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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术:孟荀之间


http://www.jslib.org.cn   2017-11-06 10:13:00  来源:2017年10月25日 中华读书报 作者:梁涛  

 

    辛亚民博士曾从学于北师大郑万耕教授、清华大学廖名春教授,在《周易》尤其是《归藏》研究方面用力颇深,成绩突出。2012年他博士后出站,申请来人大国学院工作,在众多的申请者中脱颖而出,以较高的票数通过国学院的遴选,给参加面试的学术委员留下深刻印象。亚民来国学院任教后,先后开设了“《论语》研读”“《归藏》研究”等课程,还组织了《周易》读书班,受到学生的欢迎。他的到来,为国学院注入了新鲜血液。2011年我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孟学史”,担任首席专家。这个项目可以有两个配套子课题,于是我推荐了亚民,请他加入到孟学史研究队伍中来。亚民欣然接受,在继续从事易学研究的同时,又拿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开始了孟学史的研究,等于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现在他的课题已经完成,成果准备结集出版,我为他感到高兴,也乐意写几句话表示祝贺。

  孟子是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大儒,对后来儒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宋代以后地位不断提升,有亚圣之尊,孔孟之道几乎成为儒学正统的代称。《孟子》一书也经历了由子书到经书的升迁,特别是朱熹将其编入《四书集注》后,更是受到学者的关注,历代注疏、阐发、评述《孟子》的学者层出不穷,形成丰厚的学术积累。现代学术转型后,学者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孟子思想上,这方面成果突出,蔚为大观,对孟学史则关注不够,研究相对薄弱。1998年郭店竹简公布后,由于子思遗籍的发现,思孟学派受到学界的关注,掀起研究的热潮。我就是从这时开始集中研究思孟学派尤其是孟子,十年后于2008年出版《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一书,此后又相继完成《孟子解读》《思孟学案》两部著作。这时我的孟子和思孟学派研究暂时告一段落,于是将目光转向一是荀子,二是孟学史。

  我关注荀子,主要是因为在研究思孟学派过程中,发现子思的思想不仅如前人所指出的,是孟子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同时也影响到以后的荀子,学术史上虽然不存在一个思荀学派,但从思想的发展来看,子思与荀子之间实际也存在着联系。从孔子到子思再到孟、荀,实际是儒学内部分化的过程。分化的好处是深化,孟子、荀子分别对孔子的仁学、礼学做了进一步发展;其缺点则是窄化,儒学本来是内外并重,仁、礼统一的,到了孟、荀则各取一偏,使丰富的儒学传统变得狭窄了。基于这种认识,我在《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一书中专门增加了“结语”一章,提出统合孟荀,重建道统。这时荀子研究已经可以说是呼之欲出,故在结束思孟学派研究后,我马上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出土文献与荀子哲学》,同时接受邯郸学院的聘请,担任“荀子与赵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与廖名春教授一起组织、成立荀子研究学会,与康香阁教授编辑、出版《荀子研究》,并组织、举办了三届荀子研究国际会议,我的研究方向已全面转向了荀子。

  至于我从孟子转向孟学史研究,则更多是出于学术的考虑。《孟子》固然重要,但历史上注《孟》、释《孟》的著作数量更为庞大,有些著作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甚至可以说,不了解孟学史就不可能真正读懂《孟子》。其实不仅《孟子》如此,其他经典亦是无不此。所以一部经典的研究相对成熟以后,便转向这部经典的学术史研究,可以说是学术发展的一般趋势。如《论语》研究转向《论语》学史研究,《老子》研究转向老学史研究,《庄子》研究转向庄学史研究等等,《孟子》自然也不例外。从这一点看,《中国孟学史》的立项可谓适逢其时,顺应了学术的内在发展和要求。我转向孟学史研究的另一个原因,是孟子研究院成立后,启动了《孟子文献集成》重大项目,对历代孟学史文献进行搜集、整理。我参与了这一工作,担任副主编,目前已出版宋元卷和明代卷共46册。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么现在米已下锅,该巧妇施展厨艺了,孟学史研究自然便被提到议程之上。不过由于荀子的缘故,我在从事孟学史研究时,比较重视孟学与荀学的关系,注意考察二者的相互影响和此长彼消,这是我在做课题论证时便向课题组成员所强调的。

