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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汉学:中华文化“走出去”,汉学家功不可没——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朱振武


http://www.jslib.org.cn   2017-07-06 18:50:00  《文汇读书周报》第1670号第一、第二版“特稿”作者:蒋楚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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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

    作者:朱振武等著

    出版社: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英译活动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开展而递次展开,到新千年始呈突破之势。从1935年第一个由官方创办向西方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的杂志《天下》,到新世纪的“大中华文库”,中国现当代文学正逐渐闯入外国读者和学者们的视野,随之而来的是对其英译现状的研究和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各类讨论。但是,以往的研究者大都以译作为着眼点,殊少以汉学家为重心进行研究。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朱振武领衔撰写的《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一书则弥补了上述不足。这部专著通过对汉学家们的成长历程、求学历程及其中国文学英译历程进行追述,对他们的翻译作品的总体情况、宏观的翻译策略,特别是这些翻译互动给我们的启示进行探讨,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寻得了新的路径与策略。而这个研究课题也在不久之前成为2017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唯一的一个翻译重点项目。日前,记者就此独家专访了朱振武教授。     

    读书:能不能先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活动的历史与现状?

    朱振武:目前,英语已经成为世界性语言,使用的人群也非常广泛,因此,中国文学的英译也就成为重中之重。中国政府为此也付出了许多精力和财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主持编辑出版的“熊猫丛书”计划,推出了一百九十五部文学作品。但是,规模庞大的“熊猫丛书”并未获得预期的效果,除少数译本获得英美读者的欢迎外,大部分译本并未在他们中间产生反响。新世纪开始启动的《大中华文库》翻译项目也是声势浩大,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一百八十多册。然而除个别几个选题被国外相关出版机构看中并购买版权外,绝大多数已经出版的选题都局限在国内的发行圈内,似尚未真正“传出去”。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良好愿望与现实状况形成了较大反差,这就促使众多专家学者开始探求问题的症结所在,并希望开出有益于中国文学外译的良方。     

    读书:您在《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一书的序言中提到,从2010年到2016年间,研究中国文学英译的专著就有二十二部之多,论文更是达到一百多篇,为什么对中国文学英译活动的研究会成为新世纪特别是近几年的一个热点?

    朱振武: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文化是重要的途径。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影响的不断扩大和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显著提高,中国文学文化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学习汉语乃至研究中国文学文化甚至成为一股热潮,而中国文学文化怎样才能更加有效地“走出去”也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所以,中国文学外译就成了一个热门话题,汉学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中的作用自然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读书:这本著作与同类图书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当初是怎么想到要撰写这样一本书的?

    朱振武:中国文学英译中,汉学家们对鲁迅、茅盾、沈从文、萧红、郭沫若、丁玲、老舍、王蒙、莫言、贾平凹、姜戎、余华、王安忆、韩少功、残雪、麦加等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译介,其相关研究也成绩斐然,直接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三百多部。

    虽然相关研究不少,但这些研究的侧重点都不在汉学家的翻译实践、理念及其学术贡献等问题上。学者们主要围绕中国文学英译的现状、挑战与机遇以及“谁来译”、“译什么”、“如何译”等问题展开研究,而对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效果和接受度研究较少,对汉学家们在我国文学外译方面的活动和贡献也缺乏梳理、评述和总结。另外,对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作品的总体情况、宏观的翻译策略及存在的问题的探讨则更少。而这些恰恰是《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一书的重点,也是我们撰写这部著作的动因。     

    读书:一直以来,大家争议最多的就是汉学家对中国文学所作的“改头换面式”的翻译,包括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一些处理方式,这点您在附录的文章《朱振武谈莫言与葛浩文:莫言的电话号码》中也有提到。对于这种争议您怎么看?

    朱振武: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英译获得了巨大成功,可谓有目共睹。而不少人就葛氏对原作“误译”的指责,也不容忽视。《狼图腾》的作者姜戎与葛浩文一同参加在莫干山举办的笔译工作坊时,曾就“误译”的问题发生激烈的讨论。比如,就“熊可牵,虎可牵,狮可牵,大象也可牵,蒙古草原狼不可牵”一例,葛浩文的译文是“You can tame a bear, a tiger, a lion, and an elephant, but you cannot tame a Mongolian wolf”, 姜戎认为不妥。作者认为“pull”与“牵”完美对应,而译者认为译成“tame”更合情合理。上述事例中,由于译者与作者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不同,译文出现对原文有所偏离的现象在所难免。同时,出于译者对目标语读者阅读习惯的考虑,翻译也不可能一一对等,更不可能简单地机械对等。因此,《丰乳肥臀》中“咱们做女子的,都脱不了这一难”,在葛氏的译本中改头换面为“It’s the curse of females”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真正的误译,如在《丰乳肥臀》英译本中把“六个姐姐”译成“seven sisters”,把“手脖子”译成“neck”,那是另一回事了。

    葛浩文的翻译与原文信息有所偏离的现象看似不少,但仔细考察其译文,我们发现,有些偏离,也就是有的文章批评的改译或所谓的“误译”,实为译者出于更易被国外读者接受的考虑对原文本作出的创造性重构。我曾以莫言的中短篇小说集和几部长篇小说的英译为例,探讨葛氏如何在“误译”的表象之下,有时一词多译,有时唯意是图,有时“得意忘形”,有时也难免误读误译,但又瑕不掩瑜,避免了机械对等和简单“愚忠”,从而超越了归化和异化等传统翻译技巧和理念,极大提高了译文在目标语语境中的可接受性。    

    读书:所以说您总体上是肯定这些汉学家们的英译成果的?

