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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术:谁拨转了盛唐书法(上)


http://www.jslib.org.cn   2019-04-16 13:11:00  来源:2019年04月05日 光明日报 作者:王福州  

 

  历史上的李邕不算大人物,在受正统史观影响的书法史叙述中,也难见他的踪影。事实上,在孙过庭吹响书法改革号角后,李邕即已作为实践者和响应者,于“摹古派”和“任情派”之外,积极践行张怀瓘倡导的“自然派”主张。他以行书为起点,摆脱姿媚时病,由碑颂探玄妙之意,自碑刻寻幽深之理,用行楷撰写碑文计八百方之众,杜甫赞其书法“声华当健笔,洒落富清制”,足见推重。李邕的书法,能够自开风格户牖,艺术成就和人格魅力皆令时人和后辈倾心推戴、心悦诚服,他不仅催生了盛唐书法浪漫主义高潮的到来,亦在中国艺术史、文化史和精神史上竖起一座丰碑。

  初唐书风倾尚细瘦妍美之态,欧、虞、褚、薛楷书四家风行,“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楷法已严重影响人们的创造精神并束缚人们的创新思维。从唐太宗直斥萧子云书法“无丈夫气”,到张怀瓘再批王羲之草书“无丈夫气”,再到李邕怒斥“似我者俗,学我者死”,盛唐适宜的文化环境和土壤,接力演绎、阐释并创造着书法标准化和个性化间的张力,这样的历史的区间里,李邕的贡献便在于把书法抒情达性功能和表情艺术特性具象化,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已有的王羲之风格之外,建起一种更为煌赫博大的新范式。

  书史是由历史和后人书写的,唐代书风变迁是否肇始于李邕,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如何确证,都难下定言,至少唐代书家史家讳莫如深,张怀瓘在其《书断》中只字未提,窦蒙也将李邕屏于品外,有意回避,他们都低估了李邕改革探索的引领意义,疏忽了对其书法实践和价值的认识,这样的偏见甚至影响到后世。但时间终还历史以公正,宋代大学者欧阳修在《试笔·李邕书》中言其“以书自名,必有深趣”,后来苏轼、米芾等名家也开始关注并习研其笔法,李邕行书的艺术价值逐渐获得认同,成书于北宋晚期的《宣和书谱》赞曰:“摆脱旧习,笔力一新”,李阳冰更谓之“书中仙手”。元代赵孟頫为李邕笔力倾倒,“每作大书,一意拟之矣”。清代以至晚近,李邕声誉渐高,临习取法者日众,王文治以诗称赞:“唐代何人绍晋风,括州象比右军龙。云麾墓道残碑在,万本临摹意未慵”,高度肯定了李邕在书法史上的杰出贡献。

豁达雍容的时代映像

  书法风貌与其时的人文思想和社会环境紧密相连。李邕生活在开元天宝年间,此时的盛唐,以其大气磅礴的胸襟兼容异质风采,南亚的佛学、医学、音乐、美术,西亚的教派、建筑艺术,西域的艺人和东邻的僧侣,咸聚长安,大唐的首善之区遂成为遐迩闻名的世界级大都会,而整个社会无论外在形式还是内在精神,也都在追求与时代同步的气势。书法有初唐和中唐四家,诗坛有四杰,李白的诗、张旭的草书和裴旻的剑代表帝国文学、艺术和剑术所能达到的高峰,象征着盛唐的青春与自信。书法艺术在走向峰巅之际,诞生了标准楷式——楷书,一大批楷书名家登上舞台,姓名熠熠生辉,奋发向上、励精图治的时代精神催生书法变革,从楷书到草书,唐人的尚法情致和浪漫情怀,最终在狂草中淋漓尽现,支撑书法抒情功能的草书,也发展出了最纯粹的形式——狂草,它美妙的线条近乎乐舞之美,将抒情推向极致。

  公元655年九月,长安宫廷发生一件震惊天下的大事件,后代史家皆以不同腔调反复讲述:唐高宗李治的顾命大臣褚遂良坚决反对武昭仪出任皇后,以舍生取义的勇气和担当,写就自己的诚实正直。所谓“字如其人”,楷书自诞生之日即注重法度,杜绝苟且,唐楷书家大都具有端方正直的品格,作为君主操行记录者,同时也是最高统治者的监督者,褚遂良耿介真诚的声名,早就人所共知,作为书法家,他倡导书家要有自家风骨与性情,在“二王”笼罩的局面下,褚遂良敢于开宗立派,其品德高洁的内在性格和气质表露于书法,自然格局刚正,一派风神硬朗和清劲绝俗,其节操一如他的楷书雍容大度、端严雄浑。楷书为法帖,人品为楷模,褚遂良书品与人品互补互彰,成为尚法精神的旗帜和唐代书法文化的标志。

