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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汉学:美国汉学家眼中的近代中国


http://www.jslib.org.cn   2017-07-13 14:33:00  《图书馆报》 作者:[美]]魏斐德  

 
《中华帝国的衰落》.png

    对中国近代发展,一般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中国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被动给予回应,向现代化转型,其二认为衰落的中国被革命和新思想所拯救。但一个事件的发生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它的种子其实早已埋下。魏斐德跳出了编年史框架,关注事件本身,从晚明的社会结构入手,探索晚清中国衰落的原因。

    竞争十分激烈,士绅阶层的社会流动性也很高。任何一次考试,最后获得士绅身份的人中,都有三分之一是新鲜血液,即他们的父辈从未获得过任何功名。而每十个进入这一阶层的人中,只有两人的直系后代能通过获取功名来保有家族的这份公职。如果功名是身份的唯一象征,那精英阶层就在持续变动。因此,相比汉诺威王朝的英国绅士,中国士绅的稳定性就要差很多。和18世纪法国的贵族相比,通过科举获得士绅身份的人,比例也跟前者大相径庭。19世纪晚期,全中国仅有百分之一点七的人口属于士绅家庭。
    因为要达到更高阶层非常难,所以举人和进士具有极高的社会声望。上层士绅(举人和进士)与被称为“士民”的下层士绅(生员)区别相当明显。只有少数士绅(1723年至1795年间,仅六千八百八十四人获得进士学衔)能在国内扬名。尽管机会渺茫,该头衔能带来的荣耀,仍足以激励数百万文人年复一年地为科考埋头苦读。由贫到富、由忍饥挨饿的一介书生到受人款待的帝国文人,这一鱼跃龙门般的跨越是极不寻常的。然而,成功的可能性既不能缓解社会不满情绪,也无法给予这个文明持续发展的动力。
    科举考试体系把士绅阶层的文化水平维持在一个较高的程度。在诸如清初等特定时期,考试科目还包括法律和行政管理。不过,最普遍的科举试题仍与文学和哲学有关。这些出自儒家经典的试题不仅需要应考者提前背诵,还需要用极难掌握的八股文作答。因此,所有的士大夫不论地域或社会背景,都得学习相同的儒家经典,并以通用的文言写作。这种高层文化将士绅与不通文言、书法或不懂基本儒家经典的普通人区别开来。不幸的是,科举制度鼓励死记硬背朝廷奉为正统的经典。批评该制度的人认为如此将禁锢创造性思维,培养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虫,而非知识分子。这意味着一个资质上佳的学生若立志科考,便需要五岁习字、十一岁熟记四书五经、十二岁精通作诗并于之后开始学习八股文写作。如果他能坚持不懈地严格遵守这个时间表,便能在十五岁时首次尝试乡试。大多数情况下,初次应试几乎都会落榜。但经过反复尝试,他或许能在初登弱冠后的二十一岁光耀门楣,获得生员学衔。大多数人二十四岁才能通过乡试,平均三十一岁成为举人,三十六岁成为进士。实际上,似乎一系列考试,便是有志功名者全部的生活。比如,乡试其实由三场不同的考试组成。通过考试成为生员的人,之后每三年都得参加一次考试,以保持自己的士绅身份。已达到殿试水平的士绅要实现相同目的,花在考试上的时间肯定早已超过一百六十天。
    然而,尽管代价如此高昂,却无人质疑这一制度的合理性。那些通过科考的人,付出的精力和时间都得到了回报。可以说,他们与其他踏上这条艰苦之路,一生都致力于钻研经典文化的人有着共同的期许。但那些考场失意的人会怎样呢?那些身处底层,未能成功攀上这座陡峭金字塔的学子,必定会无比沮丧、失望至极。而那些成为生员的人,则更加明白除非继续往上爬,否则多年的苦读依然不能为他们换来一官半职。朝廷试图通过定期奖励资深生员,授予他们贡生(帝国学生)头衔,让其有资格捐得一些下级官位,来缓解他们的不满情绪。然而,挫败感仍持续引发着普遍的怨憎情绪。问题就在于,每个人都清楚自己成功的几率是六千分之一。虽然与其他任何传统文明或近代文明相比,帝制晚期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的擢升几率更大,但精英阶层的发展仍然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此,不得志的生员往往以抗议活动来发泄。很多叛乱甚至一些大规模暴动的领导者,不是政见不同的下层士绅,就是为了通过更高级别的科考,耗时多年的应考者。然而,地方上(有别于中央政府)的声望又不至于让这种不满情绪完全失控。上文提到的那些士绅才能穿戴的服饰和社会的认同,不仅能满足最底层士绅的虚荣心,也能让其有别于普通民众。

                 



责编: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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