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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艾兰:吾共有好美之心


http://www.jslib.org.cn   2014-05-05 15:13:00  来源:瞭望 作者:于玉蓉  

 

    “学习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能够理解自己如何发展到今天;学习异域文化,则可以知道人类何以为人”

  美国达慕思大学亚洲与中东语言文学系的邢文教授有这样一个统计:“目前海外汉学家中,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人数较多,百位数是有的;从事青铜器研究的人数应在十位数;而研究甲骨文的多为老一代学者,人数应该在个位数。”

  他曾经的师长、现在的同事、美国著名汉学家艾兰教授(Sarah Katherine Meyers Allan)就是这“个位数”之一。

  6月17日至18日,68岁的艾兰受邀参加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举办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并用流利的中文作了演讲,题为《赤鹄之集汤之屋:战国时期关于伊尹“神灵附体”和房屋建造的故事》。

  她个子高挑,白色宽松的中式上衣搭配灰色的长裤,朴素而大方。也许是半个世纪研习中国古代文化的浸染,其神情举止中颇有温柔敦厚的儒家君子之风。

  当被调侃她的眼镜是“跟哈里·波特借的”时,她开怀大笑。但得知采访开始时,她神色一凛,马上严肃起来,瞪大眼睛专注地聆听,低头思考一会儿,然后才有条不紊地、审慎地回答。

  甲骨青铜辑录多艰

  “我在大学时就读过李学勤先生的著作和论文,可是真正见到他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如果从那时开始算起,我们认识已经32年了。”此次北京之行,艾兰除了参加学术会议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庆祝她的老友、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的八十大寿。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历史学家李学勤在英国剑桥大学访问,他经常搭乘火车前往伦敦,到达国王十字车站后,步行去伦敦大学和不列颠博物馆。其时,艾兰正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他们就辑录英国所藏甲骨在中国出版达成共识,开始了最初的合作。

  1899年,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出15万多片刻有文字的珍贵的甲骨,其中近3万片散落海外,被多国收藏,收藏数量较多的是日本、加拿大、美国和英国。前三国收藏的甲骨已有拓本先后发表,唯英国付诸阙如,海内外甲骨文研究者不无以此为憾。

  “学者们研究英国所藏甲骨,只能依据1935年在上海出版的《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和1939年在美国出版的《金璋所藏甲骨卜辞》。这两本书都是摹本,摹写难免失真,并且在比例上有变化,这使得研究者们很难将其与别的甲骨拼合。”艾兰介绍。

  1982年,艾兰和李学勤开始着手对英国所藏甲骨进行搜集,共网罗英国11个公私单位所藏约3000片甲骨。

  “甲骨需要逐一施拓,拓集之后还要辨伪、筛选、整理、编纂,幸有著名历史学家齐思和的女儿齐文心研究员的合作。”李学勤说。

  “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艾兰回忆道,“齐文心白天坐在博物馆的桌子旁边施拓,晚上要对其分类整理,足足忙了8个月,这对她的体力是个极大的挑战。”

  最终,四大册《英国所藏甲骨集》在国内学者们的翘首盼望中顺利出版了,选用甲骨凡2674片,其中1025片是此前未曾发表过的,为研究和澄清中国古史研究中的疑问提供了诸多信而可征的新材料。

  1986年,艾兰与李学勤开始了第二次合作,目标由甲骨文变为青铜器,范围由英国拓至整个欧洲。这次欧洲漫游历时六个星期,斩获颇丰,除了出版《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以外,还出版了《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藏甲骨文字》。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处博物馆观看某个器物的底部,蹲身弥久,两个人竟都累得几乎站不起来。”李学勤时常回忆起这段难忘的学术之旅。“书名中的"遗珠"二字是艾兰教授采用的,我想是她喜读《殷契遗珠》的缘故。”

  一个美国人,偕同一个中国人,遍访欧洲博物馆等公私藏家,拓集、拍照遗落海外的甲骨文和青铜器,而所到之处,无不得到友好合作。“他们只是觉得,这都是中国的东西,如果不能还给他们的话,应该让他们看到。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艾兰说。

  从师学道五十载

  艾兰1945年出生于美国,17岁即考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语言文学系,此后转益多师、持业精进,从一名中文系的学子最终成长为一位在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领域顶尖的汉学家。

  “我在大二、大三的时候,受一位美术史教授的影响,开始对古代中国感兴趣。”为了订购中国期刊《考古》和《文物》,她还专门到邮局去签字,声明她愿意收到“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出版物”。