  褚遂良去世十八年后,李邕来到这个世界上,耳濡目染着优良的文化生态。初唐虞体和欧体风靡,到初唐末期,书法理论大家孙过庭提出,书法和文学一样,是“化育天下”的“不朽盛事”,李邕以一流书家的敏锐性和责任感率先响应,从大千世界汲取生命和运动形式之美,化作碑帖笔墨语言。今天我们可以断言,正是张旭的草书和李邕的行书共同支撑起盛唐书法的殿堂。观李邕行书,喜劲健者可从中看到金石趣味,好婉约者可从中品味到柔美风致,尚玄思者还可从中感会玄学精髓。以有法之字抒无羁之心,悠然的线条寄托性灵和生命,李邕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字如其人”和“风格即人”的艺术风格,如张丑《管见》所言:“北海始变右军行法,其顿挫起伏奕奕动人”。

  李邕书法暗合盛唐奋发向上的浪漫主义情调,自觉践行书法要“抒情达性”的艺术主张,他在行书中找到了表现自己精神哲学、性灵内涵和理想旨归的恰当形态,情怀雅韵寄托于笔墨,刚正脾性融汇于线条,风神俊郎展现于格局。经李邕改进发展的行书,行草中融入篆籀笔意,将折钗股和屋漏痕等自然之势运用于书体,突破了王羲之手札书法的规范,并将钟王攲侧取势的形貌向前推进一步,呆板的垂直线和平行线有意变为斜势,似攲反正,峭拔奇崛而又保持平衡的美感,展现无遗。

刚健雄强的人格气象

  盛唐繁荣首先体现在文化,张怀瓘在《书断》提出“情境感化理论”,尽管并不系统,仍常被历代书家截取引用,和孙过庭的书德论融合,形成较为完整的“书教理论”,成为中国人品读书法的内在心理响应,最终融入中华文脉,影响民族的思维和性格。纵观中国书法史,如果没有官方背景,或特殊身份,书法技艺超群而无独立人格和思想品格,忽略与上层沟通,就难以进入主流视野,也很难得到主流评价体系的关注和认同,作品更难流传后世。

  毋庸置疑,李邕在艺术上的“反叛因子”根植于内心,其人格气象表现于格局,就是痛快地宣称“似我者俗,学我者死”。初唐以后,王书为正统正宗,许多书家一承旧习,须臾不离,李邕对此深恶痛绝。艺术创作区别于一般的物质生产,万不可模式化、标准化和集约化,作品应当追求才情、个性和独创。“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二王风靡之际,李邕潜沉潮底,浪潮到来时,敢于逆流而上,遂以崭新风貌独步唐代书坛。李邕的尝试和努力,首先是改进行法,一改王羲之传统行书的结构模式和温润闲雅的情调,代之以荒率雄浑、游弋奔走和攲侧端凝,为改进盛唐书风吹响号角;其次是改进楷法,自唐太宗李世民作《晋祠铭》《温泉铭》至怀仁《集王圣教序》,倡导以行书入碑,李邕率先在行书领域进行探索,倡导碑帖互融,带头以行楷入碑,生发楷书上的创造,突破初唐欧虞褚笔法、神韵和墨彩畦径,从生活和自然之中寻找灵感,构建自己的艺术语言和样式,最终引发草书变革,直至狂草异军突起,终于成为盛唐书法艺术的拨转者。

  李邕有着嫉恶如仇的性情,因此不容于众,结果屡遭贬斥,同时代的卢藏用称他“邕如干将莫邪,难与争锋”,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甚至敢与皇帝论短长,可惜被奸相李林甫罗织罪名,饮杖而死。对历史文献细加梳理发现,李邕算得上历史上第一个卖文鬻字收入最多的作家,他早年家无厚积,《旧唐书·李邕传》载:“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李邕的才气和率真让当朝名流大家为之仰慕,更深得著名学者内史李峤和监察御史张廷珪的赏识,同向朝廷推荐,遂被诏为左拾遗(谏官)。李邕不但能文养士且重义爱士,在括州刺史及淄、滑二州刺史任上,一力兴利除害,留下很多佳话,赢得包括李白、杜甫两位唐诗双子星的首肯和赞誉。尽管对年轻后生态度过于矜重,史上还有李白《上李邕》的回敬诗流传,但无损李邕慧眼独具、辨才识能和胸襟宽阔,他善于聚拢后辈才学,赢得晚辈与之交心,因此才有了天宝四年历下亭设宴雅集,与高适、杜甫、李之芳等纵饮畅谈,说古论今,让杜甫的“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佳句流传不朽。

  李邕的眼界也阔大非凡。初唐四家法度森严的艺术格调,必然要适应盛唐书风变革的大潮,“通变”才是书法艺术的本质规律和唯一出路。在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李邕遍学北朝书家用笔之长,吸纳北方书体筋骨取胜的审美理念,为将来的变革做着各种准备,据粗略统计,从开元元年(713)到二十七年(739)的二十五间,李邕共完成碑刻20通、铭赞2品、书帖2部,书法风格个性突出,传承脉络清晰。李邕以碑颂、碑刻知名天下,并且是史上撰文碑颂数量最多的书家,深厚的碑学基础和帖学功底使其运指不落窠臼,显露纵势、奔突、荒率之生气,昭示初唐以来少有的艺术魅力。明代董其昌盛赞其书法“北海如象”,清代冯班则称“李北海如俊鹰”,李邕的人品、情操和他扶摇抟风的行书艺术,喻之为象和俊鹰确然并不为过。

 



责编:方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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