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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术:最能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人去了
——悼念饶宗颐先生


http://www.jslib.org.cn   2018-03-12 13:15:00  来源:2018年02月14日 中华读书报  作者:陈民镇  

 

  2月6日凌晨,一代通儒饶宗颐先生仙逝。

  听闻这个消息,我不禁黯然。不但因为饶公的离去,还因为饶公的象征意义——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已经逐渐远去。

  虽然这一天总会到来,但仍太过突然。郑炜明先生告诉我:“昨早上我还去探望,一切都似很好的样子。”

  余生也晚,未能够聆听饶公教诲。但包括《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在内的饶公论著,我都通读过几遍,对饶公的为人为学也算略知一二。近年来“饶学”兴起,我也算是个参与者。之所以研究饶公之学,因其在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通过饶公可以把握二十世纪学术史的总体脉络以及各个方面;同时也因为无论公众还是学术界,大家对饶公的认识并不充分或全面。

  谨以此文,缅怀饶公,也希望能让大家进一步走近饶公、了解饶公。

    大师之大

  在我还在上本科的时候,接触过饶公的不少论著,钦佩之至,甚至“追星”到了敦煌,有幸参加2010年8月在敦煌举行的“庆贺饶宗颐先生95华诞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主题发言。

  在会议上,我见识到饶公的风采,也见识到学问之海的浩淼无涯,让我明白求学戒躁、毋必。

  在寿宴上,适逢甘肃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饶公当场将160万元的寿礼捐赠给灾区。我也近距离感受到了饶公的大慈悲心。

  一年之后,有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饶宗颐星”,我所“追”的“星”,已经将名字镌刻于星空。

  但饶公又绝非所谓的“学术明星”。他不会天花乱坠地忽悠,也不会煲烂熟的鸡汤,有的只是典正甚至有些艰深的学术文章,公众很少有人知道饶公,也便不难理解。

  即便是学术界,由于时代的限制和地域的阻隔,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过季羡林、李学勤等先生的极力推介,大家才逐渐了解饶公的学问。

  近年来,饶公声望日隆,甚至逐渐被神化。但不少人并不曾读过饶公的学术论著,多是人云亦云。饶公的著作绝非快餐,需要耐心阅读与咀嚼。

  也是树大招风,网上有人专“黑”饶公,一味无理据地人身攻击,颇混淆视听,郑炜明先生《真的假不了:饶宗颐先生的生平、志节和学术举隅——兼为饶宗颐先生辩诬》一文已有详尽辨析。

  由于伪大师横行,大家对于“大师”的帽子越来越谨慎。但誉饶公为“大师”,恐怕很少有人会质疑。

  季羡林先生曾辞谢“国学大师”的桂冠,但坦言在他心目中饶宗颐便是“大师”。许嘉璐先生更是说:中华文化是什么样子?就是饶公这样!饶公是中华传统文化显现于二十世纪的最好典型。

  每个人有各自心中的“大师”。但像饶公这样博通经史子集、古今中外、诗文辞赋、书画琴乐的通儒,像饶公这般融贯中华传统文化诸领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很难再举出第二个。

  大家崇拜“大师”,甚至制造“大师”,本身便是出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敬畏。

  饶公晚年的崇高地位,更多的是象征意味。而由饶公所铸就的丰碑,并不会因肉身的殒灭而崩塌。

    饶公生平

  饶公生于1917年8月9日,享寿一百零一周岁。2015年12月,我有幸参与了“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光会议论文集便有四大册,涉及各个门类,足见饶公在诸领域的崇高威望。

  饶公出身于广东潮州的富商家庭,其父饶锷经营钱庄,堪称当地首富。饶锷老先生也精于治学,家中天啸楼数万卷藏书,便是饶公儿时的精神家园。

  之所以取名“宗颐”,是因为饶锷老先生希望饶公追慕宋儒周敦颐之风。饶公字伯濂(也来源于周敦颐的号),又字选堂,号固庵。目前流行的资料多说“选堂”是号,其实出于误解。

  饶公可以说是“富二代”,同时也是“学二代”。他只上过一年初中,学问基本上来自家学和自学。他自幼协助父亲编清人学案,十四岁即撰写《顾亭林学案》,其朴学根基便来自于家学。少年的饶公遍览群书,博闻强识,浸淫于学术、诗文、书画和金石。饶公后来的治学兴趣广博,实际上基本可从其家学找到渊源。

