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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眼中的德中文化交流


http://www.jslib.org.cn   2014-04-22 17:13:00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李雪涛  

 

 一

    2011年9月至12月,顾彬教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开授“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一共讲了十一次课,内容涉及德国重要的文学家、哲学家、传教士与中国的关系。经整理,这些演讲以《德语世界中的中国》为名结集出版。

    顾彬教授在演讲中,首先厘定了东方和西方的概念,这是西方学术最重要的基本方法。实际上,将历史上的“德国”笼统地归在“西方”这一概念之中,是没有意义的,并且是错误的。在接下来的几讲中,顾彬教授讲到了德国的某一地域(如巴伐利亚、汉堡)与中国,也涉及了重要的历史人物(如莱布尼茨、歌德、郭实腊、布莱希特)与中国的关系。利玛窦以来,中国与西方的相遇,无疑是震惊世界的大事件。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这一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时期,是具有突破性的转型期。顾彬教授基本上是使用解剖麻雀的方法,从一个个具体个案出发,对这一时期的中德文化关系史进行了溯源。历史是人的历史,这个人通常是复数的、具体的、历史的人,而非抽象的人,这在顾彬教授的演讲中体现得很清楚。在最后一讲中,顾彬教授从跨文化的角度将德国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阐释进行了梳理,认为东亚哲学对于西方哲学来讲是一个重获生机的契机。

    顾彬教授善于从个人和事件来审视当时的社会环境,并由此考察观念的形成。他的汉学研究绝非仅仅是一些理论的阐述,而总是通过具体实例和研究来展示的。他往往从一本研究专著出发,将其中有趣的故事、有意思的结论拿出来与我们分享。正因为这些汉学家们对西方学术可谓探骊得珠的功底,他们的著作中也常常会有不同于一般中国学者的发现。

    通过这些个案的研究,我们可以认识到历史描述究竟是什么。这样的研究,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人们对历史学的探讨和解释的发展。从顾彬教授的个案研究中,我常常想到狄尔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历史主义中的“体验”这一概念,这是从内部理解历史的关键所在。狄尔泰的历史主义主张通过个人“生活的体验”和对生命同情的“理解”,认识到文化或历史即生命的体现,我想,这也是作为文学家和哲人的顾彬的理想所在。

    我一直认为顾彬教授的历史叙述有着独特的目的。他的《中国诗歌史》基本上是用宗教性、忧郁和主观主义三条红线贯穿始终的,因为任何的历史如果没有预设的话,就只是一堆杂乱无序的史料而已。他自己说过,早年由于李白的一首《送孟浩然之广陵》,他告别了福音的新教而转向了汉学研究。我时常在考虑,对顾彬教授来讲,文学也好,历史也好,他真正想做的是用自己的智慧来贯通古今,就像是司马迁所谓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因此,顾彬教授的做法显然并非仅仅综合他人的研究成果而已,他的确有“究天人之际”的大问题意识。

    顾彬教授很善于讲故事,比如在第八讲《汉堡与中国》中,他就讲述了1731年一艘名为“阿波罗号”的船从奥斯滕德出发到中国的故事,并且情节还非常复杂。因为这艘船回来的时候没有返回奥斯滕德,而是驶向了汉堡。这便引出了一系列中国和汉堡的贸易关系来。

    顾彬教授并非仅仅讲故事,也并非浅尝辄止,在讲完故事后,他会进一步对历史作深层次的、结构性的探讨。他的解读不仅让我们认识了有关中德文化、文学交流的新史料,同时也有各类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呈现出来。余英时先生说:“如果仅仅用一副眼镜,你只能看出一个面貌。而如果你有很多副眼镜随时换着看,就可以看出不同的面貌来。”由于西方学者文化背景、所受的教育跟中国学者差别很大,因此他们能提出一些中国学者不太能想到的问题。我想,这也是海外学者的中国研究对于我们的启发所在。

    在重读、修改这些文章的时候,我仿佛又看到顾彬教授演讲时的神情:神色从容。顾彬教授所讲授的内容,大都是他研读西文(大都为德文、英文)的汉学研究著作得来的,但他却能以浅显的中文娓娓道来,这正符合了俞樾所谓的“深入浅出”之妙:“盖诗人用意之妙,在乎深入显出。入之不深,则有浅易之病;出之不显,则有艰涩之患。”顾彬教授的演讲,既有高度和深度,同时又叙述得非常平实,实属难得。

    顾彬教授的演讲有些是很有逻辑性的,是根据他现成的文章重新讲述的;也有一些是他对新材料作的复述和总结,加上他的一些观点。后者常常是漫谈式的,并没有很强的逻辑性,但我却认为这正是《听顾彬讲汉学》这套丛书的特色。

                                                   二

    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指出:“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也使吾国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 

    梁启超认为,外学只有与国学相结合,其真精神才能普及于中国。梁启超所论实际上是西学与国学的关系,王国维则更进一步说出了这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实际上,西学与国学之间的关系是“互相推助”的,即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今天看来,“国学”已不可能脱离西方学术了,正如余英时所说的那样:“如陈寅恪的史学、傅斯年的古代民族史、汤用彤的佛教史、萧公权的政治思想史,都代表了中西融合的学术精品……”

