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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方学会及其汉学研究


http://www.jslib.org.cn   2014-04-30 14:13:00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顾 钧  

 

    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842年4月7日成立于波士顿,乃北美最早的学术团体之一,其宗旨是“促进对亚洲、非洲、玻利尼西亚群岛的学术研究”。当时的外部环境是非常有利的,美国东方学会确实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不错的研究成绩,特别是索尔兹伯里(Edward Salisbury,梵文、阿拉伯文教授)和惠特尼(William D. Whitney,梵文教授)两位耶鲁教授更是成就突出,其成果得到欧洲同行的高度评价。学会的《学报》也逐渐成为一份有影响的学术刊物。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东方学会的研究范围虽然涵盖整个东方,但印度、波斯始终是研究的重点,这也正是上述两位耶鲁教授的研究领域,此外埃及和小亚细亚也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关注。从研究方法上看,以语言研究和文献考证为特点的语文学(philology)几乎是学者们不二的选择。索尔兹伯里在《学报》第一期上发表的关于波斯楔形文字的长文可以说是一篇垂范之作,其后这类文章占据了《学报》大部分的版面,我们以第10卷为例,该卷共11篇文章,内容如下:(1)彭加人(按:在内布拉斯加州和俄克拉何马州保留地的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的词汇;(2)琼斯(William Jones,英国著名的波斯、印度学家)的13封信笺;(3)库尔德人的语法和词汇;(4)《阿闼婆吠陀》第二抄本校勘记;(5)一篇克伦邦(按:缅甸邦名)的碑铭;(6)从缅甸语的角度看巴利文;(7)冰川作用于黎巴嫩山的痕迹;(8)希腊文《圣经》西奈抄本和拉丁抄本的时代问题;(9)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藏塞浦路斯人的碑铭;(10)梵文动词变位研究综述;(11)关于吠陀本集中名词变位的统计。从上述列举中,我们也不难窥见东方学会的另一大特点——“厚古薄今”。

    美国东方学研究的传统来自欧洲。语文学(philology)在希腊语中的原意是“爱字词”,从某种意义上与意为“爱智慧”的哲学(philosophy)相对立。在近代欧洲,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和法国思想家笛卡尔分别代表了这两种学术倾向。在维柯的影响下,许多欧洲(特别是法、德)学者将精力投向了东方古代和中古的语言以及历史文献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多重大的进步。在18世纪学术飞快进步的基础上,19世纪初欧洲的东方研究学会纷纷建立,最早是法国的亚洲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成立于1822年,其后英国和德国也都建立了类似的学术团体。美国东方学会和这些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欧洲的东方研究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但真正意义上的汉学研究应该说开始于17世纪来华的传教士和欧洲本土的汉学家。1814年法兰西学院汉学教席的设置无疑是“学术汉学”建立的标志,但汉学比起阿拉伯学、印度学还是要晚得多,值得注意的是,法兰西学院两位最早的汉学教授雷慕沙(Abel Rémusat)和儒莲(Stanislas Julien)都将大量的精力用于研究佛教,这也绝对不是偶然的。在欧洲的影响下,美国的东方研究同样是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向波斯、印度、埃及,中国则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这从《学报》上能很清楚地看出,在19世纪出版的20卷当中,关于印度的古代经典四大《吠陀》的文章多达数十篇,却没有一篇关于中国的《诗》、《书》、《礼》、《易》的文字。德国当代汉学家傅海博(Herbert Franke)在解释这一现象时说:“在欧洲,汉学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课题基本上是19世纪的产儿,它比印度学和闪族研究要晚得多,后两种研究的发生背景也不尽相同,希伯来以及其他东方语言在欧洲有很长的教学历史,这样做有时是为了维护基督教以反对伊斯兰教,欧洲和伊斯兰教的接触发生在地中海以及巴尔干半岛国家,巴勒斯坦曾在土耳其的统治下更成为接触的重要原因。对于印度的兴趣主要是因为学者们发现梵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所有印欧语言的祖先,印度学一般被认为是对梵文的研究,早期的印度研究还伴随着一种寻找人类文明源头的幻想。”(《欧洲汉学概论》)学术研究虽然带有自身的独立性,但不可能脱离历史的发展和实际的需要而存在。

    在19世纪的学术环境中,中国处于东方学的边缘,《学报》上留给中国的版面十分有限,还是以19世纪所出的前20卷为例,与中国有关且有一定篇幅的文章只有10篇: 