  十六岁那年,饶锷老先生离世,留下了未完稿的《潮州艺文志》。饶公并没有选择继承家族产业,而是彻底走上心仪的学术道路。他发愤著书,历时三载,续完其父遗著,揭启了他漫长学术生涯的序幕。

  饶公的生平很传奇,也很纯粹,其最为究心的,莫过于“学术”二字。其学术生涯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1935年至1948年,饶公主要活跃于广东地区,以地域文化研究为重心,并由此延伸到其他领域,初步确立其学术格局。这一时期,他担任《潮州志》总纂,进一步挖掘潮汕地区的历史文化,并“开始注意将考古发现与学术研究结合”;他成为当时历史地理学重要阵地“禹贡学会”的一员,得到顾颉刚先生的赏识,委以编纂《古史辨》第八册的重任(后书稿因战乱遗失);他发表了《楚辞地理考》,参与到《楚辞》地理问题的论战之中;他赴云南任中山大学(当时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澄江)研究员途中,因感染疟疾而滞留香港,协助王云五编《中山大辞典》,协助叶恭绰编《全清词钞》,从而对甲骨学和词学发生兴趣。

  1949年至1977年,饶公任教于香港大学、新加坡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立足香江,面向世界。在1950年代,他发表了《老子想尔注校笺》《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殷代贞卜人物通考》等论著,奠定了他在敦煌学、简帛学和甲骨学的重要地位。此后他继续推动这三大显学的研究,并深入涉足楚辞学、词学、艺术史等领域。他先后赴日本、法国、印度、东南亚诸国、美国等地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与汉学界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研习梵文和楔形文字,将研究视野扩大到南亚和西亚。这一阶段,内地的学术环境有重大变化,而饶公借助地缘优势,与汉学界互动频繁,并接触到许多流散海外的珍贵出土材料,是其学术研究的关键时期。

  1978以来,则是第三个阶段。1978年,饶公于香港中文大学荣休。1979年9月,他首次重返大陆,从此与内地的学术界建立了密切联系。该时期出土材料不断涌现,掀起古典新研的热潮,饶公积极参与马王堆帛书、云梦秦简、郭店简、上博简等简帛文本的讨论,出版了《云梦秦简日书研究》《楚帛书》《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等重要论著,主编《甲骨文通检》《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字汇》等工具书。饶公逐渐摆脱“汉学家”的身份,其学术成果得到内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他的一些论著开始在大陆再版或重编。他的书画也得到空前的重视,作品展览不断,其学问和艺术也逐渐为公众所了解。与此同时,他以繁荣学界为己任,如参与创办《华学》《敦煌吐鲁番研究》等刊物,主编《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推动敦煌石窟以及其他文物的保护,推动满语的研究,等等,可谓不遗余力。他注意扶掖新人,目前活跃于敦煌学、甲骨学、简帛学等领域的中青年学者,不少都受过饶公的帮助。饶公的可敬,不独在于其个人成就,更在于其心系民族命运与文化前途的赤子之心。

  通过回顾饶公的人生轨迹,可知其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天时、地利、人和相契之下的水到渠成。但这种相契却又是难以复制的,使得饶公的博通在学科区分愈加细密的当下显得弥足珍贵。

    饶公之学

  饶公之学也大矣!非余小子所能评骘,以下权且谈谈一些个人体会。

  洋洋20册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分为“史溯”“甲骨”“简帛学”“经术、礼乐”“宗教学”“史学”“中外关系史”“敦煌学”“潮学”“目录学”“文学”“诗词学”“艺术”“文录、诗词”14卷,分类虽未必能反映饶公之学的全貌,但已可让我们窥及其学之淹博。据初步统计,饶公出版著作80多种,发表文章950余篇,光著作目录都出了厚厚一本书。

  饶公所研究的对象,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学”。李学勤先生曾指出饶公的学问“几乎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方面,无不融会贯通。这样的学术,从学科分类来说应当称为什么呢?我认为最恰当的词就是‘国学’”。饶公则倡导“华学”,希望以“华学”的指称来替代“国学”。这不仅仅在于“国学”的定位不够明晰,还在于“华学”能够突破国家概念的局限,将视野放宽至整个世界的中华文化。2001年,饶公在北京大学提出“新经学”和中华文化“文艺复兴”的设想。对于这一设想,我们有理由更加乐观。饶公孜孜以求并为之奔走的,便是“华学”在当代的延续和复兴。

  饶公曾指出:“决定一切学问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材料,一是方法。”而材料与方法,对于饶公而言又是相统一的。

