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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术:《典论·论文》的传统性与现实性


http://www.jslib.org.cn   2018-09-25 10:18:00  来源:2018年09月23日 中国青年报 作者:谷卿  

 

  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高度相关,往往都集中于统治阶层和世家贵族,因此很多文学家族的出现并非偶然,但即使如此,像曹操、曹丕、曹植这样能够同时登上一个时代文学顶峰的父子三人,在文学史上仍属罕见,直到八百多年后出现于北宋的眉山“三苏”,堪能相与媲美。

  曹氏父子合称“三曹”,是建安诗家中的翘楚;汉季魏晋文论,亦以曹丕的《典论·论文》为冠冕。提及汉魏时期的文学家,“建安七子”自是无法回避,而将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子”并称,即始于《典论·论文》。曹丕列叙这七位“今之文人”的代表在文学创作上的优劣,借以说明不同文体有着不同的写作要求和审美特质,所谓“文本同而末异”,“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是很有见地的,非诸体兼能之人,难有这样切实的体察。

  “文以气为主”的渊源

  在扬抑“七子”之时,曹丕有意借用了一些品藻人物的方式和话语,而其重要的发明,则是以关乎身体的“气”来讨论文章,从“气”的角度探论主体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这不仅是《典论·论文》的一大特色,更成为文学批评史上“文气论”的嚆矢。

  曹丕指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其基本观点是,文本于“气”,由“气”主之;“气”是一种气质,存在于各人身上,各不相同,外力不可改变;这种“气”也不经血缘传袭,而是成于自然。

  很显然,曹丕有关“气”的论述,受到先秦儒家特别是孟子学说的影响。孔子强调通过“知言”来“知人”,认为一个人的言语文字之中,蕴含和透露着其人的气质心性。孟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道:“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虽然此“气”多赖后天养成,曹丕之“气”则近于素禀,但孟子所言“气”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实系“不可力强而致”和“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的语源。

  与曹丕一样,孟子也擅分辨文章的优胜和缺陷,这种能力取决于对文之“气”背后之“人”的理解和探察,是故能够“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至于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之说,更成为后世文学批评所依循的重要旨则。

  文史学者郭绍虞提出,《典论·论文》承袭了不少前人的观点而化用之,如“谓‘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即王充《须颂》《书解》诸篇之意;其论文体、文气二者,亦即相如赋迹、赋心之说”。其实,曹丕“文以气为主”的论断,也受到王充的启发,后者曾自道“更禀于元,故能著文”(《论衡·自纪》),这个“元”字,正是演化为文的元气。

  从战国时代一直到东汉,多数思想家认为“气”是万事万物之本,论道者虽以道为万物之主,但承认道亦须经气化之过程。流行汉末的太平道就相信“夫物始于元气”,天、地、人均由元气化生,而“人有气即有神,气绝即神亡”,至于“道”,也由元气行之:“元气行道,以生万物,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生者也。故元气无形,以制有形,以舒元气,不缘道而生。”(《太平经》)早期道教的这类思想,与儒家有关“气”的论述相为表里、相互补充,成为《典论·论文》中“文气”之论的思想资源。

  “文明的病态”及其自治

  今人谈及文章之价值和意义,必引《典论·论文》所云“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对文学的这一评语,实际呼应了先秦时期即已确立的“三不朽”价值观,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在《与吴质书》中,曹丕也确然流露出对以著文得“不朽”的认可和企望。“立言”的重要性,绝非仅仅在于抒发自身的情志,更是关乎德与功的事理辨述和申彰,正像孔疏点明的那样:“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从这个角度来看《典论·论文》,其中显然存在一种明确的“文质之辩”,而这又与汉魏时期的政治文化关联甚深。

  以嬴秦亡于暴政为前车之鉴,汉初统治者采取黄老“无为”之治,休养生息。武帝亲政以后,国力日益强盛,此时儒家学说参与意识形态的构建,儒生也加入到政权之中,以契应王朝新时期的崛起扩张生态。作为一个“彻底化的文书行政的帝国”(富谷至语),其持有不同治国理念的政治角色,常常以论“文”和论“学”为论“政”的突破口。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汉初的道教思想,还是后继的儒学,也都近乎一致地认为前代之弊在于多“文”而少“质”,从政治举措到礼法刑律,都应有所减省。学者阎步克认识到,汉儒用以纠矫治道之弊的学说与道家一样,把周秦之间的社会问题归结为“文明的病态”,也均要从分化程度较低的社会状态中去寻求救弊方略,但儒家更趋向于由文吏政治向礼治秩序回归。

  儒家对“文质之辩”所持的态度当然是一以贯之的“中道”,孔子早就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孔安国解释“彬彬”为“文质见半之貌”,汉儒接受了这一观念,认为“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春秋繁露·玉杯》)汉末诸侯纷争,仿佛又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但大乱之中,新的政治格局和文化秩序也逐渐形成,这正是曹丕写作《典论·论文》的背景,因此他在《自序》的开篇就描述了“董卓杀主鸩后,荡覆王室”、“家家思乱,人人自危”的境状。社会溃败必然带来“文学蓬转”(《文心雕龙·时序》),重续政统自然也不能不革易文风,曹丕正是从政治的、历史的视角观照文学,因而表达出对文人中“护细行”“立名节”“怀文抱质,恬淡寡欲”之“彬彬君子”的钦仰和渴求,这些文人及其所影响和形成的文风,便是救治文明弊病、重建礼义教化的核心力量,而文章“经国”“不朽”之义,亦在其中矣。

  曹丕的诗作古雅娟秀,婉约柔缓,大多描写和表现游子思妇的哀怨与悲伤,敏感的他将汉魏文学中的感伤情调发挥到极致,与其父曹操的慷慨悲壮、其弟曹植的沛然昂扬之习有别,也可视为以实际创作印证自己的文学观念。创作与批评的离合固然存在,曹丕的诗作和文论之中,又兼有超越的传统审美和自觉的现实观照,诸种思想和意识的杂糅,多因外力的催发而成型,《典论·论文》因此能够“转开后世文人主张文以明道或致用的先声”(郭绍虞语),自是有它的合理性。

 



责编:方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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