    当然,输入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对于国内的学者来讲则会更为直接。但是,海外汉学家对中国的研究并非中国研究的全部。我一直认为,中国学者首先要在自身的典籍中寻找历史的脉络,亦即内在的脉络,有着这样的扎实的研究之后,再去参考海外汉学家们的研究。因此,认真踏实的文本研究、个案研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海外汉学研究所代替的。这两者的关系应当是相辅相成的。

    王国维去世后,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的序文中写道:“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陈寅恪的看法很有启发性,它不仅提供了理解王国维治学途径的一条基本线索,同时也将海外汉学的史料和观念纳入了中国研究的范畴。无论是《红楼梦评论》还是《宋元戏曲考》,虽然受到了西学的启发,但其基本的架构和思想依然是本土传统研究的成果。中国学术内在的脉络,在王国维那里同样被重视。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三重证据法才有意义。

                                                   三

    清华大学哲学系的肖鹰教授曾对我说过,中国学者亏欠顾彬教授的很多,很多人往往从记者对顾彬教授的采访的只言片语出发,来讨伐他。他认为,中国学者所发表的论点,顾彬教授都能读到,但是顾彬教授用德文发表的大部分论文的观点,是我们没有办法读懂的。我很赞同肖鹰教授这段话的意思,这也是我多年来不断组织翻译顾彬教授论著最主要的原因。肖鹰教授根据他与顾彬教授多年的交谈经验和感受,认为顾彬教授所谓“真正的对话”包含三个特点:热情的追问、真诚的倾听和坦率的表达。对于肖鹰提到的这三点,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顾彬教授与中国学者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在不断地提问。他时时刻刻带着一个小的札记本,不论想到了什么,总会不厌其烦地记录下来。每次我们约好了在某个地方见面,他一般都会早到,我到的时候,他不是在读着什么,就是在记着什么。很多“大”学者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不再向别人提问了:“人多以老成,则不肯下问,故终身不知。”——朱熹认为,那些自以为阅历深,通达事理而不肯放下架子向别人请教的人,其实是没有智慧的。

    在倾听方面,我觉得顾彬教授特别值得我们学习。每次在别人说话的时候,他都会很有礼貌地看着你,平心静气地让人把话说完,之后他才缓缓地说出自己的意见来。不论你的观点是深刻还是浅显,他都会从中找到他认为有意思的地方,使谈话继续下去。顾彬教授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之所以推崇鲁迅的原因之一,是因为鲁迅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他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文坛,像鲁迅一样敢于站出来讲话的作家似乎已经没有了。这也是在这些年中他为当代“爱国”的批评家所诟病的理由,因为他常常不识时务地批判当代的一些作家和明星人士,而从目前美国式的“政治正确”来看的话,这些人是不容批判的。

    在波恩大学跟随顾彬教授五年的时间,当时只是感觉到他的话极少,只有在必须说的时候,他才说上一两句话。跟德国其他教授一样,他的讲座课也基本上是“照本宣科”。之后想来,受到他的教益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当时未必体会得到,多年后才会慢慢地发现。不过,顾彬教授的研讨班课实在精彩得很,借用熊伟回忆海德格尔的一句话:“我曾亲听海德格尔讲课三年,总觉得他不像一个教授在贩卖哲学知识,而是一个诗人,满堂吟咏。”作为诗人的顾彬更是这样。

    顾彬教授很少以长者自居,他每每在课堂上都提出很多的问题,与同学们共同思考、共同讨论。清代学者李惺说:“师以质疑,友以析疑。师友者,学问之资也。”对于我们来讲,顾彬教授不仅解惑答疑,也会跟同学们一起讨论、辨析疑难,可谓是亦师亦友。

                                                   四

    这部演讲稿伴随着我2013年半年多的时间。《听顾彬讲汉学》第一辑的第一册《汉学研究新视野》交稿后,我便着手整理这部书稿。7月份我在波恩小住的时候,动手修改了一部分。回到北京后,事情渐渐多了起来,逐渐将此书放在了一边。11月份我在尼泊尔蓝毗尼参加有关佛教因明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一共一周的时间,由于所讨论的议题是“逻辑与文化”,我能参与的内容有限,也利用这个时间,将书稿中的几个部分整理了一遍。由于尼泊尔大选在即,当时的局势很是紧张。在北京的时候,蓝毗尼国际佛教研究所的科波斯主任就来信嘱咐我,从加德满都转机去蓝毗尼的时候,千万不要出加德满都机场,以免发生危险。到了蓝毗尼之后,我们一行人——来自世界各国的十几位学者——在从机场到所住Kasai酒店一共半个小时的车程中,所乘坐的中巴车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拦下多次。没有去其他地方的可能,所以只能在酒店里读书或修改稿件。12月份我在香港大学参加纪念饶宗颐先生的一个研讨会,除了准备发言之外,也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到了稿件的整理上。

    顾彬教授杖乡之年来到北外,继续他的教育事业,这常常让我感动不已。宋人杨万里诗中有两句:拼却老红一万点,换将新绿百千重。我认为这是对作为前辈学者的顾彬教授,除了著述、翻译之外,依然不遗余力地培育新人的最得体的写照。如果再借用顾彬教授喜爱的唐代诗人杜牧诗句的话,我会选脍炙人口的一句:霜叶红于二月花。如今顾彬教授在中国拥有比在波恩更多的弟子。

 



责编:朱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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