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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玄览堂:徐小跃 说孝(中)


http://www.jslib.org.cn   2015-10-22 15:32:00  现代快报2015年10月22日第16版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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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年来,国学大热,不仅各所大学纷纷开设国学研究机构及课程,针对孩子的国学启蒙教育也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相关教育专家指出,国学之于今日教育的深远意义,其实并不在于一个孩子读了多少本国学专著、能背诵多少首唐诗宋词,也不在于一个学校开设了多少堂国学课、在国学教育中投入了多少银子,而在于,让一个人,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懂得如何做人。

    为汲取传统国学精华,让国学经典以最合适的形式和面貌出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现代快报》与南京图书馆合作开办了“国学玄览堂”专栏,特邀南京图书馆馆长徐小跃及相关国学专家为我们解读国学,将厚厚的“经史子集”深入浅出地呈现出来,让广大读者尤其是孩子们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成长的营养和智慧,乐观积极地面对学习和生活。

    6.孝与忠结合而形成的忠孝思想。与孝相连而形成的“忠孝”思想当是孝道包含的一个重要内容。《孝经》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如果单就“孝”的问题来说,其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显著地位及其重要性都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当孝与忠相连而构成“忠孝”问题,其中的复杂性就呈现了,这就需要我们历史地、具体地、辩证地加以分析了。忠孝二德谁产生的更早,学界是有不同看法的。但如果就忠孝二德连用的话,无疑是孝德在先,忠德在后。道理很简单,忠孝就是要解决移孝为忠的问题。我们已知,孝的对象是双亲,“善事父母为孝”,所以这是对父母家庭所负责任和义务而表现出来的善德善行。忠的对象是集体、上级、君王、国家,那是对这些对象的责任和义务。所以说,孝是离每个人最近和最先要做的善行,为大家非常熟知的“百善孝为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已强调指出了,善事父母的孝道之最本质的伦理精神一定是爱,又具体表现在“敬”“顺”之上,所以也才有了“孝敬”“孝顺”之说。由孝道而表现的下者对上者的敬顺之爱,当是忠孝思想提倡者要很好利用的地方。也就是说,要将这种下对上的敬顺之爱推及到更广泛的范围。《论语》中的一段话最能体现这种意图。“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为政》)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善事父母,善事兄长,就不会犯上作乱,去做逆道背理的事。所以孝悌是实践仁爱之德的基础和根本。《管子》说:“孝弟者,仁祖也”,《孝经》说:“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君子之事亲,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以上之论,都是在强调孝德的根本性和先在性以及由孝而生出的敬顺之德。出于人的真挚情感而对在上者的父母兄长的敬顺仁爱的德行,如果将其扩展开来,对他人、集体、事业、上级、君王、国家也都能做到尽心尽力,敬顺行事,那应该成为一个文明社会值得正面肯定和提倡的行为。

    由孝而忠,或者说移孝作忠,如果在上述意义得到自然地展开,那末,这样的忠是不可或缺的。汉唐以来所形成的“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选拔人才机制,其思想基础正在于此。当然,在现实中也不是说只要是孝子,那一定是忠臣的,相反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即一个人可能在家是孝子,而对外人、集体或国家可能并没有发生必然地推移去爱他们。也就是说,由孝而忠之间并不存在必然性。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也还有另一个观念被人所熟知,即“忠孝不能两全”。但中国人为了树立和弘扬孝与忠的关联性,则会从反面说理来支撑这种观念的正当性。具体说来,如果一个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的人,这个人一定不会爱他人,不会爱岗敬业,进而也不会爱他的国家和民族,而此种人一定不可重用。

    所以,与其说“忠孝”,不如说“孝忠”更符合它们的逻辑顺序。孝的本质在于爱,爱是一种有心、有情地对对象的眷念、亲近和爱护,爱父母,爱家庭,由此推移,爱家乡,爱故土,爱国家,爱天下。这是一个源于亲情的延伸,这是一种基于责任的扩展,这是一项本于使命的推及。延伸、扩展、推及都是强调爱的超越。“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于家,家之本在于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语),“爱于亲者忠于国”(常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齐治平”(《大学》语)等思想正是这一爱之超越性的最好表达。基于“孝忠”而产生的爱国情怀,也是由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由此可见,与孝相连的忠,其积极正面的价值与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对于宋代以后那种将“移孝作忠”仅局限于处理君臣关系的狭隘化,并将两者的关系绝对化的忠的思想,我们是应该明确否定和批判的。我们也将这一性质的忠,名之为“私忠”“愚忠”。

    7.二十四孝的得与失。说孝不能不说在中国有着广泛影响的“二十四孝”问题。虽然这二十四孝的人和事都是发生在中国古代,汉晋以前占了绝大部分,因而具有了十分突出的时代局限性,但是,站在人性以及现代社会的角度对其进行具体的辨析和讨论依然是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在这二十四位孝子的行为中,都是强调从生到葬再到死后很久的祭祀如何行之以礼,如何让父母生活的好,如何关爱忧愁父母的疾苦,如何让父母高兴快乐,如何满足父母特殊的需要等等。从他们的行为表现中,我们并不怀疑他们对自己的父母那份有心,有情,给予,尊重,宽容的仁孝之真挚情感,也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肯定二十四孝中所表现的这种伦理精神,但是,我们对二十四孝中有些极端的做法是无法能够接受的,更不要说去效法了。任何一种伦理精神的彰显,都始终应该符合人性地对待。也就是说,如果一种伦理精神本身是要体现人性的光辉的,而最后却失去了这种人性的光辉的话,那末,我们就要认真去反思这种伦理精神本身的缺陷和错误了。例如,在二十四孝中有几则正是因为将仁孝推向不适当的地步而丧失了人性的例子。郭巨埋儿,事亲奉母;丁兰刻木,事死如生;王裒纯孝,闻雷泣墓等。为了父母,而全然不顾其他生者的生存权和幸福权,这样的孝行是极不人道的。这里只对“郭巨埋儿,事亲奉母”一孝作些介绍。郭巨,晋代隆虑人,原本家道殷实。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作两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取母亲供养,对母极孝。后家境逐渐贫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的母亲非常疼爱孙子,自己总舍不得吃饭,却把仅有的食物留给孙子吃。郭巨因此深感不安,担心养这个孩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遂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当他们挖坑准备埋儿时,在地下二尺处忽见一坛黄金,上面写:“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夫妻得到黄金,回家孝敬母亲,并得以兼养孩子。从此,郭巨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而且“孝顺”的美名传遍天下。对“埋儿奉母”的所谓孝行,鲁迅曾经有过无情地揭露和辛辣的讽刺。“彼时我委实有点害怕:掘好深坑,不见黄金,连‘摇咕咚’一同埋下去,盖上土,踏得实实的,又有什么法子可想呢?我想,事情虽然未必实现,但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势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我们之所以说一说二十四孝的问题,是想阐明这样一个观点,在弘扬包括孝道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时,应始终站在现代文明社会和人性的高度来审视它们,不要不加分析和批判地一味全盘吸收。正是基于此,我们非常不赞同为了宣扬所谓孝道,而到处搞什么二十四孝图,建什么二十四孝公园之类的景点。

徐小跃

    南京图书馆馆长,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首批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暨“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


 



责编:李宏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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