  饶公治学,务求材料的竭泽而渔,强调“必将有关材料尽量提出”,并常在文后附以资料长编。其论著言而有征,绝非浮泛之作可比。以出版于1959年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为例,全书取材广泛,除当时刊布的甲骨资料之外,尚有饶公远涉海外所搜罗的未刊材料,如日本、英国、瑞士等地所藏甲骨。彼时《甲骨文合集》《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等大型工具书尚未出版,在当时的条件下,《通考》在材料的利用方面可以说是穷尽性的。饶公在利用材料时注重比勘检核,为学者进一步利用材料提供了便利。该书与陈梦家先生的《殷虚卜辞综述》均对甲骨文作通盘整理和全面论述,堪称1950年代甲骨学之双璧。1962年,饶公荣获法国法兰西学院颁授的汉学研究最高荣誉、有“西方汉学之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该书便是其获奖的重要理由之一。

  奠定饶公学术基础的《潮州艺文志》,本身便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著作。饶公极其重视目录学的根基,他后来的《楚辞书录》《词籍考》等目录学著作,已经成为相关领域的名著。饶公严谨尚实的学风,实则渊源有自。

  饶公长期身处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三大显学的前沿,这些学问便基于王国维所说的“新发现”。在饶公看来,新材料与传世文献、域外文献等一样都只是研求问题所使用的材料而已,而反对将新材料神秘化。饶公积极刊布出土材料,如敦煌写卷《文心雕龙》《文选》等,再如日本、法国等地的甲骨,嘉惠学林。他认为“敦煌石窟所出的经卷文物,不过是历史上的补充资料”,他所做的便是“运用贯通的文化史方法,利用它们作为辅助的史料,指出它在历史某一问题上关键的意义”。在古史研究方面,饶公则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提炼出涉及实物(考古学资料)、甲骨及金文材料、经典材料、民族学资料及异邦古史资料的“五重证据法”,这也是材料与方法相统一的体现。

  饶公之学是会通之学,涉及“华学”的各个领域,并兼及域外之学,可谓博通古今中外。如从《天问》出发,既征引《庄子》《逸周书》诸书,也旁涉《梨俱吠陀》《阿维斯陀》《旧约·约伯传》等其他古代文明的材料,指出“发问”文学的文明史意义;如翻译古巴比伦史诗和古印度吠陀文献,比较中外创世神话;再如现在大家热衷谈论的“一带一路”,饶公便有持续的关注,他是较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学者之一,并且注意研究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之前的中外文化交流。同时,饶公又在学术与文艺之间游刃有余,如饶公的绘画以元四家为依归,对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多有临摹,同时对黄公望的行迹及《富春山居图》的临本加以研究,撰成《黄公望及富春山居图临本》一书。再如饶公在书法中融汇古文字笔法,再如从敦煌白画发掘白描古意,再如研究《离骚》琴曲的同时亲自弹奏体验,均可谓学艺相偕的写照。

  有些人或许会说饶公治学博而不精,但如若注意到饶公对各个领域持续的深耕(如他对楚帛书、敦煌曲长达数十年的追踪),注意到他对材料的穷尽性搜求和处理,这种疑虑自然可以打消。

  饶公治学,给人印象最深的,除了会通融贯之道,便是其极强的问题意识和旺盛的创造力,这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会通的视野。他善于发掘学术的真空地带与交叉地带,先人着鞭,发人所未发。如其《老子想尔注校笺》一书,就敦煌写本《老子想尔注》作详尽考证,这是以道教史的视角研究敦煌道书的真正开端。法国国立高等学院的中国宗教学权威康德谟更是以该书为教材,作为门人研习中国道教史的入门书,并由此引发法国汉学界的道教热,索安、施舟人等西方道教学者便深受其影响。再如在唐以前传入中国的悉昙体字(当时所称的狭义梵文),相关材料赖部分汉文典籍得以保存,饶公《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绪论》一书可谓中国悉昙学的开拓之作。对于新材料的发掘与运用,饶公更是极为敏锐,如他对云梦秦简所见“稗官”、银雀山汉简《唐勒》、马王堆帛书《周易》等材料的研究,便是著例。饶公的许多论述虽是蜻蜓点水,却能给人无限启迪,我的一些论文便受惠于此。

  阅读饶公的著述,如入宝山,自不必空手而归,但如欲窥其全貌,又不免令人沮丧。以上所陈,不过是冰山一角。

  王充在《论衡·超奇》中说:“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饶公“博览古今”,可称“通人”,而其“精思著文连结篇章”,亦无愧于钱仲联先生所誉之“东洲鸿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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