  正是在这两本杂志上,她读到了顾颉刚、陈梦家、李学勤等中国学者的论文,大受启发,遂决心在中国古史研究领域继续深造。1966年,她考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文学系,经过系统而深入的学习,先后完成论文《周汉文献中所见太公望》《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并获得硕士、博士学位。

  “汉学家常有自己的师学传统,同时其学说观点又必然受当时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哲学、社会学与史学理论的变迁。”李学勤在为20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艾兰文集》总序中这样写道,“艾兰教授可谓学有师承。”

  不仅仅是学有师承,而且是师出名门。在加州大学学习期间,艾兰受到卜弼德、鲁道夫、艾博华、陈世骧、白之等著名汉学家的学术沾溉。

  “我的老师们当中很多在上个世纪初到中国留学、工作过,比如艾博华教授1934年至1936年在北京大学任教。他们在上世纪30年代受到古史辨派及疑古思潮的影响,40年代有人还参与到一些考古发掘中。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研究都让我非常受益。”艾兰说。

  艾兰也多次提到她的研究受到古史辨派代表人物顾颉刚的影响。“他将中国的历史人物同演员的角色扮演相类比,认为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类似的作用。”此外,法国汉学家葛兰言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古代中国也拓宽了她的治学思路,而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结构理论为她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全面的理论框架。

  1972年,在获得博士学位前两年,艾兰远赴重洋,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在此工作二十余年。这也是很多人误将其当成英国汉学家的缘由所在。

  “当时该校的汉学人才济济,如葛瑞汉、刘殿爵、谭朴森等学者均负盛名。作为这个一时之选的学术团队中的一员,她受到多方面的促动,但她的学术宗旨和方法仍是独特的。”李学勤评价道。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相比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学者,汉学家们的优势何在?汉学家卜弼德是一位从中国上海移居到美国的俄国人,他曾对艾兰说:“作为西方人,我们读的中国文献不可能像自幼接受本土教育的地道的中国人那么多,但我们的方法不同,所以仍可以有所成就、有所贡献。”

  “这一席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鼓励我几十年执著地走下来。”艾兰说,“即使那时美国尚未与中国恢复邦交,我还未碰到众多的中国本土的饱学之士,更没有预期古代中国研究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还有更多的胜景佳处”

  “我发现,中国人常常不解于当代西方学者何以要研究古代中国。对我而言,个中原因很是简单:中国不是欧洲。学习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能够理解自己如何发展到今天;学习异域文化,则可以知道人类何以为人。”艾兰说。

  在她看来,曾经激发欧洲文明的近东文明或许早于中华文明,但中国文明有更强的连续性。而且,这两种文明都历史悠久、系统复杂而有成熟的文字和审美传统,但彼此之间却没有传承关系,从而具有独一无二的可比性。

  在伦敦大学任教后,她曾主持“古代中国讲席”,广邀群贤来此专题演讲,为各国汉学家提供了相互激发的平台。1995年,受到美国常春藤高校之一达慕思大学亚洲与中东语言文学系之邀,她回到祖国继续从事古代中国的教学与研究。

  该系创系者、前系主任、艾兰逾三十年的老同学兼同事李华元教授这样评价她:“她对同事朋友能互相尊重,同舟共济;对学生则是教导有方、鼓励并协助他们努力向上,颇有中国传统为人师表的风范。”

  回国之后,艾兰仍然通过各种途径促进中西学者的交流。

  1998年5月,“郭店老子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达慕思大学成功举办,研讨会的成果《郭店老子:东西方学者的对话》由艾兰亲自主持并结集出版。2000年8月,“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办,研讨会论文集《新出简帛研究》的编纂工作仍由艾兰承担。2010年3月,在艾兰的发起下,达慕思大学举行了“清华简《保训》的研讨会”,这是海外汉学界第一次对清华简《保训》进行全面系统的讨论。

  2013年9月初,新一届“清华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达慕思大学召开,艾兰和她的同事们投入到了紧张的筹备工作中。

  “我们都会爱,怀抱希望或者遭遇失望,恐惧死亡,且共有好美之心。我们不仅情感相近,而且思维过程相似。”艾兰在文集的“自序”中这样深情地写道,“当我或者其他任何一位西方人凝视一块古玉或一尊青铜器的时候,或者吟诵《诗经》中的一首风谣或《庄子》中的一段散文的时候,我们都会被它们的美所感动。”

  “我想不起来17岁的我为什么选择了中文这个冷门的专业,可现在的我感到自己很幸运。”艾兰说,“中国出土文献及古代文明研究是一个前景开阔的领域,我已经领略到了太多的美,还要继续走下去,因为前方还有更多的胜景佳处。”

 



责编:朱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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