    朱振武:其实,说葛浩文随意增、改、删莫言作品,主要是源于葛浩文给莫言的那封信。翻译《丰乳肥臀》时,葛浩文由于不得已要调整、删除和改动一些地方,便给莫言写了那封信。莫言很大度,说你怎么翻译都行。莫言的话当然不代表葛浩文真的就随便翻译了。事实上,那封信正说明,葛浩文作为一个严谨的翻译家,由于非常重视原文、尊重作者,于是稍加增、改、删,都要征求原作者的意见。葛浩文的翻译偶尔确实有误译。但更多情况下,所谓“误译”,其实是译者以更加忠实于原作的方式,凿穿文字表层,破解文本的深层含义,并最终重新确立忠于原作而又使目标语读者喜闻乐见的译本。貌似误译,其实正是传神之笔,是妙手偶得之作。葛浩文的移译使莫言的文学想象成功地消弭了中西方语言、文化、心理和审美层面上的诸多差异,在全新的接受语境中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葛浩文的成功是译无定法的有力诠释,是对机械对等和简单“愚忠”的有力回应,不仅打破了归化异化之类的成规和窠臼,也为翻译工作者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一条不破不立的翻译路径。

    正是葛浩文等汉学家们的“信”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莫言等中国作家,使他们的作品比较原汁原味地走向英语世界乃至世界各地。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中国文学“走出去”,不能一味地仰人鼻息,唯马首是瞻。没有创新,没有自己,步人后尘,机械模仿西人外人的作品,推出去也不会有什么市场。

    读书:在前不久举行的“再登巴别塔——文学翻译的现状与未来”的研讨会上,翻译家黄福海将汉学家霍克思与翻译大家杨宪益的《红楼梦》英译本进行了比较,认为杨宪益的译本更好。您认为呢?中国文学由汉学家来译,或是由中国的翻译家自己译,差异化的地方在哪里?

    朱振武:那个会上,我也作了发言,还专门把霍克思、闵福德翁婿的《红楼梦》英译本与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红楼梦》英译本作了比较。我认为,霍译本《红楼梦》在过去几十年里销路和影响明显超过杨译《红楼梦》,一个重要原因,是霍译本采用的归化为主(尽量从读者的接受角度出发)的译法,更适合当时及稍后的读者。而杨译本采用的异化为主(尽量贴着原文走,以忠实为圭臬)的译法在当时和稍后有些超前。我还强调,现在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非常大,英语世界的读者越是了解和接触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学文化,杨译《红楼梦》就会越受欢迎。

    读书:在当下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下,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要实现实质性的跨越与突破,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

    朱振武:要真正将中国文学文化推向世界,就必须统筹安排、整合和优化翻译资源,同时要改变观念,认清译入和译出的本质差异,形成翻译自觉。的确,无论是作家还是翻译家,只有拥有良好的文化自觉和社会担当,才能够使中国文学文化走得更远,并为学界带来更大价值的学术贡献。莫言的作品植根于家乡土壤,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较好地做到了兼收并蓄,这是其作品走向世界的深层原因,也应该是我们考虑选择源语文本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国文学文化要想“走出去”,译介什么和怎么译介应该同时考量才行。

    首先,中国文学要想走向世界就要充分利用国外翻译资源和汉学资源,但怎样有效利用是个问题。汉学家们的译作越是忠实源语,就越能证明中国作家的独特艺术魅力。但他们的翻译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汉学水平、文化操控、翻译技巧、译者个性、审美差异和意识形态等各种问题。所以中国当代文学要想真正“走出去”,我们要摒弃单纯的文学思维,不顾目标语读者的接受习惯和思维方式、不考虑市场因素的一厢情愿都是要纠正的。

    当然我们也要重视政治因素,加强政治思维。中国文学外译过程中不可能避免政治因素,认清政治因素的正当性与必要性,才能揭示西方在接受中国文学过程中的政治偏见,充分利用各种政治资源,提高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效率。

    第三就是要注重市场因素,培养市场思维。从英语世界这些专门从事中国文学英译的翻译家所译介的作品来看,目标语翻译家和出版商对目标市场的考察都下了很大功夫,他们的译作在英语世界的畅行与市场因素显然密不可分。随着翻译商业化和产业化的不断深入,在应用翻译领域,市场已成为首要考虑的因素。

    当然,尽管是“走出去”,但我们的外译工作还是要以我为中心,为我服务,必须有主体意识,而不是迷失自己,委曲求全。事实上,越是没有自己的特色,你的文学就越是走不出去。

 



责编:朱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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