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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术:说“孝悌”


http://www.jslib.org.cn   2019-01-22 10:45:00  来源:2019年01月02日 中华读书报 作者:莫砺锋  

 

  《国文选读》,莫砺锋、徐兴无主编,凤凰出版社即出。全书按主题分成12编,本文是第一编《孝悌》的导言
  人类社会所以异于弱肉强食的禽兽世界,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人类具有伦理学的观念。否则的话,人类与禽兽又有什么区别?正如孟子所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所谓“人伦”,所谓“仁义”,都是属于伦理学的观念。那么,人类的伦理学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

  古代的犹太人认为那是上帝耶和华亲自向摩西颁布的,是上帝与人类的约定,他们从而把“摩西十诫”视为永恒的道德规范,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准则。古代的印度人认为那是佛陀释迦牟尼亲自宣讲和制定的,从而保存在佛教的古典三藏中。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等民族则认为是安拉通过穆罕默德降示的神启,他们从而认定所有的伦理学准则都见于《古兰经》。总之,他们都认为人类的伦理学原则都是源于宗教神启,是神灵外加给人类的道德要求。中华民族则与众不同。中华民族的先民确信文化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中华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本文化,人本文化必然以人类为其核心。追求人格的完善,追求人伦的幸福,都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在中华文化中,人不是匍伏在神祇脚下的可怜虫,更不是生来就负有原罪的天国弃儿。相反,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是衡量万物价值的尺度。人的道德准则并非源于神的诫命,而是源于人的本性。所以作为人类文化重要形态的伦理学观念,也必然是人类自身的创造物。

  “仁”是中国古代伦理学的核心观念,孔子说:“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他们一致认为“仁”就是人际关系的准则,就是人类内部的观念,它产生于人,也服务于人。在儒家看来,伦理学观念的起源便是人类固有的良善本性,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孟子对此有更精彩的论述:“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者,犹其有本体也。”(《孟子·公孙丑上》)所谓“四端”,都是伦理学的重要观念。在孟子看来,它们都是源于人类对其同类的同情心。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荀子虽然主张“性恶”,但他同样认为伦理学的观念乃人类自身的创造,不过归功于人类中的杰出者——“圣人”而已。荀子说:“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荀子·性恶篇》)由于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关于“仁”的学说也就成为中国古代伦理学的核心观念。

  “仁”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孔子的回答非常简明:“爱人。”(《论语·颜渊》)孟子则云:“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爱人”的终极目标当然是兼爱天下苍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亦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可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孔子心目中最高的仁爱层次,是尧舜都难以达到的最高道德境界。正因其难以达到,儒家为人们指出了一条循序渐进地实践仁爱精神的路径,那就是以“孝悌”为本,然后逐步推广、延伸,最后达到兼爱众人。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孔门高足有若则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为什么要以“孝悌”为仁爱的基础呢?这完全是对人类的实际生存情况进行仔细考察和深刻思考的结果,是符合人类天性的伦理学准则。匡亚明先生说得好:“人一出生,首先接触的人,就是父、母、兄弟等,这是古今中外,直到如今,凡有人的地方,没有例外的。所以孔子在他的伦理思想中首先着重强调了父子、兄弟之间相处的道德准则,这就是孝悌。”(《孔子评传》第217页)在人类脱离群居杂交的原始社会以后,生活和生产的基本单位就是家庭。对于很早就以农耕为主要生产形态的中华民族来说,更是如此。在“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的中国古代,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由家庭组成家族,再集合为宗族,进而组成社会、构成国家,这便是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的基本架构。毫无疑问,在那样的社会里,作为个体生命的人,一出生便要依靠父母的抚育,才能存活、生长。《诗·小雅·蓼莪》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便是父母含辛茹苦抚育儿女的生动写照。《蓼莪》中既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又云“哀哀父母,生我劳悴”,便是儿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深切体认。知恩图报,是人类善良本性的一大特征,也是伦理学中不证自明的一条公理。所谓“孝”,其实质就是知恩图报的伦理学原则在家庭内部的具体表现。当孔门弟子宰予反对为父母服丧三年时,孔子责问他:“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宰予回答说“安”,孔子责之曰:“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孔子还嗟叹说:“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三年之丧的具体做法虽然可议,但是其中蕴含的知恩图报的伦理学原则却是确凿无疑的。父母的养育之恩,是人在一生中所接受的最大恩德,所以人们形容对自己恩重如山的恩人是“再生父母”,形容极度悲伤则说“如丧考妣”。诞生于印度的佛教本来并无“孝”的观念,但传入中国后却伪造了《父母恩重经》来争取中国民众的理解,可证孝道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伦理学观念。“悌”的本义是敬爱兄长,在古代的家庭里,“长兄若父”,兄长对弟弟也负有抚养教育的责任,“悌”实际上就是知恩图报和伦理学原则在兄弟关系中的体现。“孝”与“悌”的性质非常接近,所以“孝悌”便成为一个统一的观念。

