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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术:弦歌《诗经》的礼乐传承


http://www.jslib.org.cn   2017-12-19 15:59:00  光明日报 2017年12月18日 作者:任梦一  

 

    自周公制礼作乐,《诗》与音乐就紧密相连,作为周代乐舞表演的主要构成存在。无论采《诗》以观风俗,还是《雅》《颂》的祭祀宴飨、颂恭先王,都充满了音乐性的吟唱。而这种《诗》与乐的结合,不单单出于审美的需要,更把礼、乐与文采凝汇而成“《诗》教”,用于贵族子弟礼教的启蒙,如“十又三年,学乐,诵《诗》”“二十而冠,始学礼”(《礼记》)。而《诗》作为雅言,用于朝聘祭祀、宴射娱乐、对外交流等诸多场合,是国家、集体间和王侯公卿士民规范行为的依据。如《仪礼·燕礼》载国君退朝时小臣代表宴请大臣,堂上鼓琴瑟歌《诗》,堂下奏笙曲;《周礼·春官·宗伯》记国君和士按《驺虞》《采蘩》等各自的《诗》乐礼节进行射箭活动。《诗》乐用于钟磬宴设、庸鼓祭祖、钲铙军乐等,融合方方面面的礼仪,因而不同场合有不同配乐,琴、瑟只是配器中的一部分。据《周礼》记载,琴、瑟二者为瞽蒙所掌,并与视瞭、钟师、籥章等乐工配合,并没有占据突出位置。

  孔子是将琴、瑟从《诗》乐的多种配器中独立出来的第一人,将《诗》全部配以弦歌。当周王室衰微,出现了“季氏八佾舞于庭”和“三家者以《雍》彻”(《论语·八佾》)等诸侯僭越的局面时,尊卑分明的礼乐制度被冲破。孔子深感音乐的六德(中和祗庸孝友)、六义(兴道讽诵言语)与《诗》所传达的思无邪、君子德、夫妇礼、伦常序,对于解民愠、启民智的重要性。他也看到,过去《诗》乐是以钟鼓管弦乐队配合乐舞进行表演的,这样复杂庞大的演奏形式普通民众很难实践。而琴、瑟取材于生活中易获取的桐树、梓树,琴弦产生于家家可制的蚕丝,不仅具有简单易获取的特质,琴、瑟本身音域、音色颇具表现力,也能将反映百姓广泛社会生活交往的《诗》旨表达出来。因而,孔子厘定《诗》三百,“皆弦歌之”(《史记·孔子世家》),使本来属于贵族礼乐范畴的《诗》乐,可以家弦户诵,走进百姓的生活。孔子立私学,实现了《诗》乐“移风易俗”的普及教化。礼乐是他一生实践的理想。他陶醉于“洋洋乎盈耳”的《诗》乐,齐鲁会盟以雅乐作为外交手段,陈蔡绝粮七日仍“弦歌不衰”(《孔子家语·在厄》)。孔门弟子更是礼乐的践行者,“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孔子曾到弟子言偃做长官的武城去,看见言偃倡导弦歌乐教(《论语·阳货》);子夏、闵子骞三年丧毕援琴而弦,孔子称赞二人能以音乐约束并规范自己的礼仪(《毛诗》“素冠传”)。

  春秋战国,诸子出于王官之学,无论如墨家对诵、弦、歌、舞《诗》三百的礼乐之道的诘难,还是各国春秋史传中记载的外交辞令、聘问歌咏,都反映出对礼乐的学习是当时重要的社会习俗。此时士阶层不断扩大,弦歌的美学意义日渐突显,琴、瑟被赋予的德性内蕴,成为士阶层修养身心的重要途径。成连、师旷、伯牙等民间琴家的出现,客观上都使弦歌《诗》教得以传播,促进了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虽然历史的尘烟消散了《诗》乐,弦歌《诗》三百大都早已失传,但是孔子极力推广的“《诗》乐之教”的精神,却流传下来,作为一种礼乐符号而延续。汉代作为统一王朝,一方面以儒学为经术,尊《诗》成为“经”典;另一方面,儒家后学随势而起,四家注《诗》,义理训诂不离王治。伴随民族融合、多元音乐形式的汇入,汉代承古新制了大量郊祀、鼓吹新声,诗赋、乐府民歌渐次发展,疏离了弦歌《诗》乐原初的音乐性,消解了弦歌《诗》乐的礼乐主体,但《诗》与“雅乐”所内含的礼乐教化功用却更加广泛地延续了下来。《汉书·艺文志》载有“雅歌诗”四篇,“诗赋略”更按不同地域和题材列歌诗二十八家,正是对周代礼乐制度中采《诗》以观风俗、敦教化的承接,汉代射飨也仍依先秦古制。

  曹魏时,杜夔依古声创定“鹿、邹、伐、文”四首《诗》乐,而弦歌《诗经》的复兴则要到唐代。弦歌《诗》教因科举鹿鸣宴制得以完美承袭。唐为加强中央集权开科取士,重整三代经典,太宗为了“澄源正本、革兹弊俗”曾亲下诏书录“乡饮酒礼制”。乡饮酒礼源自西周,是社会嘉庆举贤、重德序齿的主要途径。据《仪礼·乡饮酒礼》载,周代乡庠举行乡饮酒会时,以弦歌《鹿鸣》开场来嘉祝宾客。唐代设“鹿鸣宴”,地方官宴请新科举人,也沿袭了前代弦歌《鹿鸣》的礼制。此后,鹿鸣宴在唐至清代的科举和教育文化体系中延续了一千多年。弦歌《鹿鸣》及乡饮酒礼中的《诗经》吟唱,因契合了统治者以明经科考吸纳人才和以歌《诗》的浸润教化之用,重新焕发了生命力。

  唐宋弦歌《诗经》的音乐,因为当时有减字、工尺、律吕等多种记谱方式,得以流传。南宋朱熹《仪礼经传通解》载赵彦肃传《风雅十二诗谱》,熊朋来《瑟谱》重编此旧谱,记录了唐代乡饮酒礼歌《诗》的乐谱。熊朋来又制歌《诗》新谱,以瑟伴奏,言“古者歌诗必以瑟……歌诗不传由瑟,学废也”,言虽有偏废,但在宋代女乐如此发达之际有弘扬《诗》乐之识可谓不易。后有《乡饮诗乐谱》《东皋琴谱》,枯木禅、自远堂琴谱等亦传《诗》谱;清代《钦定诗经乐谱全书》更依先秦古乐重制《诗》乐三百,《律吕正义后编》载其时宫廷帝后贺宴三大节庆时“和韶乐”,更是以琴瑟、钟鼓、埙笙等器乐再现雅乐盛况,达到了礼乐集成的巅峰;近代以来如《琴学丛书》著者杨宗稷等琴家,也进行了弦歌《诗经》的弘扬和复兴工作。

  弦歌《诗经》陶冶了文人君子,超越了单纯的、具有美学意义的、配乐吟唱的文学作品的高度。弦歌《诗》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特色,甚至惠及域外地区。唐宋以来泛亚文化圈往来频繁,弦歌《诗经》作为中国礼乐文化符号就远播东亚、东南亚国家及地区,并对其礼乐建构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朝鲜半岛古代宫廷雅乐、乡器俗乐有汉礼器乐之影;唐乐的输入、“明清乐”如《魏氏乐谱》的传入对以雅乐寮为代表的日本宫廷礼乐建设颇有影响;越南古代宴飨大乐和内宴小乐在内的宫廷音乐系统建立,也受到了中国礼乐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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