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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汉学


http://www.jslib.org.cn   2014-05-13 11:17:00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姚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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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人想象中的孔子形象

    日前写过一篇短文,题作《汉学辨》(见本报2010年7月7日第19版)。编辑先生说,该文以接连几个问号收尾,显得意犹未尽,建议我续写一篇。于是我便考虑,还应该谈些什么?

    让我仍从概念谈起。《汉学辨》中说,汉学和国学是“一件事物两样叫法”,属于同一个领域、同一些对象,外称“汉学”、内名“国学”而已。这只是省便的说法,经不起细细推敲。虽说“汉学”与“国学”紧密到难以分开,谈及一个,势必牵出另一个,但是属于近亲,并非一个事物,与马铃薯、土豆、potato的关系不同。“汉学”与“国学”是近义词,而非同义词,前者的包容面往往比后者广。何以见得呢?不妨以几事来明理。

    事例一,外国人研究鲁迅或者中国当代文学,当然是汉学家。国人研究同样的东西,只能说是文学家,称不上“国学家”。因为国学的对象偏于古旧和传统,汉学则今古兼纳,传统与当代并包。虽然,传统可以延伸,当代会成历史,不出一个世纪,鲁迅研究、毛泽东研究等等想必也会纳入国学,但国学的涉面目前终究窄了些。如能容纳当代,国学必定更具活力,然而那样它就不够传统,不该叫“国学”了。再来温习一遍《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词条“国学”,释为“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国学之“国”,指中国不错,只是,指中国而不包括当代中国,甚至民国也只在边缘,可证“国学”一词很旧。不过,这是中西学科概念的指称范围有别,与历史认识、价值取向毫不相干。国学和汉学不完全是同一学科。

    事例二,外国的汉学系以讲授和研究汉语为主,逐渐过渡到中国文化,把文化同语言穿插起来讲。我们的“国学院”则视孔孟老庄、经籍文史的研讨为要,即或研修语言,也限于古文。这是科目侧重的不同,照理说很正常,系外语和母语之分所致。可是还有另一面。《汉学辨》谈到,进入现代,语言文字之学几乎已被从国学中抽空,勉强能占一席的话,也是排在末尾。回到上世纪初,章太炎作《国学讲演录》,将国学切成五块,第一块便是语言文字学:一小学,二经学,三史学,四诸子,五文学。语言文字学的淡出国学,有利、有不利,须分论之。有利之处是,语言研究独立成科,称“语言学”,与现代科学的划类相合,便于同国际学术接轨。不利之处是,国学失去语言文字学的基础,有脱离文本、流于凿空的危险。章太炎当年提醒道:“诠释经文,不宜离已有之训诂,而臆造新解”。(《国学讲演录·小学略说》)今人讲论先秦典籍,恰恰推尚新解,只管自说自话,能联系实际就好,而不愿在文字训诂上下工夫,因为那样不但辛苦,还会被指迂腐。

    事例三,国学偏重经史诗文、伦常哲理,一般不过问通俗文化,距离日常生活也较远。汉学则雅俗兼顾,贴近现实生活。汉学本来也是深奥学问,近年来它能走近生活,要感谢孔子学院伸援手。年前我在纽伦堡—埃尔朗根大学汉学系,得知近几年该系与孔子学院联合开办暑期汉语班,既能传播中国语言文化,又为双职工家庭的孩子提供活动场所,解决了一大社会问题,很受当地民众欢迎。我们的国学院乃是高深学府,或属于科研重地,想来不至沦为社区服务机构。

    事例四,汉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翻译中国书,不仅译典籍,也译当代作品。国学则向无此任。就这一点看,汉学家的工作领域也广过国学家。不过近两年,因为国势日盛,财富激增,遂至国学也欲发力,企图介入这一块的工作面。于是有机构制订规划,乃至设立大奖,把中华典籍的外译当作头等大事。弘扬中国文化,哪个敢说不好?惟独有一点不解:倘若真要想与汉学家工作面的广度求得对等,国学家应当致力于翻译西学典籍才是,何必与汉学家抢事做?况且四书五经等,明末以来汉学家们早已贡献多种译本,现在国人自行重译,终有袭取之嫌,能否为汉学界接受,是很大疑问。我曾问一位欧洲汉学家,对中国人自译经典一事怎样看,他不回答,只是反问:假如有当代印度人把佛经重译为中文,中国人信得过么?《论语》、《老子》不是美国大片,从不需要推介。

