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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术:水路与戏路——京杭大运河在明清戏曲发展中的作用


http://www.jslib.org.cn   2017-08-14 10:44:00  来源:2017年08月14日 光明日报 作者:苗菁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戏曲的一个繁荣与发展时期。今天中国众多传统戏曲的声腔或剧种,多数都是从那时起发展演变而来的。在传统戏曲界,向来有“水路即戏路”的说法。但需注意的是,所谓“水路”并不仅仅指的是一条普通的河流,它实际上指的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水道及与这条水道紧密相关,并被这条水道带动起来的经济、文化带,与戏曲欣赏人群的聚集区。这条经济、文化带与聚集区,一般需具备这样几个条件:它必须是一条在全国或区域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黄金水道,它必须有在全国或区域社会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中心城市,它必须有大大小小、不断分布着的,从经济与文化水平上说,都有相当地位与影响力的市镇。只有如此,这条“水路”才能成为戏曲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戏路”。而在整个明清时期,尤其是对外的国门没有全面打开之前,能符合这几个条件的“水路”,应首推京杭大运河。所以,研究明清戏曲史,人们会普遍感受到,当时的一些主要戏曲活动,都曾与这条水道发生过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沿岸的北京、扬州、苏州等城市是全国最重要的戏曲活动中心。苏州、扬州两座城市之所以能成为戏曲活动的中心,某种程度上都得益于京杭大运河。因为运河的贯通,明清两代的苏州和扬州是商人、士绅以及文人大量聚集的地方。到了清代,扬州附近两淮盐区有全国产量最高、行销区域最广的盐场,税收占全国盐税银的62%,是清政府最发达的盐生产、运输、销售的集散地与中转地。清朝的盐商普遍生活奢侈,导致扬州城内铺行林立,商业繁荣,茶肆、酒楼、饮食、服饰、浴室等服务性行业极度发展。同时,在文化生活上,盐商们普遍追求“俳优伎乐,恒歌酣舞”(雍正“上谕”,《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十八)的生活。于是,以盐商的经济支持与文化消费需求为主要动力,戏曲在扬州走向兴盛也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沿岸及其附近地区是著名戏曲声腔与剧种的重要发源地。如明代四大声腔中,除弋阳腔外,海盐、余姚二腔都产生在运河附近地区,昆山腔更直接产生在运河岸边的苏州。昆山腔出现并逐渐演变成著名声腔,除了自宋元以来,这里有较好的戏曲传统这个因素外,还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是运河的因素。因临近运河,苏州成为南北戏曲、音乐的交汇点。二是欣赏与创作群体的因素。因经济、贸易的发达与繁荣,苏州成为富庶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这些人群中,尤其是士大夫与文人们,对戏曲有更高、更艺术化的要求。他们成为昆山腔的重要观众来源,及改革的坚定支持者。以此为基础,魏良辅等人才走上了改革昆山腔的道路。他们借鉴各地戏曲艺术,对传统昆山腔的声腔、歌唱、伴奏等进行了广泛改革,使得昆山腔由“率平直无意致”(余怀《寄畅园闻歌记》)的“讹陋”声腔,变成了“清柔而婉折”的艺术(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这是一条提高与雅化的道路。正是由于这种改革,才使得昆山腔由一门只限于吴中一隅的声腔,迅速扩大了影响,最终成为“四方歌者皆宗吴门”(徐树丕《识小录》)的居诸腔之冠的剧种。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沿岸城市是各地、各种戏曲声腔与剧种的吸纳之地。一般而言,当某一地区或地域产生了一个新的戏曲声腔,并经过无数艺人通过不断演出与改进在当地获得成功后,都会有走出本地的意向与举动。而走出去,一般会走向商业贸易发达的地区,这里是最能聚集戏曲观众的地方,也是最有经济条件与闲暇时间观看戏曲的地方。由于运河沿线多经济与商业发达的城市与市镇,所以,明清时期,各地的声腔与剧种,因各种条件或机缘,往往都会向京杭大运河沿岸的城市和市镇靠拢与聚集。这成为明清时期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以清代的扬州为例,就曾聚集了各种声腔,除昆曲外,来自各地的声腔,如弋阳来的高腔、句容来的梆子腔、安庆来的二簧调、湖广来的罗罗腔等,都曾先后向这里汇集。将如此丰富的南北戏曲吸纳于一城,除了北京,当时全国没有第二座城市能够如此,这显示了扬州非凡的经济实力与文化容纳力。正因为聚集了众多的戏曲声腔及种类,才使得扬州组织、管理戏曲的人们(两淮盐务官员)不得不将之进行分类管理,于是便有了“雅部”“花部”的划分。“雅部”意为雅乐正声,专指昆山腔(昆腔);“花部”意为花杂不纯的戏曲,泛指除雅部外的一切地方戏,如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之类(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或者说,“花雅”的提出与划分,肇始于扬州,是其将各地戏曲聚集在一地的结果。它一方面反映出清代中期各地、各种戏曲繁荣的情形,一方面也体现出扬州对各地戏曲的强大吸纳力量。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是一条最重要的戏曲传播通道。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沿岸不仅是一个吸纳各地戏曲的地方,其水路还是传播戏曲的重要通道。沿着运河,北方的戏曲传播到南方,南方的戏曲也传播到北方。产生于山东的柳子戏(东柳)曾沿着运河传播到苏州,留下“吴下传来补破缸,低低打打柳枝腔”(吴太初《燕兰小谱》)的诗篇;产生于秦陇(陕西、甘肃)一带的秦腔,曾因来自北京的魏长生的到来,在扬州出现“到处笙箫,尽唱魏三之句”(谢榕生《扬州画舫录序》)的热潮。这些都是北方戏曲沿运河传播到南方的显例。更多情况是,因为政治中心在北京,各地较为成熟的戏曲都有向其靠拢、传播的驱动力。南方戏曲向北京传播,很多情况下是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进发,来到北京的。这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这种声腔或剧种,产生在运河附近,就会顺势沿运河走向北京;一种是这种声腔或剧种,并不产生在运河附近,有时也会先向运河附近靠拢,然后再顺势北上进入北京。

