹇难”。对于马一浮在浙大讲学情形以及浙大方面的优厚款待,梅光迪在书信中也留下了宝贵的记录:“我们为他找到这里最好的房屋,以其他任何地方的教授都梦想不到的礼节接待他。他不会像其他教授那样讲课,而是一周两到三次公开对全校师生开讲座。另外,他还单独给一些资质很高的学生做单独指导,这些学生一周去他的住处一到两次。总之,我们以古代对待大师的标准对待他。”根据梅光迪的记录,浙江大学确实给予马一浮很高的待遇。当时浙江大学仅有两辆黄包车,却可以为马一浮随时待命,如果路途远一点,则校长的汽车可以随时为马一浮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梅光迪对马一浮所享受的这些优待,没有一丝不满,相反觉得马一浮完全配得上这些待遇:“他是我们传统文化最好的典型,同时又明了现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虽然其中很多他都不赞成。我们确信这样一位人物的存在定会提升我们的知识水准,升华我们的学术氛围,而且对我们精神素质和风气的促进也是巨大的。”这样的评价由于是来自梅光迪写给家人的书信,可以说是他自己的真实感受和认识。也许觉得浙江大学在战时拥有马一浮这样的大师的确难得,梅光迪多少有些得意地写道:“他的到来使我们倍感荣幸,他的到来表明他认为我们值得他的相伴,由于他从来没有去过其他任何地方,这完全是艰难时刻的万幸。这也会让其他大学嫉妒我们,因为他们即使努力过,也没有请到他。”

  梅光迪在另一封写给家人的信中还描述了他主持马一浮讲座的情形。为了让马一浮讲座时比较舒服,他特意嘱咐当马一浮在讲课时候,有一壶茶必须一直热着,并一直有专人为其倒茶。此外,还专门为他准备一把舒服的藤椅。为了让讲座可以在一个良好氛围中进行,梅光迪在做开场白时,特意为听众制定了一些看起来有些苛刻的规则,这些规则是:当马一浮先生进入教室的时候,所有听众必须起立,直到马一浮坐下为止。在讲座期间,他们不能制造任何噪音,甚至连咳嗽也不行,不然就要被立刻赶出教室(想想今天讲座时怎么也避免不了的手机铃声吧!)。最后当讲座结束时,听众必须再次站立起来,在原地目送马一浮离开教室直到他走出教室后,他们才可以离开。令梅光迪满意的是,他制定的这些苛刻的规定竟然都被完全遵守了。这固然与马一浮个人的渊博学识有关,但梅光迪认为也与马一浮彼时崇高的威望和迷人的形象有关。梅光迪认为通过聆听这样大师的讲座,会让那些在新式教育下养成懒散作风的年轻人,形成一种新的精神体验。不过在我看来,马一浮先生的个人魅力,在今天是否还能让我们的90后入迷,恐怕已经是难以预料的事情。而且假如马一浮先生仍然健在,面对当下国人的精神状况,大概也只有唏嘘不止吧。

  梅光迪如此推崇马一浮,是因为他与马一浮在文化观念上有很多一致,就对儒家态度而言,两人几乎都对孔子及其《论语》推崇备至。马一浮认为《论语》一书,其大义“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认为《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章为“明生死之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为“于迁流中见不迁,于变易中见不易”。“予欲无言”章为“显性体本寂而神用不穷”等,为“易教之大义”。马一浮以为“六艺之旨,散在《论语》,而总在《孝经》。”由此他也十分推崇《孝经》一书。而梅光迪不仅对孔子有极高评价,且视角也与众不同。例如他在《孔子之风度》一文中就为世人描述了一个多情有趣的孔子形象。梅光迪写道:“孔子多情人也,其高足弟子,皆终身形影相随,患难与共,非师弟间情感之深,何以至此。”的确,打开《论语》,我们看到的都是孔子与其弟子之间的真情:子路去世,孔子悲痛而哭。颜渊之死,孔子更是大恸不止。而他的弟子则以为孔子守墓三年方式回报,子贡更是长达六年。读过《论语》者大都该记得其中这样的诗意文字:“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师生之间情感交流和相知如此,夫复何求?不过,梅光迪评价《论语》,另有其独到之处,例如他认为楚狂接舆与长沮桀溺两篇,书写情景之委婉凄婉,人物性情之生动,当为全部《论语》的压卷之作。的确,这两篇文字在表现孔子之生不逢时而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方面确实达到很高境界,读后令人怅然。

  很多人都经历过亲人的死亡,但如马一浮这样的经历应该很少。当目睹一个又一个亲人死在自己面前的时候,作为苟活者其内心痛苦可想而知,更何况马一浮是如此敏感和早熟者。理解了马一浮的这些切身经历,才可能理解其一生言行,理解他为何总是以避世姿态对待世俗,理解他为何在妻子去世后拒绝再婚,也才可以理解他为何选择隐居生活。如今,马一浮更多是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和著名书法家、诗人的身份而为世人所知,但谁又能说,如果马一浮不是经历了那样痛苦的人生经历,如果他没有亲眼目睹二姐代他割股疗亲的惨烈情景,他是否会在学术上走向另一条道路?或者为中国文化发展做出别一种贡献?