    事例五,从国人的角度看,国学是根柢,汉学是枝蔓。汉学是外国学术,与我们隔着一层,国学才是我们的家底。国学的根子深达两千五百年,相比之下汉学还年轻,萌生于五百年前,是利玛窦一行来华播教、移植海外的结果。谈论海外汉学,当有国学根柢,否则看汉学便如同赶集观大戏,只瞧个热闹,看不出门道。但历史悠久、家底丰厚,便容易养尊处优,以为外界事物不足观。汉学虽生自国学,却因为有西学传统滋养,理论方法上每每胜于国学。月前江苏金坛举办“段玉裁与清代学术研讨会”,笔者应邀携文参加。会上有德国汉学家冬玛柯(Marc Winter)发言,提出:研究儒学,宜综合起哲学思考和语言阐析,因二者在传统学术中本不可分;考察自己推崇的清儒,应避免蜕变为英雄研究,故既要读吴派江藩所撰《国朝汉学师承记》,又须读其对手、桐城派方东树所著《汉学商兑》;清代学者已有思想自由,个人在学术上能够自主,师承关系因此并不重要,如段玉裁只究小学,不关心其师戴震的哲学理论。凡此诸论,善于剖析、讲求辨证,均为在座中国学者欣赏。

    事例六,“汉学”是中性词,不带修辞色韵,“国学”则似乎别有意旨。称某老外是“汉学家”,并不稀奇,是对从事汉学研究者的正常称呼;称我国某学者为“国学家”,却是颁授荣誉称号。典型的例子是季羡林,明明是东方学或印度学家,却偏偏要冠以国学家。其实季先生自己也曾力请辞去“国学大师”,怎奈媒体不愿放过,公众不肯轻饶,官方索性也顺水推舟。何以会如此呢?一则是因为现代学术需要造势,不立一面大旗、捧一个星级人物出来决不罢休。如季先生的案例,当事者头脑甚清晰,断非假客气,是辞不去的苦呵!事情都坏在众氓身上。二则“大师”是褒词,“国学”为雅称,组合起来便成最高的美誉。国学、西学、东方学,原本只是领域有别,不必有高低之分。好比成衣匠或点心师,做中式的、西式的,无非分工不同,手艺佳的都是大师,反之都不啻混饭吃。无奈人的思维常有定式,易为国民性格牵制,倾向于宝重本族文化传统,由是同样称“家”,国学家的待遇便优于东方学家。

    “国学”一如“国技”、“国术”,是笼统不清的旧概念。说某某会“国技”,是“国术家”,我们便要猜他干的是哪一行,武术、围棋、国画、书法、针灸、烹饪、风水、卜卦,祖传技艺百种,究竟擅长哪一门。称某人通国学,也须追问他主攻哪一科。如果他研究中国哲学,就是哲学家;研究中国文学或历史,则是文学家或史学家;研究音韵训诂文字,便是语言文字学家。这些才是清清楚楚、实实在在的称呼,好过囫囵一个“国学家”。以中国传统学术分域之多、题材之众,当今已无人能全通。乾嘉时期虽有学人门门欲究,而能接近全通的仅三二人,戴震是其中之一。之后西学再度东来,眼界变阔、视角增多,对中国古代学问探掘愈深、区分尤细,样样精通的可能性更小了。

    民国初年的学人,承前清广涉博闻的传统,仍视语言文字为探究学术的梯航。章太炎、王国维、胡适都堪称通儒,对语言文字也都有研究的趣好。而当时学人之重视语言文字,与清儒又有显著的不同。乾嘉学人眼底惟见汉语汉字(仅个别人如钱大昕略有兴趣于满文),尤以古文为要。至晚清,中国学人的语言世界观才发生质变,例如马建忠熟谙数种欧语,得以撰成《马氏文通》。20世纪称得上“国学家”的学人,如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欲经外语通乎世界,借西学丰富国学,因此钻研多种外语在他们是平常事。如今这样的国学家,假如还剩有“国学家”,已经难觅。

    时代不同了,今日的国学已非往昔的国学。而汉学还是汉学。但汉学真的没有变,五百年来一直是它自己吗?——请原谅我又留下一个问题。

    (七月中于京西上河村)

   

 



责编:朱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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