  明代海盐腔向北京的传播,是第一种情况。海盐腔产生之初,主要是在南运河及其附近传播,所以,徐渭《南词叙录》中说“称海盐腔者,嘉、湖、温、台用之”。随后,它沿运河一线,南下杭州、余姚,北上苏州、松江。由于它在苏州的盛行,引起魏良辅的厌恶,促使他要对苏州的昆山腔进行改革(纽少雅《南九宫正始自序》)。与此同时,海盐腔沿大运河北上,在进京途中,至少是明嘉靖后期,便传到了运河重镇——山东临清。于是在《金瓶梅》中就有了“海盐弟子扮演戏文”的记载与描写。万历三年,与汤显祖齐名的,临川前四大才子之一的帅机,经过临清,留下了《舟次临清有感故乡梨园之音》的诗作,其中有“久羁北土裘应敝,乍听南音泪欲涟”的诗句,也反映出此时仍有海盐腔在临清盛行的情景(帅机《阳秋馆集》卷四)。沿运河,海盐腔最终传入北京。顾起元《客座赘语》中载:“万历以前,公侯与缙绅及富家……大会则用南戏。……海盐多官语,两京人用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中载“至今上(明神宗)始设诸剧于玉熙宫,以习外戏,为弋阳、海盐、昆山诸家俱有之”,也就是说,从明嘉靖到万历之时,北京城中,海盐腔不仅在社会上及士大夫中流行,就连宫中也比较盛行。

  清代徽班进京,是第二种情况。以演唱“二簧调”为主的徽班,发源于安徽南部山区,因为扬州盐商中多徽州人,所以也就有了向扬州靠拢的机会。进入扬州后,经过不断的艺术实践,也经过不断向其他声腔学习,徽班艺术获得了大幅提高。主要表现在:形成了优美丰富的唱腔;初步有了丰富的演出剧目;行当已相当齐全,并以武打见长;形成了重做工、讲表情的演出特点。所以,在扬州的徽班,经过自身的发展,实际上已成了能够连演大戏的大戏班。借助为乾隆做寿的机会,徽班从运河进入北京,凭借着在扬州已经形成的特点与实力,在与其他声腔同台献艺中,相互竞争,逐渐吸收、融合了其他声腔的精华,更加提高了自身的艺术水平。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京剧。而在京剧形成过程中,还能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即早期的京剧艺人,多苏州、扬州一带人。他们进入北京,也多和运河有关系。据《燕京杂记》记载:“优童大半是苏、扬小民,从粮艘至天津,老优买之,教歌舞以媚人者。”又《品花宝鉴》中说:“京里有个什么四大名班,请了一个教师到苏州买了十个孩子,都不过十四五岁,还有十二三岁的,用两个太平船,由水路进京……在运河里粮船拥挤,就走了四个多月。”这说明,运河还曾是从南方向京城不断输送京剧艺人的一条重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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