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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术:明清滇人 宗法唐诗


http://www.jslib.org.cn   2018-01-31 10:34:00  来源:2018年01月22日 光明日报 作者:多洛肯  

 

  清代姚永概《范肯堂墓志铭》云:“诗体至唐而大备,世之论者,每称李白、杜甫,二家途辙不同,其忧时嫉俗之情则一。厥后如苏轼、黄庭坚、陆游、元好问之为诗犹白、甫也。”可见,唐诗对后世诗歌创作影响极大。从宋代开始诗歌的发展就面临着唐诗范式的选择,直至后世文人把唐诗作为一种“典范”自觉学习。严羽就提出过诗宗盛唐的主张,金代以赵秉文为领袖的学古派也强调学诗要“以唐人为旨归”,元明时期甚至形成了举世宗唐和“诗必盛唐”的文化现象,并且一直延续到清代。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山川秀丽,人杰地灵,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云南作为省一级的行政区划名称从13世纪中叶一直延续至今。明清时期中原移民大规模移入云南地区,进一步促进了中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与土著原生文化的交流、融合。因此,儒家文化在云南地区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明清时期涌现出杨黼、李元阳、谷际岐、赵炳龙、李根云、师范、赵藩等众多土著诗人,同时还出现了赵州龚氏、太和赵氏等父子、夫妇、兄弟一门都有佳作飨世的盛况。无论是当地的土官、土司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需要,还是“改土归流”的文化影响,都促使土著文人攻读汉文、谙习汉文诗词。

  云南土著诗人宗法唐诗,在当时就已受到关注。南园老人张志淳评点土著诗人木公的诗,“尽有杜机轴,非今日诗家所能”,“声律好学杜不得其名”,“起承尽有杜意”,“意句俱佳,又不失杜体”,“取似唐人语故也”。杨慎批点木公“似辋川”。李元阳批点木公“得韦意”。清代胡蔚评土著诗人杨师亿诗曰:“格正调高,气味苍健,大段步趋三唐而涵咏于东。”袁枚评价土著诗人龚锡瑞云:“天才超逸,有太白余风。乐府、五七古、七绝最为擅长。五七律俱闯入唐人之室。”清代刘大绅评价土著诗人赵廷玉道:“紫笈先生,学富才美,雅好吟咏,谢氏池塘,韦家风雨。”江南名士赵本扬评价土著诗人师范“格高气浑,力深思沉,俨然少陵家法”。

  明清云南土著诗人对唐诗的学习,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对唐诗文字的借用、化用。这种对唐诗的接受方法在云南土著的诗歌创作中运用得相当普遍。即借用唐诗部分或整个语句,或对原有语序、词语进行前后颠倒、活用。如土著诗人杨载彤的《望夫云》诗“相思会有相逢处,相隔能无相见时”是对李白《秋风词》“相思相见知何日”的化用,但立意创新,含有情人终能相见的积极思想。

  ——对唐诗意象的借用、化用。如土著诗人左正在《送李别驾归蜀》中有“金马浮云迷客梦,浣花明月醒人眸”之句,其中“浮云”意象化用了杜甫诗《哭长孙侍御》中“流水生涯尽,浮云世事空”之主题,用“浮云”来比喻世事的飘忽不定也是极为常见的创作手法。再如土著诗人刘文炳在《游紫溪山》中有“何当开霁景,一览万山低”之句,和杜甫《望岳》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表达结构上一致,“何当”对“会当”用法相同,“开”对“凌”都是动词,“霁景”和“绝顶”都属偏正结构,“何当开霁景”与“会当凌绝顶”在相同位置的词语词性都是相同的,甚至可以互换,所以在结构的模仿化用上,相似度特别高,尤其是“一览万山低”和“一览众山小”,在表达上如出一辙,并且都有一定的设想内含其中。

  ——对唐诗意境的借用、化用。意境是把诗人寄托情感的所有意象综合起来,构建一种能让人产生想象和联想的境界,是唐诗接受的最高层次,对诗人的文学修养有更高的要求。土著诗人杨穆之《访禅友不遇》“晚游净土白云多,樵子归来一曲歌。红叶林中人不见,行踪问石奈顽何”与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禅友”和“隐者”本身就带有超脱尘俗的洒脱和淡然,他们安于喧嚣的世俗之外,所以“不遇”是常态,不知行踪更是这些世外之人的处事方式,潇洒、自由。

  在云南土著诗人的心目中,为什么唐诗会成为一种经典,云南土著诗人是用怎样的一套审美法则来定义唐诗美感的呢?

  诗学的韵律美感。诗体至唐而备,格律至唐而全。到唐代时,诗歌俨然具备了所有的“部件”,成熟而精良。格律、字数、句数、用韵等方面都有了严格的限制,全然没有了古体诗的“自由”。而这种“不自由”正好成全了诗歌的韵律美感,为后人所标榜。以土著诗人赵廷玉极具地域特色的诗歌《望夫云》为例:“一缕浮云几度秋,坚心常注海中沤。踉跄浪打蛟龙窟,绰约神明水月楼。卷地难平千古恨,回峰又锁百重忧。可怜夫婿无消息,空报情根护石头。”这就是一首广义上的律诗。首联和颔联,其基本的平仄规律是: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平,仄平平平仄仄平。乍看来,并不符合格律诗的规律,但诗歌讲究的是抑扬顿挫的声调之美,这首诗歌很巧妙地做到了逢双必反的节奏规律,即第四字的平仄和第二字相反,第六字又与第四字相反,如此反复就形成了节奏感。逢单却可反可不反,这是因为重音落在双数音节上,单数音节相对而言就显得不重要了,这就是格律中的“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规律。纵观全诗,可知押的是平水韵下平十一尤韵。对仗工整,格律也基本准确。

  生命的无常境遇。杜甫在《天末怀李白》中说:“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在土著文人中,木公的诗歌创作受杜甫影响颇深。杜甫那种“忧国忧民”的博爱精神在木公的诗歌创作中有大量体现。木公的这种忧患意识则来自他的身份,木公作为土司首领,在成为诗人之前还是一名统帅和治安官,作为经历过战争的人,自然对民生疾苦有着深切体验。张志淳为木公的《雪山始音》作序时说:“间尝问诗,告以始于杜。又问所先?告以近体,可持循以入。无几何,以所为诗数篇至,若有近杜者矣。又无几何,以所为近体二百余篇至,良有似杜者矣。”可见,对唐诗的自觉学习,是土著诗人诗歌创作取得进步的巨大推力。

  共同理想的塑造。土著诗人在学习唐诗诗歌技巧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唐诗中价值观念和共同理想的力量,在学诗的同时,自觉把这种观念和理想融入骨血。在土著诗人桑映斗的《对雪吟》中有“君不见,少陵穷饿不知愁,广厦千间为人谋;又不见,香山挟纩思大裘,却想冬日覆杭州”之句,少陵句是指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香山句则指白居易《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亦非纩,裁以法度絮以仁……与君展覆杭州人”之句。诗人也愿像杜甫和白居易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把民生的疾苦放在心上;也愿意把“天下寒士俱欢颜”作为要实现的共同理想。这些土著诗人,自发自觉地融入民族大义的价值观和共同理想中去,为中华精神的光大续写了新的篇章。

  明清云南土著诗人对唐诗的学习是多角度、全方位的,从创作到审美,诗品到人品。他们对唐诗的接受并非生吞活剥、盲目学习,而是在接受中悄悄融入了本民族独特的气质个性与审美取向。因此,他们的诗歌创作既有接受史的共同特征,亦有自身的独特印记。

 



责编:方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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