    克拉普罗特《中国纸币史》(第1卷第136—142页)

    格里诺《中国:人口、贸易、条约签订的前景》(第1卷第143—161页)

    勃朗《中国文化,或中国人特性的形成原因》(第2卷第167—206页)

    马西《运用电码标示汉字的方式》(第3卷第195—207页)

    索尔兹伯里《西安大秦景教碑的真伪》(第3卷第399—419页)

    布拉德利《中国方言的罗马字拼写》(第4卷第327—340页)

    伟烈亚力《西安大秦景教碑》(第5卷第275—336页)

    丁韪良《古代中国的北方蛮族》(第11卷第362—374页)

    柔克义《朝鲜与中国的关系》(第13卷第1—33页)

    柔克义《西藏佛本生故事》(第18卷第1—14页) 

    从上面10篇文章可以看出三个特点,一是研究课题多属于古代,二是语言文字研究所占比例较高,三是关注少数民族、中外关系,而较少论及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这三点基本上可以概括19世纪美国东方学会汉学研究的特点。在上述文章中,其中第一篇的作者克拉普罗特是法国学者(曾长期在德国、俄国工作),他的文章原载于法国亚洲学会1822年的《学报》上,第二篇文章则是格里诺根据一位法国学者所翻译的有关中文文献编写的。之所以在1843年第一卷上出现接连两篇有关中国的文章,这是和《南京条约》后中国向西方开放的新形势有着密切关系的。另外伟烈亚力是英国传教士汉学家,他的文章和前面这两篇文章都说明了欧洲东方学对美国的深刻影响与互动。索尔兹伯里的文章正是在伟烈亚力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阿拉伯文和比较语言学)来为相关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大秦景教碑以及中国犹太人之所以受到关注当然还是跟西方文化的希伯来源头有着密切的关系。

    20世纪以来,汉学研究在美国东方学会中的比重有所增加。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为《学报》投稿并参与学会的活动,主要有夏德(Friedrich Hirth)、劳费尔(Berthold Laufer)、顾立雅(H. G. Creel)、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德效骞(Homer H. Dubs)、卜德(Derk Bodde)、恒慕义(Arthur W. Hummel)、傅路德(Luther C. Goodrich)等。这些学者均兼通中西,其中不少有欧洲的学术背景,他们成为二次大战以前美国汉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这一时期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来自中国的学者开始参加美国东方学会的各种活动,如许地山、梅光迪、裘开明、李方桂、赵元任等。由于这批学者的努力,东方学会的汉学研究在20世纪的前40年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但从总体上讲,东方学会注重近东、古代和语文学方法的传统却没有大的改变,这引起了新一代远东研究学者,特别是汉学家的不满,他们希望建立一种不同于欧洲的汉学研究和亚洲研究的新模式。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激发了东方学会内部的论战。1941年,为了适应美国在亚洲利益的需要,以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发起成立了远东学会(Far Eastern Association)。该会得到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很快成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最重要的机构之一。费正清在学会内外鼓吹用各种社会科学方法(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对近现代中国进行研究,成为一种新的美国模式的开创者。远东学会开始还和东方学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后来由于自身的迅速发展,终于在1954年完全离开母体。这一举措的长远意义在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的“汉学研究”和“中国学研究”有了各自的学术活动阵地。

    1942年是珍珠港事变的第二年,也是美国东方学会成立100周年。太平洋战争加深了美国对东亚的重视,这很快也反映到了学术研究上。东方学会也就在这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学报》上有关汉学的文章和年会上宣读的汉学论文都在不断上升。据统计,从1942年到2012年这70年间,《学报》所发表的汉学论文平均每年(每卷)有四五篇之多,如以一年四篇计算,这期间发表的论文就有近三百篇,讨论的问题集中在宗教史、交通史、物质文明史等领域,但这些讨论多数是元代以前的问题——厚古薄今的传统一如从前。

    美国东方学会的老家是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但后来南迁到了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New Haven)——耶鲁大学所在地。由于前文提到的索尔兹伯里、惠特尼等多位重要学者执教耶鲁,19世纪后半期的耶鲁成为美国东方学的中心,也正是由于这批学者的存在和积极活动,1842年成立的东方学会于1853年从波士顿搬家到纽黑文,两年后学会的图书馆也搬至纽黑文。从此纽黑文就成了美国东方学会的新家,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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