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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如何理解中国


http://www.jslib.org.cn   2014-04-04 10:59:00  来源:文汇报 2013年2月5日 作者:雷米·马诸又  

 

    去年年中,我应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院东方研究中心中国研究所的邀请,赴法访学,期间有机会与法国著名汉学家雷米·马诸又(Rémi Mathieu)教授就汉学研究与中法文化交流方面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愉快的对话。在对话过程中,我明显发现,马诸又教授是个十分喜爱中国文化与文学,并对中国非常友好的法国汉学家,这让我深为感动和敬佩。有意思的是,马诸又教授在大量翻译、注释、评论、研究中国古代典籍的同时(这方面,他个人独立译著和与人合作编著,共已出版了近二十部著作,包括《山海经》、《楚辞》、《淮南子》、《搜神记》等,以及儒家、道家、神话传说研究方面的相关著作),还专门撰写了一部题为《牡丹鲜——西方人如何理解中国》的著作,这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可以明瞭,马诸又教授撰写这部著作,不是给中国读者看的,而是直接给西方读者看的,他的目的很显然,是要告诉西方读者,应该如何理解中国——特别是如何理解今天正在崛起的、被西方有些人视作“黄祸”或“威胁”的中国。但反过来,这部著作,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也是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我们可以透过它,了解西方人认识中国的历程,西方人对中国误解的原因,以及西方人究竟应该如何看中国。在我的同事黄蓓教授的热情帮助下,我将与马诸又教授对话中有关西方人如何理解中国的内容,以及《牡丹鲜》一书中有关这个话题的部分内容,整理成文(不是原话原文实录,经过加工润饰),为中国读者提供可资参阅的文字。

  ——徐志啸(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为何我们听不见中国?为何我们看不见中国?即使当她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到的也常常不是她本身,而是我们自身的一个侧影。无论哪个时代,我们似乎都在想像她,仿佛真实只能通过谜的面目向我们展现。而我们都知道,谜的神秘,在于观者的智慧与想像,而并非来自被观者本身。为什么中国那般神秘?而我们与中国的距离,难道比我们自身内部存在的距离更大吗?如果真是这样,中国的神秘,难道来自于我们对“他者”的某种需要?也许是这样,但是心理机制并不能涵盖法国——当然还有许多其他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它只是一个恒久的框架。我们对中国“误解”的历史很长,现在不能再持续下去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在我们的梦中,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它充溢在我们的经济、政治、金融以及文化的方方面面,中国人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一份子了。我想不光是法国,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陆地,无论它们是刚兴起的还是兴盛多时的国家。过去,我们总认为中国在远东,那是很遥远的地方,而我们自己则在欧洲——这是世界的中心。但是,不要忘了,中国,正如其国名所示,在漫长的时间内它认为自己也是世界的中心——而现今这辽阔的世界,已经没有所谓的“中心”了。自15世纪以来,西方的历史一直是一个对空间、物质与灵魂——即对土地与文化等强行占有的历史,而如今,它已进入了一个相对蛰居的时期。单说人口自然并不能说明问题,但是谁能对当今世界上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的事实视而不见?从语言与文化的角度言,这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细节,而是一个令人无法忽视的事实。中国的经济实力,无论其源于国家还是源于个体,都客观地摆在我们眼前,不管是在欧洲、美洲还是非洲,中国都正在到处影响渗透,可以说,这朵鲜艳的牡丹——它的色彩、芳香与艳丽,已开始弥漫全世界,它象征着中国的影响已遍及全世界,其中首先是欧美西方。我认为,中国对于西方来说并不是西方人常说的“黄祸”,它也并非如某些人所认为的,是解决我们自身问题的一条“异地”路径。今天的中国来自于悠久的历史,也来自于上个世纪乃至之前的政治动荡,若有人试图为它画像,此画像往往不真实——它被他人涂改了千百遍。西方人曾不厌其烦地说,中国是“他者”。其实中国并不是绝对的“他者”,而是相对的“他者”,正是作为相对的“他者”,使西方人对中国时而产生过度的恐惧,时而又给予过度的赞誉。不要忘了,每种文明都有它的“他者”,都有自身对“他者”的想像。相互的“他者”,在今天并非是对立、而是互补关系,因为中国已经向西方迈出了一大步,尽管我们这边还没有作出明显的反应。看来,还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慢慢地被意识和被确认。我们过去(甚至包括现在)所有的教育与文化都只让我们看到了西方的文明——它的构成和内涵,以至误认为西方文明承载了人类的所有一切,而忘了世界上其实还有他种文明——包括中国和印度的文明(不要忘了印度,它至少在语言与文化上可与我们的文明相连接)。当前的中国,是古老中国传统与主要来自西方影响的现代因素结合演变的结果,如果我们不知道它以前是什么,曾经想过什么,就无法理解它今天是什么,正在想什么。当今时代,我们需要客观地看待东方和西方两个世界的距离,首先,在教育上,要能对中国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好奇,并提供尽可能客观的知识,其次,心理上要摆脱无端的恐惧,这种恐惧主要来自于无知,更来自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傲慢心态——这种心态的形成与历来对中国盲目的各种认识偏见不无关系。西方人唯有对中国有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了解,才会使西方与中国之间出现一种新的关系,才会使西方人充分认识中国的价值,即使一时还不能完全理解,至少多少也能有所承认,唯有如此,我们才可摆脱主观想像的束缚,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它犹如盛开的鲜艳的牡丹。