  当然,西湖之滨也非世外桃源,在十年文革中,马一浮不可能安居晚年,在遭受迫害之后,马一浮写下了这样的绝笔诗:

  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

  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这才是真正的大彻大悟,于悲凉之中蕴含乐观,其境界之阔大深沉,令人唏嘘不止。

  相对于马一浮,知道罗君楚的读者可能少一些。不过,如果我要说此人的才学与陈寅恪相仿,多次得到王国维的极力赞美,甚至把他视为现代中国学术的未来和希望所在,是否就觉得此人值得关注了呢?

  罗福苌,字君楚,系著名学者罗振玉三子。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五月生于上海。自幼聪慧过人,弱冠即通欧州各国语文,后追随父亲治学,也曾从日本学者学习梵文,并精通西夏文字及突厥、回鹘、叙利亚诸文字。在当时,罗君楚是第一个精通西夏文字的学者,也是第一个研读梵文并精通的学者,并撰写有《西夏国书略说》等专著。假以时日,其学术成就当不下于其父罗振玉。可惜天妒英才,体弱多病,1921年九月因病去世,年仅26岁。王国维对他的学问极其欣赏,经常与他讨论学问,还在书信中多次讨论他的病情,可谓关怀备至。如1921年6月14日,王国维在写给长子王潜明的信中说:“君楚热本已减退,近日又有时稍高,康科又谓非肠窒扶斯,故已许稍食蛋黄等矣。此次病中却不出,前信所言乃闻之哈园者,不确也。渠谓家中不念其病而戒其不出,意甚不平。后此,君羽有信可以慰之。”四天后王国维在写给王潜明的信中又说:“君楚之病,前日康科另约一医看之,亦不知其为何病,惟热已退,但有时或作,故仅与以葡萄酒等,未曾与药。盖其心中亦多不宁,精神上事医生不能知,亦不能治也。”罗君楚去世后没过多久,其妻子因忧伤过度也郁郁而终。为此王国维先后作《罗君楚传》和《罗君楚妻汪孺人墓碣铭》以记其事,对罗福苌的特殊关爱由此可见一斑。正是在后一文中,王国维亲自记下了罗君楚妻子为丈夫“割股疗亲”的情景:“君楚博究方言,溺苦旧籍,劝学几死,贞疾弥年。孺人服劝无方,积忧成痗。辛酉之冬,遽同危惙,犹刲臂肉以疗天。”对于罗君楚及妻子的先后去世,亲眼目睹“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景,这对王国维而言早已不是第一次。和马一浮类似的是,王国维也是很早就经历了亲人的死亡,他年仅四岁母亲就去世,之后也是在短短数年间经历了多位亲人的死亡,这大致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在1887到1910年,其祖父、父亲、妻子和女儿先后去世,一个是在1921到1926年,王国维竟然有八位亲人去世,他所体验的死亡意识之强烈,大概也只有马一浮可以相比。

  正因如此,王国维才对罗君楚夫妻的去世不胜悲伤,同时也对中国现代学术发展所受到的影响而深感惋惜。因为在当时像罗君楚那样“既博通远西诸国文字”,又能“治东方诸国古文字学”的人才确实太少。而且王国维认为,就算“异日有继君楚之业者,如君楚之高才力学,又岂易得也!”事实上对于罗君楚的去世,当时不少学者都深为痛惜,如大学者沈曾植得知罗君楚因病去世后,在和王国维提及时竟然潸然泪下。如今看来,罗君楚的过早去世对当时中国学术的发展确实是一大损失,诚如王国维所言:“然则君楚之死,其为学术之不幸何如也!”更让人叹息的是,罗君楚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而这女儿也在他们夫妻去世后夭折。为此罗振玉做主,把罗君楚弟弟的一个男孩“命为之后”,才算是没有断了香火。

  无独有偶,罗振玉的长孙、毕业于西式医专的罗承祖,可能是受罗君楚妻汪孺人的影响,在罗振玉病危的时候,也曾有“割股疗亲”的行为:“大叔在卫生间里自己用刀片在肱二头肌上割下一块儿肉,放在瓦片上焙干,磨成肉粉兑了黄酒给老太爷喝,希望自己的孝行能救活老太爷。可惜,并没能让老太爷起死回生。”看来,很多时候,传统的力量之强大甚至疯狂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而感情、感性的力量也往往可以战胜理性和科学。很多时候,人们明知不对或不可能但还是会去做,虽然后人可以指责他们是愚昧或者迷信,但我深信,促使这些做出“割股疗亲”行为者之最真实的动机,就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对亲人的爱,尽管这“爱”已经变形,但真正的爱——是不需要理由更不需要借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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