  学界公认,孟子的亚圣地位是逐步确立的,南宋以后孟学才压倒荀学,成为儒学正统,《孟子》一书也完成了由子书到经书的升格运动。但从整个儒学史来看,孟学的地位和影响,特别是与荀学的关系,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谭嗣同曾说:“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仁学》)似夸大了荀学的影响,对荀学的评价也不够客观。但仍有一些学者主张,至少在两汉时期荀学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孟学,这方面以台湾的徐平章先生为代表。徐先生主要从汉代的经学、子学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在经学方面,虽然孟、荀均传授六艺,但由于荀子差不多活到“六王毕,四海一”的战国后期,六经多是由他才传到后代,汉初的经师,如毛公、申公、穆生、白生、张苍、贾谊、大小戴等,直接或间接都出于荀子之门,所以荀子与汉代经学有着更密切的关系。这点前人也曾谈到,清人汪中说:“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盖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传之,其揆一也。”(《荀卿子通论》)梁启超亦称:“汉世六经家法,强半为荀子所传,而传经诸老师,又多故秦博士,故自汉以后,名虽为昌明孔学,实则所传者仅荀学一支派而已。”(《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汉代儒学除经学外,亦包括子学,而荀子“隆礼重法”,注重外王事功,对汉代诸子亦影响颇深。“汉世儒者,非仅浮丘伯、伏生、申公一辈博士经生,大部出自荀卿之学。即其卓称诸子,自陆贾以下,如扬雄、王符、仲长统,及荀悦之伦,亦莫非荀卿之传也。盖两汉学术,经学固云独盛,然因承先秦诸家之余风,子学述作亦复不少,其列于儒家者,大抵为荀卿之儒也。吾人读其书,荀卿之色彩颇浓,申、韩之绪余,亦往往杂出乎其间。”并由此认为,“三代以下之天下,非孟子治之,乃荀子治之”(徐平章:《荀子与两汉儒学》,台湾文津出版社1988年版)。

  徐先生的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似乎夸大了荀子的影响。现学术界一般认为,孟子、荀子均对汉代儒学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从司马迁在《史记》中列《孟子荀卿列传》就可以反映出来。《儒林传》也称:“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说明司马迁将孟、荀二人是等量齐观的,学者称为孟荀齐号。就汉代经学而言,孟、荀其实都产生过影响。蒙文通有《汉儒之学源于孟子考》一文,对孟子与汉代经学的关系做了初步梳理。徐复观在《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一书中则指出:“孟子发展了《诗》《书》之教,而荀子则发展了礼、乐之教。”由于孟子的“孔子作《春秋》说”奠定了汉代《春秋》学的理论基础,其许多学术观点为西汉今文经学所吸取,故有学者甚至认为,孟子对西汉今文经学的贡献决不在荀子之下。就汉代子学而言,也并非只是荀学的延续,而更多表现为对孟、荀的融合。如在人性论上,一些儒家学者试图在理论上将孟子的性善与荀子的性恶(汉儒的理解,实际为性恶心善)相融合,并提出自己对人性的理解,董仲舒、扬雄均表现出这样的思想倾向。在政治思想上,则主要将孟子倡导的仁政与荀子强调的礼法相结合,同样是兼取孟荀,而不是荀学独尊。只不过汉代儒学关注的主题尚不是天道性命,而是礼乐刑政,故荀学更适合时代的需要,受到诸子的垂青而已。从孟学史的角度看,两汉时期孟学总体上处于上升、发展之中,有两个事件值得关注:一是在西汉昭帝时的盐铁会议上,孟子思想大放异彩,成为贤良、文学抨击时政的理论根据和思想来源,而孟子的地位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二是扬雄推崇孟子,自比于孟子,仿效孟子批判杨墨,捍卫孔子之道。唐韩愈曾说“因扬书而孟氏益尊”(《读荀》),徐复观先生也说,“就西汉初期思想的大势说,荀子的影响,实大于孟子……拔《孟子》于诸子之上,以为不异于孔子的,也是始于扬雄”(《两汉思想史》)。有学者将孟学史的发展概况为由“孟荀齐号”到“孔孟一体”,那么这一过程在汉代实际已经出现了。