  我认为,对于东方中国,我们要区分两个方面,政治经济的古代中国和文化的古代中国。从政治经济角度说,东方中国固然有其历史上不足和落后的方面——当然今天的中国已经发展了,完全不同于一百年前、甚至三十年前的中国了,两者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文化的中国,特别是古代中国的文化,在西方人眼中,绝不可小看。我认为古代中国的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比,毫不逊色,只有对中国情况不了解或了解不多的西方人,才会对东方中国带有习惯性的偏见或误解。其实在西方汉学家眼中,不存在歧视中国一说,他们认为,西方文明和中国古代文明完全可以相提并论,这就好比,您参观巴黎凡尔赛宫产生的感觉,与我参观北京故宫紫禁城产生的感觉,应该是不约而同的,我们都会在参观后发出异口同声的惊叹与感慨——感叹人类文明的奇迹创造!

  我所说的观点,确实代表了西方汉学家比较一致的认识。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的认识,应该和我说的没有二致,这当中也包括一部分了解中国而本身不是汉学家的西方人,他们也能意识到这点。不过,从整体上看,西方人还是对中国缺乏了解,他们的认识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前的想像中的中国——戴瓜皮帽、留长辫、穿长衫、吸鸦片、女人裹小脚。正由于此,客观现实要求我们这些汉学家,应该更多地将研究成果(包括翻译、介绍、评论和研究汉学的著作与文章)推向社会,让更多的西方人全面了解中国,正确认识中国。实事求是说,今天的西方人对中国的不了解,已经不同于十九世纪时的完全偏见,不同于殖民主义时代的极端蔑视,也不同于“二战”之前的错误认识了,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古代文明尤其先秦时代的文明,完全可以和欧洲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文明相提并论——这应该已经成了西方大多数有识人士的共识。

  正由于曾经出现过西方欧洲和东方中国两个“世界中心”的彼此轻视和互相瞧不起,这个世界自然就显示出了汉学家的重要。汉学家们既了解西方古希腊罗马文明,也重视中国古代文明,在他们看来,两者各有所重,不可偏废。西方人不应该忘记,是中国文明改变了西方的历史,特别是火药、指南针、造纸和数学0的概念,它们极大地影响了西方文明进展的步伐,结束了欧洲中世纪的野蛮——说这话的第一人是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他的那部《中国科技史》在西方的影响很大,致使西方人通过这部著作,真正开始了重视中国文明,重视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引发了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接触与研究。可以说,李约瑟和马可·波罗在西方人对东方中国认识的文明史上,有着同样的地位和重要意义,但是一般人往往只知道马可·波罗,而忽略了李约瑟。其实马可·波罗主要是起了传递桥梁作用,他作为传教士,最早将东方中国的文明带到了欧洲,使得欧洲人开始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叫作中国的东方国家,他们离我们欧洲地理位置非常遥远,但是他们的文化——尤其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儒家、道家等文化典籍,包孕了丰富的思想、哲学、历史价值,很值得我们欧洲人好好学习。而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巨著,可以说是系统而又全面地让欧洲人了解到,原来不光是我们欧洲人有发达的科技,远在亚洲东方的中国人,早在遥远的上古和中古时代,他们的科技思想和科技水平,已经相当发达了,那些包括火药、指南针、造纸和数学0的概念,为我们欧洲人开启科技新时代提供了新思维、创造了良好契机,对此我们切不可视而不见。我认为,其实西方和中国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遗忘”——西方人忘记了中国曾经带给西方文明,没有中国文明,西方文明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或至少还要晚多少世纪。同样,中国人也忘记了西方带给中国文明,没有唐宋以后尤其明清和近代的西方文明进入中国,中国单靠自己在封闭的国土上独自发展,恐怕难以在较短的时期内走到今天这一步。故此,我以为,两种文明其实是走了一条相遇、相碰、冲突,而后交合、融汇、学习与交流的道路——这是一条有助于世界文明发展与进步的光明之道。

 



责编:朱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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