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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大学早期的中国研究


http://www.jslib.org.cn   2014-05-05 15:14:00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顾 钧  

 

    位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的一所著名学府,近年来多次在美国大学排行榜中高居榜首。普大的中国研究虽然很难说是全美第一,但无疑是实力雄厚的重镇,与整个学校的水准相一致。普大今日的成就离不开以往一代代学人的努力,就中国研究而言更是如此。

  普大的汉语教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第一位老师是Robert K. Reischauer,其兄是日后以研究日本著称的赖绍华(Edwin O. Reischauer)。Robert本人对日本也颇有研究,但不幸早亡。1937年夏天,他在上海旅行时正值日本侵华,在一次中日冲突中被误伤致死。接替他位置的是饶大卫(David N. Rowe),饶本科毕业于普大,后来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但在母校教了几年后就跳槽去了耶鲁大学。此后由于二战以及其他原因,普大始终没有一位在岗的全职中文教师,直到1956年秋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的到来才结束了这一局面。

  牟复礼与中国结缘很大程度是由于二战。1942年底,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20岁的牟复礼离开刚刚上了一年的大学,应征入伍。当时美国军方急需中文人才,牟被选中派到哈佛大学接受了为期一年的培训。1945年到1946年他作为美国战略情报局(中情局前身)官员在中国工作了一年,这一年当中不仅在昆明、上海、北平和国民党打过交道,而且也在献县、张家口和共产党有过接触。战争结束后牟本来可以去哈佛继续学习,但是他选择了位于南京的金陵大学,并于1948年获得了学士学位。返回美国后,他于1954年获得了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学位,逐步成为一位明史专家。从1956年加盟普林斯顿大学到1987年退休,牟氏一直是推动普大中文教学和研究的关键人物,地位堪比哈佛的费正清(John K. Fairbank)。

  在饶大卫和牟复礼一去一来的十几年间,普大的中国研究也没有完全停顿,这得力于三位学者的努力。第一位是George Rowley,他是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专家,但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对中国发生兴趣,并无师自通地研究起中国绘画史,从此直到1960年退休,他一直坚持同时教授意大利和中国绘画史。Rowley教授在中国绘画史方面只培养过一位博士生,但此人十分了得,足以以一当十,他就是后来美术史界无人不知的方闻(1958年毕业后一直执教于普大艺术与建筑学系,1992年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第二位是政治学系的William W. Lockwood,他生于上海,其父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所以从小就能说一些汉语。Lockwood二战前夕进入政治学系工作,二战中被借调到美国空军,战后回到普林斯顿继续执教。他所开设的有关东亚政治的课程涉及近代中国的历史、政治和经济问题,一直作为了解东亚的入门课而深受学生的欢迎。第三位学者是Marion J. Levy Jr.,他1947年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后执教于普大社会学系,他的博士论文《现代中国的家庭革命》于两年后出版。不难想见,Levy的到来使普大又多了一位可以教一些与中国有关课程的专家。

  三驾马车的工作虽然不无成效,但毕竟有限。牟复礼需要做的事情很多。首要的就是恢复常规的汉语教学,并使之成为一门学分课程。牟复礼来普大之前,汉语一直是根据学生的要求来开设,而每年有这样要求的也就是二至三名学生,由于不算学分,这三三两两的学生往往满足于一知半解,缺乏继续钻研的劲头。在汉语教学正规化以后,牟复礼要做的就是建立中文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体系。经过几年的努力,这一体系推出了首批毕业生,虽然只有本科生一人(1961年),研究生二人(1967年),但无疑建立了一个重要的起点。最早的研究生之一陈学霖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元史专家。

  一个好汉三个帮,牟复礼来普大后的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增添人手。1958年正好有进人指标,牟向同事推荐了陈大端。陈当时在印第安纳大学撰写有关清史的博士论文并且同时教授汉语,此前他曾长期在北京生活学习,会讲标准的普通话。这些条件都很理想,陈大端顺利地通过了考核并于第二年9月正式到普大报到。有意思的是,牟在推荐陈的时候并没有避讳他和陈的一层特殊关系:金陵大学时代的同学。这样一层关系显然比光看履历和面试更能深入地了解一个人,牟复礼“举贤不避亲”产生了好的效果,此后的事实证明陈不仅科研能力很强,同时也是一位难得的汉语教学高手。