  自从“五四”以来,“孝”的观念受到种种批判。究其原因,或许在于古代提倡教道的具体做法往往欠妥,比如汉代的举“孝廉”,西晋的鼓吹“以孝治天下”,都是以功名利禄来诱导人们行孝。世间的事物一旦与功名利禄沾了边,就难免会变得虚伪、奸诈。古代关于孝道的理论宣传也做得不够好,例如《孝经》把“孝”分成“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等层次,过于强调了附加在孝道上的社会政治内涵。所谓的“二十四孝”中的行孝故事,也有不少编得相当拙劣,有些甚至荒诞不经。到了明代中叶,在《大唐秦王词话》中甚至出现了“父要子亡,子若不亡为不孝”之类的谬论。久而久之,便引起了人们的反感乃至大加挞伐。其实五四先贤并未彻底否定孝道自身,连鲁迅在其名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都说:“父母生了子女,同时又有天性的爱,这爱又很深广很长久,不会即离。现在世界没有大同,相爱还有差等,子女对父母,也便最爱,最关切,不会即离。”这样的论述才接近孔、孟提倡孝道的本意。

  那么,古人心目中的“孝”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首先,古人在论述孝道时并未单方面强调儿女对父母的责任,而是从“父慈”“子孝”两个方面着眼的。《礼记·礼运》中便明言“父慈子孝”,《墨子·兼爱》也云“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只是因为“父慈”是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所以无需多论。其次,古人并未把孝道视为一种强制性的伦理行为,而是看作对父母的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子夏问孝,孔子答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子游问孝,孔子答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孝经·丧亲章》记孔子语曰:“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谊备矣,孝子之事终矣!”其三,古人认为孝道必需服从更高的道德原则,从而反对不分是非、惟父母之志是从的“愚孝”。孔子云:“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据《孝经·谏争章》记载,曾子问:“子从父之命,可谓孝乎?”孔子听了大发感慨:“参,是何言与,是何言与!言之不通邪!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亡道,不失天下。……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谊。故当不谊,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谊则争之。从父之命,又安得为孝乎!”《孟子·离娄上》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赵岐注云:“于礼有不孝者三者,谓阿意曲从,陷亲于不义,一不孝也。”荀子更是公然提出了“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荀子·子道》)的原则。可见古人心目中的孝道决不是盲目的服从,如果曲从父母之志而违背道义,反而会陷于不孝的罪名。可以说,先民们对孝道的认识是非常全面的,“孝”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

  “孝悌”是仁爱精神在家庭内部的充分体现,是人们获得安稳、幸福的人伦关系的道德保障,也是确保社会和睦亲善的伦理学目标的基石。正是在“孝悌”的基础上,古人才进一步建构出完整的伦理学体系。孔子描述理想中的大同世界说:“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孟子设计的实现仁爱精神的路径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都要求将“孝悌”所蕴含的仁爱精神扩展开来,延伸出去,从而实现天下大同。很明显,在这个循序渐进的扩展过程中,最接近“孝悌”精神的应是朋友之间的友情。《礼记·中庸》记孔子之言,将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种人伦关系称为“天下之达道”。孟子所认可的五种“人伦”也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古人甚至认为朋友间的感情亲如兄弟,当孔门弟子司马牛哀叹“人皆有兄弟,我独亡”时,子夏便安慰他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论语·颜渊》)孔子把“有朋自远方来”视作人生一乐(《论语·学而》),又把“朋友信之”看作平生三大志向之一(《论语·公冶长》),曾参每日反省自己“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可见孔门对友道十分重视。更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对友道的理解中包含着深厚的仁爱精神,也包含着深刻的是非原则。曾参分析交友的益处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孔子更将朋友细分成“益友”与“损友”两类:“益者三友,损者三友。”(《论语·季氏》)古代的民间俗语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正是下层民众对“孝悌”与友道之密切关系的生动体认。

  古代有关“孝悌”及相关观念的范文不胜其数,举其要者,如《战国策》中的《触龙说赵太后》揭示“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道理,马援《戒兄子严敦书》、陶渊明《与子俨等疏》教诲子侄如何立身处世,李密《陈情表》表示要孝养祖母以终天年,欧阳修《泷冈阡表》、归有光《先妣事略》、蒋士铨《鸣机夜课图记》深情怀念父母亲的养育教诲,刘令娴《祭夫徐敬业文》抒写对亡夫的无比眷恋,韩愈《祭十二郎文》、李商隐《祭小侄女寄寄文》抒发对子侄夭亡的深切哀痛,苏辙《为兄下狱上书》、袁枚《祭妹文》为同胞手足遭遇不幸而悲鸣,郑燮《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叮嘱弟弟厚待贫穷的亲朋及农夫,皆为天地间至文。古代关于友道的范文也是美不胜收,举其要者,如司马迁《管晏列传》记述了管仲感念好友鲍叔牙的名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孔融《论盛孝章书》为身陷危境的朋友鸣冤求救,向秀《思旧赋》倾诉对无辜遭祸的友人的思念,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欧阳修《苏氏文集序》、《释秘演诗集序》、王安石《王逢原墓志铭》《同学一首别子固》、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等记述友人的嘉言懿行,并歌颂与友人生死离合之际的深厚友情。

  《礼记·学记》说得好:“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上述导言好像是菜谱或美食评论,虽对读者或有裨益,但不可能让他们真正“知味”。只有直接阅读这些有关“孝悌”主题的范文,才能食鼎一脔,知其滋味。谨作推荐。

 



责编:方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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