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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术:也谈“知人论世”


http://www.jslib.org.cn   2018-04-18 10:21:00  来源:2018年04月04日 中华读书报 作者:李乔  

 

  “知人论世”实际是一种方法论。起初,它只是一种读书方法、文学批评方法;后来,又成为一种著述方法、一种研究人物的方法。

  人们常说要“知人论世”,写文章也常会提到这个词语(成语),但对这个词语怎么解释,怎么使用,却有不同的说法。最近有网文谈如何使用“知人论世”一词才正确,并引了我一篇小文中的观点,但该文观点多有舛误,故本文拟再谈一下这个问题。

  若查词典,查百度上的各种解释,可以归纳为两条,一是说“知人论世”指了解鉴别人物和论说世事万象,简单说就是“了解人;论时世”;另一种解释是:“了解一个人并研究他所处的时代。”第二种解释是《辞海》的释文。第二种解释把“知人”也解释为了解人物,但把“论世”解释为研究所欲知的人物所处的时代,这与第一种解释是不同的。第一种解释,“知人”和“论世”之间没有内在联系;第二种解释,“知人”和“论世”有内在联系。

  人们在使用“知人论世”这个词语的时候,总是选择其中一种的。在我看到的使用和解释此词的文章中,似乎记者、作家,多取第一种解释,学者多取第二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当然不错,但缺少历史文脉,并非此词的原解;第二种解释有出典,是此词的原解,也可视为正解。

  “知人论世”一词,源出《孟子·万章下》的一段话:“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后人将这段话浓缩,成为“知人论世”一词。这段话第一句说,学诗、读书,不能不了解作者其人。第二句说,要想了解作者其人,就要研究他所处的时世,即时代、世事。《辞海》的释文,直接由孟子这段话而来。

  朱熹是注释《孟子》的权威,他对这段话中的“论其世”三字做了自己的解释:“论其世,论其当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观其言,则不可以不知其为人之实,是以又考其行也。”前一句说,所谓“论其世”,就是要研究和论述诗书作者在其所处的时世中的行为和经历。后一句说,读作品,就不能不了解作者的实际经历,因而必须考察他的行为和经历。

  朱熹这段话,是对《孟子》“论其世”三字的阐发性解释,实际上含有申说、发挥的成分。《孟子》的原话,主要是强调要研究作者所处的时世,而朱熹则更强调作者在某一时世中的作为和经历。若将两者的意思结合起来,便是:要想了解一个诗文作者,就必须知晓他所处的时世以及他在这个时世中的行为和经历。

  “知人论世”实际是一种方法论。起初,它只是一种读书方法、文学批评方法;后来,又成为一种著述方法、一种研究人物的方法。

  历史上,许多文学批评家都把“知人论世”作为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如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晋人刘琨的作品说:“其源出于王粲。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这是用刘琨罹逢厄运的经历,来解释其诗作何以多感慨悲愤之词。当代的文学评论家更是自觉地运用这种方法考察作品。清末小说《孽海花》研究家王祖献先生这样谈自己的研究:“要了解作家的生活,‘知人论世’,故有必要寻觅足迹,探索一下曾朴的生活、思想历程与创作过程。”可知,“知人论世”是王祖献研究《孽海花》的重要方法。

  邓云乡先生写过一本《鲁迅与北京风土》,成为蜚声文坛的名著,其成功的妙诀,我看缘于采用了一种“知人论世”的著述法。此书以鲁迅的日记为经,以北京风土景物为纬,寓人物于时世之中,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活在那个时世中的鲁迅。出版家王西野先生在跋语里说:“从鲁迅接触的特定环境来研究鲁迅,于知人论世,是不无用处的。”他看出了邓著与“知人论世”之法的关联。

  “知人论世”常被学者视为重要的人物研究法。陈寅恪先生在为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写的审查报告中说:“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要想评说古人的思想学说,必须先弄清古人所处的时世,否则无法评说。这是陈先生教给我们的“知人论世”的人物研究法。

  历史学者朱成甲先生写过一本名著《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用的就是陈寅恪所说的“知人论世”的人物研究法。朱成甲在后记里说:“我费了比研究李大钊本身的材料多得多的时间,去研究与之相应的背景,去研究与之相关的大量事件和人物,同时也自然地涉及到与这些事件、人物的联系问题和评价问题。”朱先生是想先弄清李大钊所处的时世,再用那个时世来说明李大钊的思想和行事。他这样研究李大钊,无疑比只研究李大钊本人的材料要全面、准确和深刻得多。李新、刘桂生两位史学名家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对作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做了一句概括性的评价:“它不是让历史人物自己来解释自己,而是让时代来解释人物。”这句话是对“知人论世”的人物研究法的极好说明。

  在与人物有关的文献中,人物年谱和编年文集对于“知人论世”,对于准确地了解和评价人物及其作品,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年谱记载的时事,是“谱主的背景”。意思是,要想了解谱主及其作品,必须先了解谱主所处的时事背景。梁氏举例说,顾亭林的诗有不少是影射时事的,“假使《顾亭林年谱》不记时事,怎么知道这诗所说何事”?近年,有人编著过一本《三曹年谱》,编例说:“略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重大事件,以便与谱主曹操、曹丕、曹植的社会活动和诗文内容互相参证。”可以看出,这位编著者是很重视“谱主的背景”的,他知道,若不知晓谱主所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是不可能深切了解三曹其人其文的。

  编年文集在“知人论世”上与年谱有同样的功能。鲁迅先生说:“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且介亭杂文·序言》)一个作家的作品,若按年份编排下来,便容易和时代背景相参照,作家的思想历程及作品风格的演变,便会凸显出来。已经出版的《鲁迅全集》有两种编法,一种是分类编的,分小说集、杂文集、书信集等,一种是编年体的,按时间先后编辑鲁迅作品。前一个编法有助于从文体上揣摩鲁迅的文章,后一个编法有助于知人论世,即从历史长河的流动中了解鲁迅其人其文。

  相对于“知人论世”的原解,“了解人;论时世”应算是一种别解,也可以说是对原解的一个发展,它实际已成为“知人论世”一词的另一个义项。在“了解人;论时世”这个意义上使用“知人论世”,当然是可以的,而且有时也是必须的。

 



责编:方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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