  两宋是孟学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孟子的地位不断提升,而且彻底压倒荀学,取得正统地位,《孟子》一书也完成了由子书到经书的升格运动。对于这一变化,学术界一般认为,由于两汉儒学偏重制度的建构,对天道性命关注不够,因此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儒学在形上学方面遇到巨大挑战,出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局面。为了迎接挑战,儒家学者就必须重建道德性命之学,以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包含了丰富的天道性命的内容,故受到理学家的重视,给予极高的评价,孟子的地位也一再提升。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局限于理学家或道学家,而是着眼于整个宋代儒学的话,就不得不承认,宋代儒学的主题是天道性命与礼乐刑政的贯通,宋代儒者是以天道性命为礼乐刑政、名教事业的理论依据,以礼乐刑政、名教事业为天道性命的落实处,故是天道性命与礼乐刑政并重。而谈到礼乐刑政就不能不涉及到荀学,故有宋一代,表面上孟学一支独盛,但实际上荀学暗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将这种现象称为“荀学的隐形化”,即一些学者虽然推崇孟子,贬斥荀子,但又自觉不自觉地吸收、利用荀子的思想,这方面可以王安石为代表。王安石尊孟贬荀为世人所知,其《淮南杂说》一问世,便被世人视为孟子复出;其《性论》一文也表达了与孟子相似的性善论思想。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思想成熟后,便主动放弃了性善论,而采用自然人性论,主张“以习言性”。其对礼乐刑政的论证也主要是荀学的思路,即从自然情感中推出可以共存的普遍之性(“大中之性”),视其为礼乐的根据与来源,以立法的形式予以肯定,并以刑政加以维护。关于这个问题,拙文《王安石政治哲学发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3期)有专门论述,这里不展开。总之,即使在两宋时期,荀学地位虽然下降,但在儒学的建构上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对儒家来说,谈内圣、心性,固然要以性善论为根本;而谈外王、制度,则又要回到自然人性论。从这一点看,荀学依然是宋代儒学不可或缺的重要面向。

  谈到宋代的尊孟,就不能不涉及同时并存的“非孟”思潮。如果说尊孟学者往往钟情于孟子的性善论、浩然之气、大丈夫精神和独立人格,那么,非孟学者担忧的恰恰是以上内容对大一统君权可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据记载,宋时严松曾问梭山(陆九韶,陆九渊之兄):“孟子说诸侯以王道,行王道以崇周室乎?行王道以得天位乎?”梭山说:“得天位。”严松又问:“岂教之篡夺乎?”梭山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象山叹息曰:“旷古以来,无此议论。”陆象山所叹息的正是非孟学者所着力批判的。在他们看来,孟子游说诸侯,不是劝其尊周王,而是鼓励其行仁政自己称王,这本身就有悖于孔子,不仅不符合名教之旨,一旦流行起来,还会对当时的统治秩序形成冲击。如李觏批评说,“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为君也”,孟子“名学孔子而实背之者也”。因此,如果跳出心性,如何看待非孟学者对孟子政治思想的批判和评价?尊孟学者又是如何化解这一矛盾?同样是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宋代的孟学及其与荀学的关系,当然不限于以上方面,而是包含着更为丰富的面向和内容,需要认真梳理和研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第一手材料做全面、细致的收集和梳理。亚民的这部《文献集成》所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孟学史材料,免去了研究者的检索之繁。相信亚民的工作会得到学界的关注与肯定,也会对我们正在写作的《中国孟学史》带来极大的便利和帮助。

 



责编:方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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