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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术:恶之花,身之罪


http://www.jslib.org.cn   2018-03-12 13:13:00  来源:2018年02月14日 中华读书报 作者:梁盼  

 

  《水浒传》提到潘巧云的时候,有一个段子式的开场白: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水浒妙哉,谴责之中带着调侃,清醒之余残留无奈,偏见之下略含温情。施耐庵写的很过瘾,据说他引用的是唐人吕洞宾的一首打油诗。不管原创何许人也,反正是拿潘巧云说全天下的女人。

  这个意味深长的“判词”,有两层意思。其一,女色从一开始就是恶的,会随时毫无征兆地引来杀身之祸,甚至大规模的战乱,此乃儒家或隐或显的观点。其二,直接从男女生理结构的巨大差异,来强调男人纵欲太多,会死在女人的温柔乡里。此情此景真实生动,有血有肉又刻骨铭心。既香艳,又骷髅若隐若现。这是道家的理论,其“房中术”是抵御此种“绝症”的良方。这两者,很多时候是“互通”的,核心内涵没有太大差异,顶多儒家重点强调的是社会危害,道家则较为纯粹地从身体、养生,甚至“生态平衡”的角度,予以更加绿色的阐释。

  从古希腊的特洛伊战争到吴三桂的怒发冲冠为红颜;从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的巨著《十日谈》中,连续被九个男人抢夺的古巴比伦国公主,到《三国演义》里那位让董卓和吕布闹掰的貂蝉小姐;还有西施、杨贵妃等——古今中外,女子皆为是非之人,为美女杀得血流成河,亦是历史的常态,甚至是一种男人的“历史观”,大伙似乎比施耐庵更需吐槽——此乃公开的秘密,至少信其有则有,信其无则无。

  一个男人最好不要经受女人的考验,可惜上帝最喜欢的正是一幕幕宏大历史裹挟着倾国女人的大戏。而男人们,即便前车可鉴历历在目,也渴望遇到此等考验。若是除去这“考验的大戏”,历史与文学到底还能剩下什么?纵使留下些东西,也极其单薄无趣,仿佛只有枯燥的文献、昏黄的纸张。

  东晋道教思想家葛洪在其《抱朴子》中认为,养生的铁律只有一个,即不伤“力本”。所谓“力本”,便是男人的精气、血气、阳气或元气。男人的这种“气”是有限的,即便天资再好,也要量力而行,如果使用过多,则必定伤元气——男女之事,被认为是消耗元气的一个大宗。而且,似乎女人的“气”,是其他门类的东西,至少男人完全靠它挺立于世,女人损耗一些则无伤大雅,可迅速找补回来,阴柔之身更利于她们吸纳天地之精华。

  所谓的“抱朴子”,就是老子的方法论:“见素抱朴、绝学无忧、少私寡欲”——身体、国家、天下,皆以克制本能的欲望为第一要务。“素”是没有染色的生丝,朴乃未曾加工的原木。老子号召天下人向“素朴”或者“朴素”看齐,保持原滋原味,不要索求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从盘古开天地以来,大千世界本就美丽,不需要人去瞎折腾,更不用男人们去刻意打造。相反,只要人一参与,便不再和谐。为此,连“学习”都毫无必要,必须坚定地予以摒弃——绝学是也。

  清心寡欲,是所有人与自己、他人、物资打交道的唯一选择。尤其男人,天然的有“私”有“欲”,容易“学坏”,可偏偏又是钢筋的心、玻璃的身,一不小心便破碎一地。道家从老子开始便谆谆教诲世间的男子,元气极易漏掉,面对女人,须一日三省吾身。后来的明清小说再接再厉,添油加醋,对男人的纵欲而亡,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普及,弄得大伙栖栖遑遑,不想则已,一想便不可终日。可是,古典与传统总是会遇见挑战。到了鸦片战争后,近现代“医学”走上历史的舞台,并大声宣布,此乃想当然与危言耸听。

  中国人有不敢苟同者,也能搬出一个很客观的理由,甚至振振有词:毕竟这是西医的说法,中医不吃这一套。此种应对措辞一旦抛出,便把问题搞复杂了,涉及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弱国的民族感情、中西文化与制度的优劣、挑战与应对、文明的类型等等诸多纠葛,反而使得一开始很纯粹的医学问题,变得模糊不清,可有可无,甚至成为一个伪命题。当下中国早已融入全球,可谈及此,亦纷纷扰扰、莫衷一是。

  不管到底有无“科学性”,更不管这种科学能否给“潘巧云”诸辈把脉验血,反正先人写的小说,倒是留下了值得讨论的案例。水浒是元末明初的小说,过了大约两百年,中国第一奇书《金瓶梅》在晚明横空出世,而水浒“教君骨髓枯”的判词,再次出现,乃西门庆行将毙命之时。以西门庆之死来渲染,可以说比水浒更为触目惊心,比施耐庵的用心更为良苦。可即便如此,西门大官人死在女人的石榴裙下,依然有其不可忽视的特殊性与偶然性。西门庆并非必死无疑——作者兰陵笑笑生陷入了迷茫与虚无,他既要教育读者切切不可效法西门庆,又给了西门庆多次不至于“骨髓枯”的机会——真是不可思议。

  兰陵笑笑生到底是要大家以西门庆为反面教材,还是在炫耀西门庆的身体能力?到底是秉承道家一贯对女人身体的“仇视”传统,还是不经意间,把男女的享乐主义营造得如此凄凉夺目?除自己的老婆潘金莲外,西门庆最后交往了六个女人值得玩味,他本有六个老婆,死前又与其他六个女人有了“终结”式的交往,其中还包括一个叫“六”的妇人——王六儿。这是一种数字上的巧合吗?中国人喜欢讨吉利,数字的意义不可低估,以前六个老婆是六六大顺,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最后六六大不顺。

  先娶六个女人,后死于另外的六个女人。难道真如作者很早所讲的“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闻”——不到西门庆这只白鹭魂飞魄散,不到西门庆这只鹦鹉发出离阎罗王最近的喘息声,绝不实言相告“六”的微言大义。一个女人便可以是潘金莲或潘巧云,那么六个女人,杀伤力该有多大!“六”,大概是兰陵笑笑生在无可奈何之下,给晚明那个纵欲时代开的一剂药方。

  有意思的是,在当代作家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里,主人公白嘉轩连续克死了六个妻子,他倒安然无恙,直到第七房太太命硬,才算结束了这绞肉机般的婚姻模式。不知陈忠实是否受到了《金瓶梅》的影响,才反其道而行之,偏偏要对古典文学的“男弱女强”说一声不。白嘉轩与田小娥,男女皆有强势的“身体”,各有挣扎放肆的“本钱”。陈忠实先生如果不是在调和道家“重女轻男”的身体理论,那么他就和兰陵笑笑生一样,既从儒家的角度,看到了愚夫与愚妇们身体恶的一面,又不愿意忽视其“恶之花”的另一面。所谓的恶之花,并非纯粹的修辞,反而有着物质世界最真实的存在——花本如此,人何以堪。

  陕西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文化积淀厚重,当代陕西作家中除了陈忠实,还有贾平凹诸贤,皆在这朵恶之花旁,踽踽独行患得患失。《废都》姑且不谈,单就女人的身体细节来说,贾平凹的一个中篇小说《美穴地》,便惟妙惟肖、恰到好处地引用了《金瓶梅》。“美穴”,本指能给家族带来祥运的墓坑,它给“恶之花”写下了新的注解:美,往往伴随着坟墓。只是不知这坟,究竟是男人的,还是女人的,到底是儒家的,还是道家的!

 



责编:方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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