  在陈大端之后,又有几位高手被引进到普大。1961年,高友工的加盟填补了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白。名师出高徒,日后以研究明清小说特别是“奇书文体”著名的浦安迪(Andrew H. Plaks)就出自高门。浦氏于1973年博士毕业后就留在了老师身边。1965年刘子健的加入打下了宋史研究的根基,而1971年Willard Peterson的到来则使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

  普大的中国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起一直隶属于东方学系,随着学科和人员的扩大,1969年,东方学系一分为二,成立近东学系和东亚学系,中国研究作为东亚学系的主导学科,终于获得了自己应有的位置。

  中国研究的基础是汉语教学,普大人不仅研究做得好,基础教学也搞得有声有色,远近闻名。牟复礼在哈佛时就打下了很好的汉语基础,当时主持中文教学的是赵元任,使用的是赵专门为这批军事学员编写的教材《国语入门》(Mandarin Primer)。牟复礼到了普大以后就把赵元任的教材和教学法移植了过来,但这套体系由于太复杂不久就被放弃了。1959年,陈大端全面接手汉语教学工作后,开始探索一种更为简便有效的教学体系,并编写出了包括《中文入门》(Chinese Primer)在内的一系列教材。他始终坚持把中文作为一种活用的语言,而不仅仅是书面语进行教授,所以他教出来的学生个个口语流利,让其他学校的毕业生又羡又妒。

  20世纪60年代,卡耐基基金会将汉语等几种战略性语言培训的项目建立在普大,正是基于普大原有的良好基础。这个项目带来了美国其他高校对中国有兴趣的本科生,他们在普大不仅得到了为期一年的密集语言培训,还获得了一些基础的专业知识。培训生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罗兹曼(Gilbert Rozman)。他参加完1963年—1964年度的培训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学校,但毕业后毫不犹豫地选择到普大读研究生,他后来在社会学方面成就卓著,其所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一书有中文版。除了为期一年的培训外,牟复礼和陈大端还于1966年开办了暑期中文培训项目。项目采用的还是普大中文教学一贯的三原则:大量的口语训练,通过口语教授阅读,通过白话文教授古汉语。这一项目在普大一直办到1993年,后移师北京,始终备受美国学生青睐,几乎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著名品牌。

  面对这些成功,普大人并不满足,他们不仅要教好汉语,还要对汉语本体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要把两者结合起来,为此普大人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于1966年建立了“中国语言学项目”(Chinese Linguistics Project)。这一项目通过举办讲座、研讨会,出版教材和论文集等多种形式大大推动了该学科的发展。在项目早期,赵元任、李方桂、梅祖麟等著名语言学家都曾积极参与,1967年—1972年还不定期地出版名为《麒麟》的学术通讯。这一至今仍很活跃的项目使普大一直引领着美国汉语研究的潮流。

  只要说到普大的中国研究,就不能不提它的中文藏书,后者的名气也许还更大一些。最早的一批中文藏书就是举世闻名的葛思德珍本(Gest Rare Book Collection),约10万册。这批珍贵的文献于1937年落户普大,并最终于1948年正式归属普大。普大人当然不能只守着宝藏而不去开采,对于早期的学者们来说,葛思德珍本的存在是说服校方发展中国研究最好和最有力的理由。

  这样的特藏当然必须请专家来管理。1950年—1952年旅居美国的胡适曾担任过葛思德图书馆的馆长(详见拙文《胡适与葛思德图书馆》,《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2012年10月10日)。胡适虽然当馆长的时间不长,但对普大很有感情,后来曾把私藏的全套伪满本《清实录》赠送给了普大。胡适离开后,馆长一职由童世纲接替,一直担任到1977年退休。童是图书馆学系科班出身,来普大前曾在哈佛燕京学社从事图书馆工作。凭借丰富的知识经验和高度的工作热情,童在25年的任期内大大扩充了普大的中文藏书,使其总量仅次于国会和哈佛而名列全美第三。在扩充的过程中,明代史料的收集被摆在了优先的位置,这当然和牟复礼个人的研究兴趣有一定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他20世纪70年代开始组织《剑桥中国明代史》的写作,需要图书资料作为坚强后盾。明史卷出版后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普大丰富的明史资料可谓功不可没。

  葛思德图书馆藏书中大有来头的为数不少,是研究东亚印刷文化和书籍史的绝好材料,普大学人一直想创办一份以此为对象的刊物,这一愿望最终落实为《葛思德图书馆馆刊》(Gest Library Journal,后改名为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第一期于1986年冬问世。这份刊物作为普大早期中国研究的一部分,是绝不能被忽略的。

 

 



责编:朱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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