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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更具宽阔的视野和包容精神


http://www.jslib.org.cn   2014-04-15 14:07:00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李陈续 薄洁萍 顾学松  

 

    2009年,由韩国学者完成的韩文全译本《红楼梦》(六卷本)与韩国读者见面,引起广泛关注。这是韩国自朝鲜末期出现的谚解本《红楼梦》之后,又一部直接从《红楼梦》原作翻译的译本,极具学术价值。而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主要译者就是韩国汉学家、高丽大学中文系的崔溶澈教授。访韩期间,我们采访了崔溶澈,听他介绍了《红楼梦》以及中国学研究在韩国的情况。

    记者:作为韩国的红学家,您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研究《红楼梦》,新世纪初又着手翻译《红楼梦》,并历时9年完成。韩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的这一名著,您又是如何研究、翻译的?

    崔溶澈:《红楼梦》是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钥匙,但它在韩国的地位和影响不如《三国演义》等书籍。实际上,韩国读者一直很少有机会接触到《红楼梦》,不太清楚此书的内容,更不了解它的价值所在。当我深入到这个工作中的时候,却欣喜地发现,朝鲜末年高宗年间昌德宫乐善斋翻译的大量小说中,竟有《红楼梦》《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等一系列作品,翻译抄本262册,而这种情况不甚为中文学界所知。我就开始认真调查研究,并持续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发表,希望国际红学界了解《红楼梦》在韩国的流传和翻译情况。我曾在台湾国际会议上发表《〈红楼梦〉在韩国的影响及研究》一文,也曾撰文《韩国乐善斋本〈红楼梦〉》,发表于《红楼梦学刊》,引起了中国红学界的强烈关注。后来红学界普遍认可这部朝鲜谚解本《红楼梦》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全译本。它的发现,对国际红学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红楼梦》的翻译在韩国虽早就出现,但译本一直秘藏于宫中,一般读者无缘目睹。日本殖民时代,曾有梁建植和张志瑛等红学家着手翻译《红楼梦》,并将译文连载于报刊上,可惜都没能完成全译。日本殖民时代以后,慢慢出现几种翻译本,但大部分是来自日本译本的重译本,很少有译自中文原本的译文出现。

    为了让普通韩国人更好地了解、理解中国,我决心开始翻译工作,把《红楼梦》介绍给韩国大众。我选择了以《庚辰本》为底本作出的《新校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来作为译本底本。我翻译前八十回,后四十回则请我的大学同门、红学家高旻喜教授承担。我们希望今后可以以此译本为基础,开发各种改写本,如青少年版、简缩版、电影剧本等,或据此作出人物故事辞典、中韩翻译词典等,让红楼文化在韩国大众中普及,为韩国人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提供一些帮助。这也是将汉学研究与大众文化传播相结合,增进两国人民理解的一种努力。

    记者:韩国有悠久的汉学传统,中韩两国在地理上毗邻,在历史上交流密切,互相往来绵绵不断。请您介绍一下汉学在韩国的情况,汉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崔溶澈:首先要说明韩国传统汉学和当代中国学这两个概念的不同内涵。韩国的传统汉学,至今还存在于韩国的知识形态中。一些大学开设了汉学系,学习内容为韩国古代汉文典籍和中国经史子集。而韩国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则在学习掌握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基础上,研读中国古典及现当代的文学和文化。

    汉学研究在东亚人文学中具有中心地位。传统汉学从朝鲜时代到20世纪初的五百多年来,一直是韩国人的启蒙学问,韩国学子既从中学习做人的道理、交际的礼节,也以之作为考试升官的捷径,并将其当作探讨人间与宇宙深刻内涵的主要依据。但当代韩国吸收了西方教育和学科分类的制度,已经脱离了传统的以汉学为主的教育方式。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在生活中逐渐减少汉字的使用,施行韩文专用政策,因此对新一代年轻人来说,当代汉学属外国学的一种,应该由专家进行研究。

    但是韩国人的这些想法在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慢慢改变了。如今,全国各高等学府几乎都成立了中文系(或中国学系),学习汉语的人激增,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开始关注中国,观光客的人数更是惊人地增加。随着两国人民的往来越来越多,韩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关心普遍提高,学界对汉学更加重视,各种汉学学会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学者们深深地认识到,在世界汉学领域内开展广泛的研究,可以加深对韩国固有文化的研究,对引导韩国人文学研究走上世界化的道路也甚有裨益。对促进东亚各国的相互理解,使我们各国走上共同发展的道路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记者:目前汉学已经成为一门全球性的大学问,很多人在关注世界汉学的动向。您认为在韩国,汉学研究的未来之路是什么?对新一代汉学研究者有怎样的期待?

    崔溶澈:韩国当代汉学的未来,应该具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中韩建交二十多年来,学习汉语、能理解汉语资料的人越来越多,汉学的领域也逐渐扩大,在传统的文史哲以及传统艺术之外,目前还包括社会科学中牵涉到中韩关系的各种学问。如果将观光文化以及当代艺术,如电影、演艺等各方面的内容都融入进去,当代汉学的范围会更加广泛。

    我认为汉学就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及韩日等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结晶,它比任何文明的学问更具有宽阔的视野和包容的精神。因此,汉学可以发展成为东亚学的核心,同时可以占据领导的地位。它既有辉煌的光荣,也有重大的责任。我期待新一代的汉学家,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应该以这样的责任感为东亚学和世界人文学的发展作出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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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溶澈:高丽大学中文系毕业,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现任高丽大学文学院教授、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曾经担任韩国中国小说学会、中国语文研究会、东方文学比较研究会、东亚比较文化国际会议等学会会长。曾任复旦大学访问教授、早稻田大学交换教授、台湾汉学研究中心邀请研究员。著有《中国小说的理解》(共著)《〈金鳌新话>的版本》《剪灯三种》《〈红楼梦〉的传播与翻译》《钟离葫芦》《红楼梦》(共译)《校勘本韩国汉文小说》(共编)等。

 



责编:朱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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